在2004年10月中旬，位於北京鬧市區的八家超市陸續收到了一名匿名者寫來的敲詐信，嫌疑人聲稱，在超市的食品裡下了毒，只有在規定的時間裡向他的賬戶打錢，他才會說出這些有毒的商品放在了哪裡，幾家超市紛紛疏散顧客，檢查商品，聞訊趕來的民警發現，除了這封手寫的匿名信外，再沒有任何線索，筆跡鑑定專家能從這字裡行間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嗎？
2004年11月中旬，在北京市三個城區，共有八家超市收到了這種敲詐信件，寫信人自稱孩子病重，急需用錢，揚言在超市食品中投毒，以此威脅超市經理，進而索要錢財，信中還同時提供了一個銀行賬號。這封信只有幾百字，卻足以讓人不寒而慄，從11月12日到15日，接到敲詐信的超市紛紛停業，短短几天時間就鬧的人心惶惶。
由於案情重大，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了專案組，對系列敲詐案進行併案偵查，調查工作圍繞這些敲詐信迅速展開。偵查員將涉案信件彙總到了一起，送往刑偵總隊刑事技術處文件檢驗室，由刑偵專家負責檢驗鑑定。拿到這些敲詐信後，刑偵技術人員進行了仔細比對。由於信的內容及其相似，裡面的許多字也都是相同的，而對這些相同字的一一對照，最終判斷是同一個人書寫。
在檢驗過程中，民警發現這封信的內容似曾相識，並聯想到不久前發生在天津的一起案件，為了串並類似案件，天津警方曾經發來傳真，內容也是一封敲詐信，經過比對，天津警方提供的信件和這些敲詐信都是同一個人所寫，儘管認定了寫信人的同一性，然而這只是文件檢驗工作的一部分，在這起案件中，除了這幾封信，其他線索寥寥無幾，那麼如何確定犯罪嫌疑人的真實身份呢？
經過反覆閱讀這些信件，梁國生在心裡仔細的揣摩著，刻畫著寫信人的特徵，從整篇信的內容來看，梁國生的第一感覺是寫信人的文化程度不高，應用語言文字的能力較差並且犯罪嫌疑人說他急需用錢，理由是女兒生病，這個細節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儘管這只是犯罪嫌疑人的託辭，但梁國生分析，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中年人。
在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裡，刑事技術人員完成了對敲詐信的筆跡鑑定，根據這一結論，涉嫌敲詐的犯罪嫌疑人有如下特徵。年齡在38歲左右，文化程度較低，收入低下或無業，專案組在全市範圍內發佈了協查通報，尋找這個敲詐超市的犯罪嫌疑人。很快從一家超市傳來消息，超市員工在檢查監控錄像時發現一名男子行跡十分可疑，此人於案發前進入超市，在存包處逗留了相當長一段時間，而這裡正是發現敲詐信的地點，從監控錄像上看，這個人的年齡大概在30至40歲間。
筆記鑑定專家的推斷，再加上視頻的印證，這名涉嫌敲詐的嫌疑人的面目逐漸清晰，協查通報發出後不久，有群眾反應，在西城區平安里發現了嫌疑人，就是這個人，尹某，民警在他的揹包裡找到了沒有投撒完的毒藥，那麼，這個尹某是什麼人，又怎麼會想到要敲詐超市呢？經過詢問，犯罪嫌疑人尹剛承認了在超市投毒，並敲詐勒索的犯罪事實，在尹剛身上，偵查員還搜出了超市的存包牌、儲蓄卡等物品。
根據尹剛交代，自2004年10月至11月間，他先後在河北省保定市、天津市、北京市，利用類似手段作案十餘起，正如他在敲詐信中流露的想法一樣，最終他難逃法律的制裁。根據刑偵專家的介紹，在案件破獲以後，他們對尹剛的有關情況非常關注，尤其是他的年齡，因為這可以驗證通過筆跡鑑定得出的結論是否準確。每個人的書寫習慣各不相同，所以寫出來的字也是千差萬變，而書寫習慣是不以為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就算故意偽裝也不會徹底改變，筆跡鑑定就是發現筆跡中特殊的、穩定的個性特徵，從而認定是否為統一。
尹某吸毒5年，敲詐超市的原因是為了湊錢買毒品，當年採訪這起案件的記者告訴我，庭審的時候，有一個場景讓他印象很深刻，尹某是一直盯著正在用電腦整理材料的書記員，嘴裡嘀咕著，“要是有機會學電腦就好了，沒有一技之長保不齊哪天就會犯傻……”，這是一位服刑人員的人生感悟，我們每個人又何嘗不是一樣，學什麼或許因人而異，有一顆善於學習的心，生活就不會太差，如今尹某早已服刑期滿，迴歸社會，願他能明白，這話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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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間，為保障顧客購物安全，北京各大超市紛紛“出招”
疫情防控期間，為保障顧客購物安全，各大超市紛紛“出招”。
在房山區新隆嘉超市，戴著口罩、手套的售貨員站在櫃檯內，根據顧客的需要，將每種蔬菜裝袋、稱重，之後直接從蔬菜區收銀臺結賬，顧客的買菜過程被大大縮短。新隆嘉超市事業發展部經理白光珣說，超市每個商品區域都配備了稱重收款秤，顧客選好商品直接結賬，做到即買即走，避免扎堆兒結賬。
在華冠天地城關店，超市入口處的桌子上擺放著免洗洗手液，讓顧客先消毒再進店。進入超市，隨處可見關於“一米排隊法”的宣傳告示。超市內的顧客不多，顧客與超市工作人員之間都儘量保持著安全距離。
農林路社區內設立了抗疫提貨站，以後居民再也不用外出去超市買菜了，通過多點App線上下單，就可以在站點取貨。農林路社區抗疫提貨站位於社區居委會的一間辦公室內，居民通過App下單購買的蔬菜水果、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都可以在這裡取到。
疫情防控期間，城關街道與物美聯合設立了“社區抗疫服務站”，目前，轄區內已有馬各莊、丁家窪、農林路社區等6個站點。消費者按訂單到服務站自提，做到了購物、結賬、提貨全程無接觸。
非典期間高校收到敲詐信，寄件人威脅到食堂散播病毒
現如今，舉國上下奮力抗擊疫情的時候，有人卻想借機發國難財，17年前，非典期間，同樣有人打著這樣的小算盤。2003年5月，海淀區一所大學收到了一封敲詐信，索要10萬元人民幣，嫌疑人揚言，不給錢，他就把醫院裡非典病人用過的口罩帶進學校食堂。病毒口罩、進入幾千名師生就餐的高校食堂，後果可想而知，就在辦案民警展開調查的時候，又有一所學校收到了敲詐信，同樣索要10萬元。
經初步檢驗，民警發現這封敲詐信裡的字跡，七扭八歪，寫得鬆鬆垮垮，而且字的大小也各不相同。民警分析，這些字跡是經過偽裝的。
隨後刑事技術人員將敲詐信帶回實驗室做進一步鑑定。就在此時，110指揮中心接到報案，位於海淀區的另一所大學也收到了類似敲詐信，犯罪嫌疑人同樣索要10萬元現金。
在相隔幾個小時的時間裡，兩所大學先後收到了相似的敲詐信，那麼這兩封信會不會是同一人所寫？刑事技術人員馬上對這兩封信的字跡進行比對，結果很快就出來了。
經過筆跡鑑定，刑事技術人員確定這兩封敲詐信是同一人所寫。
按理說，找到嫌疑人並不難，因為信的落款位置留下了人名和郵箱，李某，這個李某是什麼人，為什麼要留下自己的名字？當時，辦案民警把所有叫李某，和學校有聯繫的人，都找到，逐一排查。可是很遺憾，他們的嫌疑都一一排除了，就在這時，一位當事人向警方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一名叫張某輝的人，有重大嫌疑，那麼，這個張某輝又是誰呢？此時的時針已經指向了晚上9點，距離第二天早上學校食堂開門，還剩下9個小時。
敲詐信裡的字跡經過偽裝寫的七扭八歪，這與犯罪嫌疑人的字跡又有很大出入。那麼如何證明這封敲詐信是出自這名犯罪嫌疑人之手？
按照筆跡鑑定的技術要求，要想認定一份字跡材料和嫌疑人的筆跡相同，必須具備一定條件，首先要調取嫌疑人親筆書寫的文字。很快，偵查員提取了張雅
輝書寫的明信片、賀卡等材料，並立即送到文件檢驗室。
刑事技術人員將敲詐信和嫌疑人的字跡進行仔細比對，從中挑選出相同字，並臨摹在比對錶上。隨著描字的數量越來越多，民警對敲詐信中字跡的書寫習慣也變得越來越熟悉。
雖然技術人員對嫌疑人的書寫習慣有了一定的瞭解。但是，他們覺得，目前的描字樣本數量還不足以下定論，還不能當證據，此時，已經是凌晨1點，距離食堂開門還有5個小時，這是一場和時間的賽跑。
2003年5月8號凌晨4點，經過10個小時的連續工作，刑事技術人員對所有筆記材料進行了反覆檢驗，最終得出鑑定結論，認定這些敲詐信、誹謗信和恐嚇信的字跡與嫌疑人張雅輝的字跡是同一人所寫。
張亞輝向民警交代，為了報復自己的一位朋友，他想出了冒用朋友的名字去敲詐的主意。他利用人們對非典疫情的恐懼心理，給大學校長郵寄了敲詐信，本想嫁禍於人的他沒有想到，偵查員只用了不到24個小時的時間就識破了他的陰謀。
2003年5月8號清晨，當溫暖的陽光灑滿大街小巷，兩所大學的校園仍舊像往常一樣煥發著勃勃生機。同學們有說有笑的走進了食堂，他們不會想到僅僅一夜時間，北京警方就破獲了兩起以非典病毒恐嚇敲詐學校的惡性案件。所有參與此案的民警用默默無聞的工作，換來了校園的平安。
直到今天，講起17年前敲詐信的故事，依然感到驚心動魄，17年過去了，很多事情發生了變化，疫情面前，心懷不軌的人想著不同的花樣，發國難財；不變的是，公安民警、醫務人員、社區等一線工作者負重前行的背影，和我們戰勝疫情的決心。面對疫情，作為普通人，照顧好自己，嚴格遵守防控期間的規定，不給他人和社會添亂，就是為抗擊疫情做貢獻。
來源：北晚新視覺網綜合 法治進行時、北京晚報、北京法治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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