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們認為，在古代歐洲的專制主義社會下的官僚是貴族的轉化物，因此貴族也越來越官僚化。而在中國的封建專制主義社會，由於它在本質上不是由封建向著資本主義轉化的過渡體制，而根本上就是又一形態的封建組織，因此它的官僚、士族，越來越帶有貴族的品質。
一個封建社會的支配階層，最後都是靠著對於農奴或農民享有的剩餘勞動生產物或其價值物而生活，它用貴族或官僚的名義享有勞動剩餘。然而官僚的貴族化，相伴著土地私有化政策下的農民農奴化，對整個專制官僚統治有著莫大的影響。
那麼發生在中國古代專制主義封建時期的官僚貴族化現象，所發生的基本原因是什麼呢？
貴族最基本的形式特徵是世祿世官，就政治支配的關係來說，是“天生的”統治者。官僚處於政治支配地位。起初，在秦代乃至漢代前期並不是“天生的”，而是依靠“學而優則仕”的推薦，或“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的舉孝廉制度。“天生的”與“後天的”不同分野，就是說後者不能靠血統、靠家世取得統治地位，而必須多少具備當時官制所需求的某種學識、能力或治績。
而所謂官僚的貴族化，表明了官僚取得統治地位，即使沒有完全把當時官制要求的條件丟開，也至少反而藉著學識上的條件，把“後天的”作用加大了，血統、家世、門第越來越重要了。
然則為什麼有這種變化呢？
在專制官僚統治下，作為官僚頂端的帝王，除了王朝的開基者以外，通常是依靠著血統，依著“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的繼承法而行使統治的。這種繼承法原是周代推行貴族政治時確定下來的，以期確保王權，杜絕王位繼承的爭端。
到了秦及以後的王朝，雖然所施行的是專制官僚政治，而貴族政治的繼承法卻依然保留著，於是被我們理解為最大官僚的帝王及其統一血統的皇族，就自然成為“後天的”統治者群了。他們這種立在金字塔頂點的人物或族姓，在自上而下的統治格局下，無異於構成了一個拉著一切其他大小官僚貴族化的起點的格局，於是頭等以下的官僚乃至士族，基於以下四點開始了貴族化。
第一，皇家或皇族自成一個特殊優越的體系。
在“同姓不婚”的規則下，在地位、家世、財產等諸多方面都能夠和他們周旋的異姓強宗、巨族、名門，來同他們這些皇親結成國戚。而且與他們結成婚姻關係的，即使不是強宗、巨族，也很快就會列在大貴族的陣營，其升官加爵全憑由此取得的貴族身份，這種現象很快便成為當時社會權貴的發展導向。
例如漢高祖以亭長出身最終貴為天子，他那位“妻因夫貴”呂氏一家便很快佈滿朝廷要津，而出演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幕外戚之禍。而結束西漢的另一場外戚之禍，也是由當朝皇后王氏“五侯同日封”而引發。皇族拉著大官僚貴族化，大貴族又拉著中小官僚貴族化，使得漢武帝選賢任能的一時人才制度漸行漸遠，而結果就是官僚爭先鞏後地向貴族發展。
第二，王位繼承法的推廣，由帝王推行到他的臣下而成為所謂的社會法則，更會加強貴族化傾向。
中國的宗法組織，原始創始於周代，周代的封建秩序崩潰，這組織理應發生動搖。但因宗法組織的最大特點，就是君權不可分、不可犯，父權、夫權無限大。所以，崇尚儒術，主張綱常教義，便必然要求變相恢復或加強宗法組織。
同時，中國專制官僚統治，一直需要以族長製為中心的宗法社會組織，作為其政治組織的補充。於是，具有濃厚原始性的氏族制，便與專制官僚統治一同千古。在宗法社會組織下，一個人的繁華富貴，不僅被理解為宗族交遊的光寵，且卻是要為宗族交遊所共享共榮的。
第三，作為中國官僚社會先賢任能的“賢”、“能”程度，是用士子對孔家學說下的知識封鎖來實現的。
孔家學說原本是被記載在不易閱讀、不易理解的書本中，後來又分別為歷代的儒家玄學化、禮學化。於是，它本身便成為非一般人所能接近的深奧東西。越是深奧，越使人覺得高深莫測，而對它有一知半解的學子或士大夫，就因此在一般“下民”的心目中，也相應顯得高超和優異。
結果，作為取士、評價人才，乃至實現“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的官僚政治理想的學問，竟反而變為造出特殊身份的武器。這種知識上的封鎖，同上述原因連同作用起來，就相當於補強了貴族化在文化上比較薄弱的條件。
第四，士大夫的經濟基礎在皇權逐步加強的基礎上變得日益雄厚。
官僚貴族化如沒有伴隨經濟條件的改變，那就不論帝王或皇族怎樣加強宗法組織，乃至怎樣厲行知識封鎖，他的貴族身份終究是不易形成的。
秦漢乃至以後的歷代王朝，都把“普天之下”的一部分土地賜封給其親故，意思就是用錢財的給予換取臣下對於權力的放棄。除此以外，厚祿與高官總是相連的。聰明的統治者，往往不但破格賜贈，以結臣下歡心，甚至鼓勵貪汙侵佔，以隳野心者的壯志。而這種財富上的不斷積累，使得官僚世代生活不愁，日益向貴族化發展。
漢高祖對蕭何強買民田數千萬所表示的優容安慰心情；宋太祖權石守信等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的深謀遠慮的打算，都說明專制官僚社會統治者對其臣下，或其臣下對於僚屬所要求的只是忠實而不是清廉，至少兩者相比，寧願以不清廉保證忠實。
這樣的結果就是做官就有機會創造財富，有官便有財，有財斯有土，有土便有社會勢力和身份，而這又反過來成為其知識獨佔的經濟基礎，支撐家族後代在科舉官場上的發展。於是封建官僚的貴族化，便在無形的社會發展中，伴隨著經濟與政治的自然發展規律，潛移默化地成為了古代封建社會的發展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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