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在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放缓的背景下，经济总量能够突破百万亿元，人均GDP过万美元，意义重大。
“2019年我国人均GDP为10276美元，突破1万美元大关。这不仅意味着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而且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在稳步提升，人民生活在持续改善，不仅为中国今年实现全面小康打下坚实基础，而且为全人类的发展进步事业作出了应有贡献。”
如果按照世界银行2017年的标准：人均GDP在3956美元和1223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经济体，高于12236美元属于高收入经济体。
那么中国人均GDP实现1万美元，意味着中国开始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
可以说中国已经站在“中等收入--高收入”的十字路口，因此有人将2020年及其后十年定义为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关键时期。
而纵观全球经济发展路径，人均GDP实现1万美元，除了数字界定的意义，还可以称之为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门槛。
不少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开始陷入了近10年的发展困境。而这个困境背后藏着一个经济学名词叫“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3956美元）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1.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2.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后一种结果称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表现为：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
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从1960年到2008年间，全球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中，只有韩国、日本等13个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
阿根廷、巴西、南非、菲律宾、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达到中等收入经济体后，长期停滞不前，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而经济结构单一、缺乏技术创新是其主要原因。
虽然我国人均GDP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但目前人均GDP仅为美国16%左右，与日本、韩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比较，也只有1/4的左右。
要比肩发达经济体的水平，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并且，虽然到达了“中等收入--高收入”的十字路口，但是中国依然游走在“中等收入陷阱”的河边，我们还没有真正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完成真正的转型？证券研究报告《求索大国转型之道：道、势、策》也许能给我们带来启发与思考：
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如何？
中国还有多大的增长空间？
供给端如何转型升级？
需求侧如何持续增长？
解读字数：4000字
一、全球经济迷茫仍将持续
一般而言，每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之后都会迎来一段很好的经济复苏期。然而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复苏却非常短暂，甚至不值一提。
发达国家的拖累，致使全球“经济迷茫”已有十余年。从GDP占比来看，自金融危机以来“高收入国家GDP/全球GDP”的比例持续下滑，而其他国家的比例则持续上升。高收入国家增长中枢下行，拖累全球经济放缓。
导致“火车头”放缓的原因，首先是供给，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的技术进步放缓，生产效率提升乏力，导致长期的增长放缓。基础学科诺奖获得者平均年龄加速上升，一定程度上说明新研究成果的匮乏。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起伏不前甚至持续下滑。
另外发达国家老龄化加剧，进一步削弱了潜在增速，而新兴经济体年龄结构相对年轻。人口老龄化也弱化了技术创新速度和成果转化潜力，进而对供给造成影响。数据表明高收入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18%，而新兴经济体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不到8%。
从需求来看，金融为爆发后，为避免经济深度衰退，发达经济体普遍大幅加杠杆，透支需求政策。
政府部门大幅加杠杆，而居民杠杆也维持高位，严重限制了需求政策的潜在空间。从数据来看，金融危机前后，美国居民刚刚率一度接近100%，后来有所下滑，但仍然保持在70%以上。日本及欧元区居民杠杆也维持在60%左右的高位。发达国家货币宽松空间逼仄、财政潜在扩张空间也不大等因素也对需求造成巨大影响。
总而言之，从供给和需求两端来看，发达经济体“迷茫期”仍将持续。近十年来，欧盟、日本和美国出口在全球出口中的比重持续下滑，中国经历了快速增长后，2016年以来也有所下滑。因此，全
球经济格局将从“多边赢”到“存量博弈”，国际贸易环境恶化，“逆全球化”思潮重现。
二、未来中国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在发达经济体持续迷茫的背景下，中国是否还有发展空间？从人均GDP来看，我国当前的人均GDP不到美国的1/6，与日韩英德等国也有很大的差距，尚未到相对发达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潜力仍然巨大。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来看，中等收入陷入剧烈分化的局面。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普遍创造出赶超奇迹；而以阿根廷、巴西、泰国等为代表的南美、东南亚国家则陷入停滞的陷阱。未来不确定性加大，关键是中国如何做好这次史无前例的大国转型。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和供需转型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呈现三大特征：中等收入国家、宏观杠杆高位、外需增速放缓。未来的经济政策组合必须实现三大目标：（1）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的长期相对高增长；（2）结构性去杠杆，确保宏观杠杆率不会进一步上行（3）扩大内需，增长过程不再过度依赖外需。
三、供给端“制造业高级化”是唯一路径
回顾全球经济史，唯有持续实现“制造业高级化”的国家，才有望成为发达国家。“过早去工业化”则是中等收入国家陷入增长陷阱的普遍标志。
以美国、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国家，实际人均GDP超过20000美元之前，制造业增加值/GDP>25%。在人均GDP超过20000美元以后，才逐渐降低该比例，平稳实现“去工业化”。
而泰国、马来西亚、阿根廷和巴西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实际人均GDP在6000-10000美元，已经开始去工业化。
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以后，新加坡集中优势发展生物医药、化学品、计算机、电子、光学等高科技产业，尤其是医药及生物制品自1980年快速持续发展。
而韩国，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着力与机械与电子设备，通过电子产业接棒汽车产业，极致的专业化之路实现了实现了制造业升级。
从劳动力供给来看，虽然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但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仍然较高， 农业人口释放空间仍然很大。未来5年，我国劳动力人口占比高于韩国（1987-1991）；未来十年高于日本
（1961-1970）。农业就业人口占比，我国（2018）与日本（1960）、韩国（1986）基本相当。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劳动人口仍然具备优势。未来数年人口结构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四、需求：主动扩大消费内需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何扩大消费需求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以新加坡和韩国为代表的小国家，发展模式主要靠外需拉动，供需分离。需求端直接面向外需、忽略内需，经常账户顺差极高；供给端极致专业化，满足全球特定领域需求。韩国三星手机销量常年高居世界第一。
而发达大国的需求始终得依靠内需拉动。然而对于中国而言，内需的主动扩张，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几乎无先例可循，这也是我国转型的难点所在。
陷阱小国消费内需占比高、层次低，无外需拉动；赶超模式小国依靠外需拉动，供需分离；发达大国内需消费占比长期处于高位。中国必须依靠自己主动扩大消费内需，走出一条独特的转型路径。
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的
“居民分配+消费内需”发展模式，也许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发。日本战后初期通过发展重工业、低成本制造和扩大出口，一度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但这一模式高度依赖资本积累，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较低，50年代末后劲不足。60年代初，日本政府推出“国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旨在增加居民收入分配比例，激发国内消费需求。这一政策在20年间取得良好效果。
内需扩张，显著有利于日本70-80年代制造业供给能力升级，80年代经常账户再转为顺差。居民消费、净出口在GDP中占比同步提升，内外需良性循环。
中国主动扩大消费需求，潜力空间大，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一般来说，人均收入水平越低，居民商品消费占比越高。我国这一比例不仅低于人均GDP超过我国的马来西亚，甚至低于多数发达国家，显示我国居民商品消费仍然具有极大的潜力。
促进居民消费，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居民收入在分配中的比重，并考虑居民配置的习惯，
稳房价、逐步引导债权类金融产品收益率下降，以切实促进消费。通过旺盛内需，拉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同时优化需求结构，引导居民从不动产需求到商品消费需求。94-08年我国依靠外需拉动国内制造业升级，因我国当时体量较小，外需规模相对较大。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增需求来源。发展制造业，在“稳外需”的同时也应重视“扩内需”。这也意味着当前阶段，如何将国内需求引导至国内制造业领域成为政策的关键。
五、结语
从经济发展数据来看，全球“经济迷茫”已有十余年，发达国家供给端与需求端的乏力，这种迷茫可能仍将持续。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与发达国家相比却有巨大的鸿沟。
以日本、韩国、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时普遍创造出赶超奇迹。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中国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供给端，制造业高级化是我们唯一的转型路径，拉美与东南亚等国家由于过早的“去工业化”，致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集中优势发展医药生物，韩国电子产业的极致专业化之路均取得了成功。中国在劳动力人口人均具有优势的情况下，制造业升级的关键不在于货币杠杆，而在于持续的需求增长。
需求侧，
小国发展模式可通过“外需拉动、供需分离”实现，而大国始终依靠 内需拉动。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主动扩张内需是转型的难点与核心。提升居民收入、稳定房价、引导债权类金融产品收益率下降、优化需求结构是扩大消费内需的政策关键。参考资料：《求索大国转型之道：道、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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