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虫历来对农业生产威胁极大，所谓“食禾稼而扰万民”。在民国时，河南的“水、旱、蝗、汤”广为人知，也久除不尽。
然而历史上溯一千八百年前，在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所流行的东汉时期，人们普遍相信蝗灾是上天对人事政治的惩罚。从战国以来，“夷羊在牧，飞鸿过野”（出自《周书.度邑》，《淮南.本经训》作“飞蛩满野”，高诱注：“一曰蝗也”）就是人们对商纣时代的印象。到了东汉时代，这样的观念根深蒂固，《后汉书.蔡邕传》引《河图秘征篇》曰：”帝贪则政暴，吏酷则诛惨。生蝗虫，贪苛之所致也。”因此，如果官员勤政修德，惠及元元，那么蝗灾不仅不会发生，连周边郡县的蝗灾也会避让。翻开《后汉书》、《三国志》，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蝗虫
《后汉书》卷二十五《卓茂传》载卓茂为密令：
“平帝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县界。督邮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见乃服焉。”
同书卷二十六《赵憙传》载赵憙为平原相：
“后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辄死，岁屡有年，百姓歌之。”
同书卷三十三《虞延传》注玉况：
“《谢承书》曰：‘况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为三辅名族，该总《五经》，志节高亮，为陈留太守。性聪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虫起泰山，弥衍兖、豫，过陈留界，飞逝不集，五谷独丰。章和元年，诏以况为司徒。’”
同卷《郑弘传》注引谢承《后汉书》载郑弘为驺令：
“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遗宝物，县于道衢，求主还之。鲁国当春大旱，五谷不丰，驺独致雨偏孰。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国，过驺界不集。郡因以状闻，诏书以为不然，遣使案行，如言也。”
同书卷四十一《宋均传》载宋均为九江太守：
“中元元年，山阳、楚、沛多蝗，其飞至九江界者，辄东西散去，由是名称远近。”
同书卷八十一《戴封传》载戴封为西华令时，蝗灾甚至随人事而即时变化：
“时汝、颍有蝗灾，独不入西华界。时督邮行县，蝗忽大至，督邮其日即去，蝗亦顿除，一境奇之。”
同书卷八十二《谢夷吾传》注引谢承《后汉书》，载谢夷吾为寿张令：
“永平十五年，蝗发泰山，流徙郡国，荐食五谷，过寿张界，飞逝不集。”
《三国志》卷八《公孙瓚传》注引《英雄记》载刘虞为博平令：
“虞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纯朴，境内无盗贼，灾害不生。时邻县接壤，蝗虫为害，至博平界，飞过不入。”
不光是官吏，如果平民奉礼行义，那么也不会遭受蝗灾。同书卷二十四《高柔传》注引《陈留耆旧传》载高式：
“子式，至孝，常尽力供养。永初中，螟蝗为害，独不食式麦，圉令周强以表州郡。”
在这些同型主题故事广为流传的背后，是当时共同的文化心理，以及普遍的规范化表达。
以《白虎通义》成书为标志，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和道德伦理的价值观糅杂在一起，成为一切事物和行为的分类标准。在这种道德理论的指引下，人们将蝗灾与人事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共识：既然蝗灾是上天的惩罚，那么当蝗虫避去，更加可以说明自己的德行受到上天的嘉许。
因此，“蝗虫避境”的奇闻异事在广泛传播的同时，也被乐此不疲地抄袭，衍化出主角不同而主题相同的多个传说，甚至传在同时同地，如玉况、郑弘和谢夷吾等。在这些千篇一律的故事背后，是大一统的儒家意识形态的不断巩固，理论提供指导的框架，而故事成为阐述的模板，从一个人套用到另一个人，从一处地方流传至另一处地方。超现实的想象力逐渐变为现成的规范，扮演起鼓吹礼教的有力角色，进一步推动着儒家道德力量的快速普及和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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