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文
耕织传家久，经书济世长。所谓耕读，是农耕与读书的合称，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最为普遍的一种生活状态和价值追求—耕读并举，半耕半读。不过这里的“耕”不单单是指农耕，泛指各种农业活动，“读”也不仅仅指读书，而是泛指围绕读书展开的各种文化活动。就这样，“耕”作为“读”的物质保障，后者又反过来促进前者，两者形成良好状态，时间一久，“耕读”的文化就形成了
何如旧烟
引言
“耕读关系”的出现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它指的是古代人民一边耕种一边读书的半耕半读的生活方式。由此渐渐的形成了耕读结合、耕读传家的耕读文化。那么中国古代的耕读文化是怎样形成的呢？
耕种生存，读书发展
中国古代的经济是以农耕经济为基本模式的，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中，农业是最重要的、从业人数最多的行业。一个人能够生活在世界上，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自己穿衣吃饭的问题。种粮、养蚕、植桑等农作方式恰好能满足这一点。
不仅如此，在古代“士农工商”的地位等级中，农民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农本思想也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的基本方略。所以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人们最直接的就是从事以耕种为主的农业。
虽然农业能够保证自己的生存，但要想通过农业来发展自己，那是很困难的。怎么办呢？读书成了当时人们追求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学而优则仕”，历朝历代都是通过才能和品德来为国家选拔人才的。读书入仕后，人们能够获得更好的待遇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所以古代人民普遍以“耕种谋生存”，以“读书谋发展”，慢慢的形成了耕读文化。
碍于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
古代中国农业生产水平低下，耕作方式十分原始，产量不高。为了提高粮食产量，采取的精耕细作的耕种模式，这就导致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全家出动。耕田、除草、捉虫、施肥、松土等这些农活都等着人来做。
所以当时的人们虽然想读书，但是白天却没有时间去读，只能在夜晚就着油灯，熬油点亮的来攻读。有的人家贫困，买不起灯油，就只有通过别的方法，如：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
正是碍于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低下，使得家庭里的任何人不得不参与农事。很少有人能够独立于农事之外，专心读书。随着发展，就形成了所谓的“耕读文化”。
读书学理，实践于耕
耕种和读书两者并不是矛盾的存在。古人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读书学的是理论上的知识，而耕种则是将书中的知识应用于实践之中。
隐士进行耕读生活，既能陶冶情操，又能激发灵感；官员进行耕读生活，不仅将先贤的教诲融入农业生产，教导农事，而且可以用农事来检验自己的施政方式是否妥当；农主进行耕读生活，不仅可以通过读书入仕，而且可以通过读书改良品种，发明机械，提高效率。
若木语
耕读方式是一种十分合理的既劳作又学习的生活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体能得到了增强、知识得到了充实、心灵得到了锤炼。由耕读方式形成的耕读文化通过传承，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古人。
若木小记
改变命运的一种途径和方法。是一种迫切的需求。
古人学而优则仕，故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世间何物是良图，唯有科名救急符。
试看人情翻手变，窗下可不用功夫？
孟子曰：禄在食者，馁在耕者。
以上是古人几千年的共识，无论什么人不管他有没有文化，都认为读书能改变命运。通过读书让自己命运变好，甚至改变家族的命运，就成为了最具有现实性可操作性的一种途径和选择。古代读书人是很受尊重有地位。考取秀才就走了希望，中了举人就吃皇粮。
范仲淹作官前曾断齑画粥，贫苦力学。做了高官，却拿朝廷俸禄买下义田，推仁广义。
吕蒙正（宋太宗977年丁丑科状元）有这样一幅联语：
旧岁饥荒，柴米无依靠。走出十字街头，赊不得，借不得，许多内亲外戚，袖手旁观，无人雪中送炭；
今科侥幸，吃穿有指望。夺取五经魁首，姓亦扬，名亦扬，不论王五马六，踵门庆贺，尽来锦上添花。
历朝历代的有声望和美名的官员贤者，都有着深厚的学问做根基，十年寒窗换来紫袍金带。光宗耀祖，改其门而换其户，长其财而肥其家。他们富行其德，贵而不淫。流芳百世，荫庇子孙。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也是读书人的情怀。
天人之学
中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以半耕半读为合理的生活方式，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为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文化”。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主要有三类：
一类是读过书的农庄主、较富裕的自耕农。他们经济条件好，有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又参加农业劳动。汉代的崔寔自幼读书，学识渊博，成年后经营田庄，40岁左右就成为有名的农业经营家。清代的杨秀元早年在乡间执教，40岁后归耕，主张耕读兼营，半耕半读。清代的杨双山，幼年读私塾，青年时对八股文、科举没兴趣，开始读农业、医学等着重实用的书籍，认为“耕桑为治世首务”，他在关中试种棉花，提倡蚕桑。他建立的养素园，既是他耕作和农业试验场所，又是他读书教书著书的地方。他的后半生就是在养素园里过着耕读生活。
一类是隐士，有文化而不愿做官，或不能做官。他们“啸歌弃城市，归来事耕织”，“悠哉不自觉，退耕东皋田”，“借得茅斋岳麓西，拟将身世老锄犁”，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日入开我卷，日出把我锄”，“西塾课儿孙，东皋艺黍稷”。宋代的陈旉长期隐居扬州西山，读书、耕作，自称“隐居全真子”。明代的王象，30岁中举，40岁中进士，三年后弃官从农。家有田近百亩，除雇人耕种外，还亲自种植园圃，自称：“明农隐士”。
一类是政府官员。他们中不少人有耕读生活经历，做官后仍关心农业生产，有农业生产知识和实践经验，热心农业技术推广，贾思勰任高阳太守，他《齐民要术》的写作原则是“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他不是脱离实际的官员，他有农业生产的亲身体验。元代的王祯在作县令期间，鼓励农耕，亲自传授植棉、嫁接技术，他在农具方面的知识更丰富。徐光启19岁中秀才后，一边教书，一边下田劳动。43岁中进士后，在朝里官员中，因受排挤，在做官29年里，有13年是在进行农业试验与研究。他在上海家里有小块试验地，在天津垦殖，种水稻。清代的包世臣，自幼跟父亲边劳动，边读书。每天很早起床读书，早饭后下地劳动，晚上读书到深夜。30岁中举，在官府当幕僚，仍然关心农业生产，亲自推广农业生产技术。
以上三类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是都有耕读的经历，但价值取向上有区别：
(1)以耕读为荣，认为耕读结合是高尚的事情。杨秀元把自己的住宅命名为“半半山庄”表明他把半耕半读作为世代相传的家风。
(2)认为耕读结合的生活是合理的。张履祥在《补农书》总论中专门论述了耕读的关系，他说“人言耕读不能相兼，非也”。他批评了两种人，一种人“无所事事，闲荡过日，及妄求非分、营营朝夕，看得读书是人事外事”。另一种人“为文字章句之家，穷年累月，不得休息，故以耕为俗末劳苦不可堪之事，患其分心”。这两种人都不可取，而耕读结合才是合理的。从时间安排上也无问题，“农功有时，多则半年，谚云农夫半年闲，况此半年之中，一月未尝无几日之暇，一日未尝无几刻之息，以是开卷诵习，讲求义理，不己多乎。窃谓心逸日休，诫莫过此”。
(3)耕读是治生的需要。贾思勰说“夫治生之道，不士则农”。以农业作为治生之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动进行农业经营；一种是为生活所迫，以农业为谋生手段。
(4)耕读是锻炼人的方式。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如果只读书，不了解农业，不参加农业劳动“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通过农业劳动来体味人生，才能当好家，作好官。
(5)以农业为业余爱好，为消闲、陶冶性情、复归自然的手段。这些人多是不愁吃喝的隐士。
关于耕读关系的认识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把学稼学圃当作小人的事，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与孔子同时的依杖荷条的“丈人”则讽刺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孟子主张劳心劳力分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被孟子批判的农家学派许行则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后世形成两种传统，一种标榜“书香门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看不起农业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一种提倡“耕读传家”，以耕读为荣，敢于冲破儒家的传统。南北朝以后出现的家教一类书多数都有耕读结合的劝导。《颜氏家训》提出“要当穑而食，桑麻而衣”。张履祥在《训子语》里说“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
中国的耕读文化孕育了众多的农学家，产生了大量的古农书。中国的古农书，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是其他国家少有的。古代的农书大都出自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之手。他们熟悉古代典籍，有写作能力，又参加农业生产，有农业生产知识，具备写作农书的条件。崔寔出自清门望族，少年熟读经吏，青年时经营自己的田庄。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写成了《四民月令》这一部月令体农书。
陈旉隐居扬州，过耕读生活，他自己说“躬耕西山，心知其故”，“确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说以示人”。他示人的著作就是反映江南农业的《农书》。
张履祥在家既教书又务农，他说“予学稼数年，咨访得失，颇知其端”，“因以身所经历之处与老农所尝论列者，笔其概”，48岁时写成了《补农书》。
中国历史上动乱时期，反而出现较多的农书。因为在动乱时不少知识分子失去做官的机会，或不愿在动乱时做官，于是在乡间务农。其中有些人将自己的心得写出来，就成了农书。
明清时代，地方性专业性农书开始大量出现，因为这时读书人比较多了，一部分没有做官的知识分子成了经营地主，他们根据自己所处地域和经营内容，写出了地方性专业性农书。中国的农耕文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观和知行统一的知识论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古代的学者常常从农耕实践中提炼哲学思想，《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淮南子》：“上因天时，下尽地才，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贾思勰“顺天时量地力，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有理论修养，有农业生产经验，有条件完成从农业到农学思想到哲学思想的提升。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农业文化》序言中说：“中国古代的哲学理论、价值观念、科学思维及艺术传统，大都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例如中国古代哲学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事实上这是农业生活的反映。古代哲人宣扬‘参天地、赞化育’，‘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以说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原则，事实上根源于农业生产的实践，也只是在农业生产的活动中有所表现”。
耕读文化也影响了文学艺术。知识分子通过耕读，接近生产实际，接近农民，写出了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村生活、反映农民喜怒哀乐的作品。中国古代的田园诗就是耕读文化的产物。晋代的陶渊明是典型的田园诗人。他“既耕亦己种，时还读我书”。从41岁辞官，过了20多年的耕读生活。他根据自己的体验，写了《归去来辞》、《归田园居》等诗篇。
宋代的辛弃疾在被迫退休的20年内居住在江西农村。他把上饶带湖的新居名之日“稼轩”，自号稼轩居士，“意他日释位后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屋下临之，是为稼轩。田边立亭日植杖。若将真秉耒之为者”。辛弃疾很重视农业，他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他有耕读的体验，写出了不少反映农村生活的诗词。宋代的范成大，晚年退居石湖，自号石湖居士，他自己可能没参加多少农业劳动，但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农民中，他的《四时田园杂兴》(60首)，富有乡土气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苦乐。
中国的耕读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它影响了中国农学、中国科学、中国哲学，使知识分子思想接近人民，养成务实的作风。
真实的恩典
关于耕读文化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把学稼学圃当作小人的事，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与孔子同时的依杖荷条的“丈人”则讽刺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孟子主张劳心劳力分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被孟子批判的农家学派许行则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后世形成两种传统，一种标榜“书香门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看不起农业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一种提倡“耕读传家”，以耕读为荣，敢于冲破儒家的传统。
南北朝以后出现的家教一类书多数都有耕读结合的劝导。《颜氏家训》提出“要当穑而食，桑麻而衣”。张履祥在《训子语》里说“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
中国的耕读文化孕育了众多的农学家，产生了大量的古农书。中国的古农书，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是其他国家少有的。古代的农书大都出自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之手。他们熟悉古代典籍，有写作能力，又参加农业生产，有农业生产知识，具备写作农书的条件。
中国历史上动乱时期，反而出现较多的农书。因为在动乱时不少知识分子失去做官的机会，或不愿在动乱时做官，于是在乡间务农。其中有些人将自己的心得写出来，就成了农书。
中国的农耕文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观和知行统一的知识论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古代的学者常常从农耕实践中提炼哲学思想，《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淮南子》：“上因天时，下尽地才，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
耕读文化也影响了文学艺术。知识分子通过耕读，接近生产实际，接近农民，写出了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村生活、反映农民喜怒哀乐的作品。中国古代的田园诗就是耕读文化的产物。
中国的耕读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它影响了中国农学、中国科学、中国哲学，使知识分子思想接近人民，养成务实的作风
张佑嘉
中国古代哲学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事实上这是农业生活的反映。中国传统耕读文化中的孝悌为本、崇尚道德、克勤克俭、人与天调、自强不息、协和万邦等内涵，是当今时代仍有现实价值的文化之“常道。
关于古人为什么要倡导耕读？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改变民风，二是学以致仕，三是通达礼义，四是提升境界。
关于耕读关系的认识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孔子把学稼学圃当作小人的事，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
与孔子同时的依杖荷条的“丈人”则讽刺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孟子主张劳心劳力分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被孟子批判的农家学派许行则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
南北朝以后出现的家教一类书多数都有耕读结合的劝导。《颜氏家训》提出“要当穑而食，桑麻而衣”。张履祥在《训子语》里说“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
因此，后世形成两种传统。
一种标榜“书香门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看不起农业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
一种提倡“耕读传家”，以耕读为荣，敢于冲破儒家的传统。知识分子通过耕读，接近生产实际，接近农民，写出了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村生活、反映农民喜怒哀乐的作品。
中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以半耕半读为合理的生活方式，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为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文化”。中国的耕读文化孕育了众多的农学家，产生了大量的古农书。中国的古农书，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是其他国家少有的。
南山云朵
关于耕读关系的认识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把学稼学圃当作小人的事，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与孔子同时的依杖荷条的“丈人”则讽刺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孟子主张劳心劳力分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被孟子批判的农家学派许行则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后世形成两种传统，一种标榜“书香门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看不起农业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一种提倡“耕读传家”，以耕读为荣，敢于冲破儒家的传统。南北朝以后出现的家教一类书多数都有耕读结合的劝导。《颜氏家训》提出“要当穑而食，桑麻而衣”。张履祥在《训子语》里说“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中国的耕读文化孕育了众多的农学家，产生了大量的古农书。中国的古农书，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是其他国家少有的。古代的农书大都出自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之手。他们熟悉古代典籍，有写作能力，又参加农业生产，有农业生产知识，具备写作农书的条件。崔寔出自清门望族，少年熟读经吏，青年时经营自己的田庄。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写成了《四民月令》这一部月令体农书。陈旉隐居扬州，过耕读生活，他自己说“躬耕西山，心知其故”，“确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说以示人”。他示人的著作就是反映江南农业的《农书》。张履祥在家既教书又务农，他说“予学稼数年，咨访得失，颇知其端”，“因以身所经历之处与老农所尝论列者，笔其概”，48岁时写成了《补农书》。中国历史上动乱时期，反而出现较多的农书。因为在动乱时不少知识分子失去做官的机会，或不愿在动乱时做官，于是在乡间务农。其中有些人将自己的心得写出来，就成了农书。明清时代，地方性专业性农书开始大量出现，因为这时读书人比较多了，一部分没有做官的知识分子成了经营地主，他们根据自己所处地域和经营内容，写出了地方性专业性农书。中国的农耕文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观和知行统一的知识论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古代的学者常常从农耕实践中提炼哲学思想，《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淮南子》：“上因天时，下尽地才，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贾思勰“顺天时量地力，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有理论修养，有农业生产经验，有条件完成从农业到农学思想到哲学思想的提升。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农业文化》序言中说：“中国古代的哲学理论、价值观念、科学思维及艺术传统，大都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例如中国古代哲学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事实上这是农活的反映。古代哲人宣扬‘参天地、赞化育’，‘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以说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原则，事实上根源于农业生产的实践，也只是在农业生产的活动中有所表现”。耕读文化也影响了文学艺术。知识分子通过耕读，接近生产实际，接近农民，写出了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村生活、反映农民喜怒哀乐的作品。中国古代的田园诗就是耕读文化的产物。晋代的陶渊明是典型的田园诗人。他“既耕亦己种，时还读我书”①。从41岁辞官，过了20多年的耕读生活。他根据自己的体验，写了《归去来辞》、《归田园居》等诗篇。宋代的辛弃疾在被迫退休的20年内居住在江西农村。他把上饶带湖的新居名之日“稼轩”，自号稼轩居士，“意他日释位后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屋下临之，是为稼轩。田边立亭日植杖。若将真秉耒之为者”②。辛弃疾很重视农业，他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他有耕读的体验，写出了不少反映农村生活的诗词。宋代的范成大，晚年退居石湖，自号石湖居士，他自己可能没参加多少农业劳动，但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农民中，他的《四时田园杂兴》(60首)，富有乡土气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苦乐。中国的耕读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它影响了中国农学、中国科学、中国哲学，使知识分子思想接近人民，养成务实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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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耕读文化
耕读文化 "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耕读文化是楠溪江古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也可以这么讲，离开耕读文化来谈楠溪江古村文化是不现实的，也是难以想象的。 楠溪江现存古村落的建筑都非常简朴天然，几乎全是由素木蛮石、粉壁青砖构筑，然而它们富于野趣，着眼于自然美，取于自然，却高于自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将人工美、艺术美与自然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楠溪江增添了动人的魅力。这种建筑风格、材料反映了楠溪江一带的乡民们历来对文化的追求与对自然的热爱，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浓厚的生态环境意识与人道思想。 耕读生活早期作为文人的一种理想，起源于隐逸，是儒家"退则独善其身"和道家"复归返自然"的人格结构，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有着很高的道德价值，意味着高尚、超脱，是古代士人们这个知识阶层陶情冶性的寄托。特别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崇尚自然、追求虚静、逃避现实和向往一种原始自然状态的生活方面，似带有更浓厚的浪漫色彩。受孔孟老庄之道影响，楠溪江历代人们都很重视礼乐教化，同时，晋、宋两次人口北南大迁移使不少文化水平很高的仕宦迁居楠溪，在此建村落户，择地定居，他瘊更期望后代儿孙能够继续"读书人仕，光宗耀祖"。"读可荣身，耕可致富"成为他们宗族的传统，世代相袭。 耕读生活最早起源于何时，现在很难确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与我国古代的"厚本抑末"或"重农轻商"思想不无关系。由于一些士子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看到朝廷的腐败，官场的黑暗，大有屈原"众人皆浊吾独清，众人绵醉吾独醒"的愤世疾俗之慨叹，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不愿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不愿过"纸醉金迷、奢侈无聊"的生活。那时，在士大夫圈子内，多不以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为荣，不少文人雅士避风尘，脱民俗，遨游名山大川，以情寄山水，更有甚者，藏身于山林过着隐居生活。同时，他们也不想轻生，以死谢世，便产生退隐山林的念头，而工商业者由于地位低下，心高气傲的士子们无法屈身迎合，便躬耕畎亩阡陌之间，过着逍遥自在、与世无争的生活。种几亩薄田，养花植草，畅游山水，吟诗题赋、抒发性情。其实，"耕"似乎只是象征性的，士子们亲自躬耕是极少的，他们只不过是寄情山水，在青山秀水间吟诗题赋、修身养性罢了。这样的耕读生活说穿了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耕读生活。然而不管怎样，他们在村落规划与建筑中极力塑出一种文人们所特有的恬静淡雅的趣味，浪漫飘逸的风度和朴质无华的气质与情操。在楠溪青山秀水漳创造出一座又一座文质彬彬、富有田无野趣的村落。 到了宋代，耕读文化却由于科举制度的演进而得到改造与加强。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发展于唐，它本是朝廷为遴选官吏、开科取士而设，但是它的推行却间接地提高了各地士子学习文化的积极性，进而普及了文化。宋代扩大了科举录取名额，同时改善了考试方法，再加上雕板活字印刷盛行，尤其是北宗仁宗皇帝的几条科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耕读文化的发展：一是规定士子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二是在各科进士榜名的人数，给南方各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三是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从而大大地激发了普通人家对科举入仕的兴趣，连农家子弟也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朝为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天方夜谭式的恶梦，而是实实在在的希望，于是牛角挂书、柳枝为笔、沙地练字、田头秀才代不乏人，屡见不鲜。在文化得到普及的同时，也赋予了耕读文化以新的内涵，于是真正意义上的耕读文化出现了。 楠溪江流域有谢灵运、陶弘景等六朝高士启蒙于前，有张九成、王十朋等历代文人代成于后，旧、新两种耕读思想都深入到了楠溪江山陬水涯的每一个村落。这样，独具特色的农村文化--耕读文化便在楠溪江扎根开花，并且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对后世影响极大。"读可荣身，耕可致富"成为楠溪江历代居民们所追求与向往的生活。每个宗族都在各自的"家训"、"族谱"里明确规定，子弟务必要读书，如芙蓉村《陈氏宗谱》说：凡吾族子弟，为士者须笃志苦学，以求仕进；为农者须勤耕贸迁，以成家业，即甚贫乏者，亦宜清白自守，切不可习为下流，玷坏家声……"陈氏宗谱中记载的这种耕读社会传统，迄今仍盛传不衰，芙蓉村内"姓族繁兴，风气淳美，人尚礼教，家重师儒，弘诵之声，遍于癌里。"鹤阳村《谢氏宗谱·家训》里说到，要"以耕读为业"。《谢氏宗谱·族规》中就耕读一条记着："读可荣身，耕可致富，勿游手好闲，自弃取辱，少壮荡废，老朽莫及"。坦下村《陈氏宗谱·家训》说得更为明白详尽："祖宗家法，以忠孝节义为纪纲，以耕读勤俭为本务"。枫林村元益公祠内的一幅楹联写道："教子孙两行正路克勤克俭；继祖先一脉真传 惟读惟耕。" "溪山揽胜怀先哲，门第添辉望后昆"。为了让本族子弟读书入仕，楠溪沿岸各村纷纷兴学。在两宋时代，理学盛行，而理学传播的重要途径是设立书院收徒讲学授课。书院之设，始于唐而兴于宋，初设时只是作为官方的一种注疏机构，而后则逐渐发达起来。我国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崇阳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等便是这段时间兴起的。南宋时，私人书院开始盛行。书院一方面可以讲学传播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另一方面则是供人潜心学习，为应考科举作准备。 南宋龙图阁大学士王十朋在《送叶秀才序》里面说永嘉，"谊礼之学甲于东南，笔横渠口伊洛者纷如也，取科弟，登仕籍，多自此途出。"说明了当时楠溪中游渠口一带耕读文化的空前状况。楠溪江兴学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聘请老师主持义学或义塾，二是由宗族出面利用房族祠产，盗助家境贫寒子弟读书入学。岩头村《金氏宗谱·家规》说得很明确，"每岁延敦厚博学之士，以教子弟，须重以学俸，隆以礼文，无失故家轨度。子弟有质士堪上进而无力从学者，众当资以祠租曲成之。"楠溪江其余各村各族祠下大多规定，凡进县、府学读书和赴府、省应试，费用由祠下公出。中试以后，祭祖和各方打点等开销也由宗祠支付，族中公有学田收入全用来兴学。一直到解放前夕，凡考上高中、大学的学生，还需用宗族祠产或公有学田收入来交学费，可见对文化教育的重视。 古代楠溪江流域的义学（或义塾）对在学子弟的操守品行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如鹤阳村《谢氏宗谱·义子条规》里说："义学之设，原为国家树人之计，非以为后生习浮艳，取青紫已也。凡系生徒，务须以白鹿洞规身体力行……凡肄业弟子，必须一举足疾徐，一语言进止，事事雍容审详，安雅冲和。"因此，这一带的士子们对于传授儒家伦理、维系封建秩序是很自觉的，如花坦村朱谧"读书好古，淳朴自持，利欲不能移其心，荣禄不足夺其志，孝以事亲，友发处弟。"又如渠口乡塘湾村《郑氏宗谱》讲述乡坤郑旦谔"旷达多才，好稽古，善词赋。筑美室，置图书，列古画玩物以供清赏。读诵之暇，惟以弹琴栽花为乐。遇风日晴和，则汲泉煮茗，拂席开樽，与二三知己，啸傲于烟霞泉石间，不复知有人世荣辱事。且课子有程，义方之外，更以诗书陶冶其气质。"有些乡坤则直接担任教育工作，如宋末无初鹤阳村的谢梦符，"博学经史，推重多时……丰义整肃，衣冠严雅，为缙绅表率。时称为宿儒长者。" 家族子弟科举功名成就是整个宗族的光荣。博取功名者一律载入宗谱，在整个家族的各种庆典仪式也可享受特殊的荣耀。旧时，祠堂的匾额和楹联，除了颂扬先人辉煌的功绩外，就是炫耀族人的举业和仕途。渠口乡豫章村胡氏大宗祠有一副楹联写的是："翰墨流芳成世衣冠开砚沼；诗书继美千秋换文章。"枫林村徐氏大宗祠的一幅楹联则是："祠傍大门台念祖肇迹发祥忠孝诒谋垂百代；行分四宅派愿后人继志述事贤亲济美颂千秋。"而碧莲永嘉郡祠一幅颂扬刘基的楹联则这样写道："学为帝师开国文臣第一，才称王佐渡江策士无双。""为帝者师，为王者令，亘古中山第一；如日之光，如月之明，于今碧水无双。"这是碧莲上村刘氏乃至温州刘氏家族几百年来一直所津津乐道的"喜"事。而宗族每逢修谱（或称续谱、圆谱）及其他重大节庆时，则将历代曾荣任高官的先祖画像或图牒与牌位供在中堂后檐的照壁上，供族人瞻仰，引以为自豪，同时也意在激励族人要继续读书入仕，博取功名，光耀门楣。珍溪《朱氏合族副谱》在一篇题为《如在堂记》的文章中，把对子弟科名的殷切期望作了充分的描述："使我拥书万卷，何减积粟千钟，然而后之子若孙，苟不忘此意，必将奋志诗书，骧首云达，上以绳其祖武，下以贻厥孙谋，无忝先世科甲之荣，丕振前朝理学之绪，则不惟有光于先祖，亦且善述乎大宗矣！"这种耕读理想，几成楠溪江人的传统。在地域偏僻、交通闭塞的村落里，勤耕善读，语言极昭彰，文风之盛，科甲成就之辉煌，就全国乡村来讲，也是极为罕见。"杭州要数三春老娘的麦饼喷香，温州就数朱墨瞿的笔墨文章。"明朝孝宗时花坦村有"溪山第一"之誉的布衣状元--朱墨瞿（1438-1519年）不仅是珍溪珠氏合族的光荣，也是整个永嘉乃至温州地区的光荣，历来为楠溪人所津津乐道。而花坦一带自古以来学风甚盛，这从其宗谱中可略窥一二，"不学则夷乎物，学则可以立，故学不亦大乎。学者尽人事所以助乎天也。天设其伦，非学莫能敦。人有恒纪，非学莫能叙。贤者由学以明，不贤者废学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而不乱者，由绳墨之素定。君子临事而不骇，制度而不扰者，非学安能定其心哉。是故学者君子之绳墨也。"这种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对文化的深刻理解与精辟见解，无疑给楠溪江深山幽谷间的古老村落蒙上了一层浓郁的书卷气息。 在浓郁的耕读文化思想影响下，楠溪江历代簪缨迭起，名家辈出。清朝道光三十年，鹤阳村《重修谢氏宗谱序》中说："读书继美，比户可封；游庠之士，指不胜屈。"除"皇佑三先生"、"元丰九先生"、"淳熙六君子"、"永嘉四灵"之外，芙蓉村"十八京亘"，同朝为官，豫章村一门三代五进士，溪口村一门四代六进士，更是让人瞩目楠溪。此外，塘湾村有郑伯熊两兄弟都是南宋进士。郑伯熊"德行夙成，尤邃经学。登绍兴第，历官国子司业，宗字少卿。乞外，以龙图阁知宁国府。卒谥文肃。……弟伯英、伯海皆知名，由是永嘉之学宗郑氏，有《郑景望集》。"郑伯英是隆兴癸未（1163年）进士，著有《归愚集》，郑伯海是绍兴辛未年进士，设帐授徒，从学者常达数百人。 这里有必要对溪口戴氏略作介绍。据史书载，溪口村戴氏祖由闽迁往台州仙居，北宋时，始祖戴述到永嘉教书，元符三年登进士，与其弟戴迅从二程学，以理学著名，世称"二戴"。南宋嘉定年间，戴述之子戴栩，尝从学叶适，登进士第，其著作有《五经说》、《诸子辩论》、《东都要略》等；淳熙五年，戴迅之子戴溪考中进士，由礼部郎中凡六转为太子詹事，兼秘书监，……权工部尚书，除文华阁学士，卒赠端明殿学士，谥文端。太子景献亲书《明经》匾其堂，有《岷隐集》。绍熙庚戍年，戴溪弟戴龟年之子、于武夷从学于朱熹的戴蒙考中进士。淳佑辛丑年，戴蒙之次子戴侗又孝中进士。戴氏家族为标榜这一功名盛事，在溪口戴氏大宗祠题有一幅楹联："入程朱门迭奏埙 理学渊源双接绪；历南北宋并称邹鲁春宫第甲六登墀。" 值得一提的是，据乾隆《永嘉县志》记载，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在任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时，曾慕名探访楠溪江各地的学者，他先到档溪村拜"以理学鸣于世"的刘愈（刘进之），并且这样讲："过楠溪不识刘进之，如过洞庭不识橘。"不巧没有遇到。然后，他又到谢岙访问谢复经，再造访溪口戴蒙、戴侗及蓬溪村李时靖。楠溪江地处荒僻，却与当时的主流文化保持这样密切的联系，楠溪江流域的学术文化能吸引一代理学大师的屈身寻访，实属难得。 然后，楠溪江耕读文化培养出来的乡村知识分子虽多如牛毛，科场得意的毕竟只是凤毛麟角，成为一代学者的更是寥无几人。落举的田头秀才们大部分留在村子里，与郡县官吏们一道在乡村推行封建伦理教化。"平川日丽嘉禾秀，仁里风高俊彦多"。这些"俊彦"们有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书立传，自得其乐，有的则遍游永嘉山水，广交朋友，吟诗作赋，倒也逍遥自在；有的则研究堪舆风水，帮助邻里看龙脉定阴阳择风水，或者替人家撰写楹联字幅，或设私塾招徒授课与家教；有的则参与宗族谱牒修编，掌握着宗族的大权……具体不一而足。花坦珍溪《朱氏宗谱》中一篇题为《廊下即景诗序》里说到，"是乡秀士成群，多含英呕华之彦，古怀如晤，有庄襟老带之风，可谓文质彬彬，野处多秀者也"。乡村读书人成为楠溪江历代农村敦品励行的榜样，对于乡村事务也有着直接的影响。不过，楠溪江的乡村知识分子身上兼有儒、道双重思想。按照儒家的理想，他们进则庙堂，退则山林，然而当他们身处山水之间的时候，生活极尽淡泊恬适，饱含着道家"复归返自然"的思想境界。他们的这种思想，折射到楠溪江古村建筑上，使楠溪江古建筑显得特别亲切自然而极富人情味儿。古村建筑折射出的儒道相互交融的双重思想在苍坡村显得尤为明显。苍坡村以文房四宝思路建村，显然是儒家思想的写照，而从"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来凿东西两砚池的"以水克火"思想都明显受着道家思想与民间堪舆影响，这不能不说是楠溪江古村建筑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儒、释、道"三教合流是南朝齐梁时"山中宰相"陶弘景的杰作，由宋代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来加以阐释与发展，而这种体现在楠溪江古村建筑中的"儒道"合流的思想恐怕还是古代楠溪江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与聪明的体现，它同时也反映了古代楠溪人强烈的环境意识与独到的审美观念。
59 浏览271142017-11-25
渔樵耕读的起源
渔是东汉的严子陵，他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刘秀很赏识他。刘秀当了皇帝后多次请他做官，都被他拒绝。严子陵一生不仕，隐于浙江桐庐，垂钓终老。樵则是汉武帝时的大臣朱买臣。朱买臣出身贫寒，靠卖柴为生，但酷爱读书。妻子不堪其穷而改嫁他人，他仍自强不息，熟读《春秋》、《楚辞》，后由同乡推荐，当了汉武帝的中大夫、文学侍臣。耕所指的是舜在历山下教民众耕种的场景。读则是讲述苏秦埋头苦读的情景。战国时纵横家苏秦到秦国游说失败，为博取功名就发愤读书，每天读书到深夜，每当要打瞌睡时，他就用铁锥子刺一下大腿来提神。
浏览662016-05-14
“第读耕”是什么意思？
这是时刻提醒后人，要一边读书，一边种田。第是门第，科举考试的等次：科第、及第。读书可以做官，种田可以养家。还有“诗书第”、“清平居”等匾额。 常见的对联： 1.守本份耕读第一，尽人伦孝友俱先。2.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3.好善乐施应贲旌扬重典，急公奉上允称巾帼遗微。4.读书务得大要礼义廉耻无亏可称士品， 立身有何奇行孝弟忠信为事方是人家。 耕读文化 "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耕读文化是楠溪江古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也可以这么讲，离开耕读文化来谈楠溪江古村文化是不现实的，也是难以想象的。 楠溪江现存古村落的建筑都非常简朴天然，几乎全是由素木蛮石、粉壁青砖构筑，然而它们富于野趣，着眼于自然美，取于自然，却高于自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将人工美、艺术美与自然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楠溪江增添了动人的魅力。 这种建筑风格、材料反映了楠溪江一带的乡民们历来对文化的追求与对自然的热爱，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浓厚的生态环境意识与人道思想。 耕读生活早期作为文人的一种理想，起源于隐逸，是儒家"退则独善其身"和道家"复归返自然"的人格结构，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有着很高的道德价值，意味着高尚、超脱，是古代士人们这个知识阶层陶情冶性的寄托。特别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崇尚自然、追求虚静、逃避现实和向往一种原始自然状态的生活方面，似带有更浓厚的浪漫色彩。受孔孟老庄之道影响，楠溪江历代人们都很重视礼乐教化，同时，晋、宋两次人口北南大迁移使不少文化水平很高的仕宦迁居楠溪，在此建村落户，择地定居，他瘊更期望后代儿孙能够继续"读书人仕，光宗耀祖"。"读可荣身，耕可致富"成为他们宗族的传统，世代相袭。 耕读生活最早起源于何时，现在很难确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与我国古代的"厚本抑末"或"重农轻商"思想不无关系。由于一些士子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看到朝廷的腐败，官场的黑暗，大有屈原"众人皆浊吾独清，众人绵醉吾独醒"的愤世疾俗之慨叹，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不愿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不愿过"纸醉金迷、奢侈无聊"的生活。那时，在士大夫圈子内，多不以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为荣，不少文人雅士避风尘，脱民俗，遨游名山大川，以情寄山水，更有甚者，藏身于山林过着隐居生活。同时，他们也不想轻生，以死谢世，便产生退隐山林的念头，而工商业者由于地位低下，心高气傲的士子们无法屈身迎合，便躬耕畎亩阡陌之间，过着逍遥自在、与世无争的生活。种几亩薄田，养花植草，畅游山水，吟诗题赋、抒发性情。其实，"耕"似乎只是象征性的，士子们亲自躬耕是极少的，他们只不过是寄情山水，在青山秀水间吟诗题赋、修身养性罢了。这样的耕读生活说穿了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耕读生活。然而不管怎样，他们在村落规划与建筑中极力塑出一种文人们所特有的恬静淡雅的趣味，浪漫飘逸的风度和朴质无华的气质与情操。 在楠溪青山秀水漳创造出一座又一座文质彬彬、富有田无野趣的村落。 到了宋代，耕读文化却由于科举制度的演进而得到改造与加强。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发展于唐，它本是朝廷为遴选官吏、开科取士而设，但是它的推行却间接地提高了各地士子学习文化的积极性，进而普及了文化。宋代扩大了科举录取名额，同时改善了考试方法，再加上雕板活字印刷盛行，尤其是北宗仁宗皇帝的几条科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耕读文化的发展：一是规定士子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二是在各科进士榜名的人数，给南方各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三是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从而大大地激发了普通人家对科举入仕的兴趣，连农家子弟也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朝为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天方夜谭式的恶梦，而是实实在在的希望，于是牛角挂书、柳枝为笔、沙地练字、田头秀才代不乏人，屡见不鲜。
5 浏览3212019-08-27
客家人的由来
客家，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汉族民系，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阔、影响最深远的民系之一。 有关客家的起源存在多种说法，主要的有客家中原说和客家土著说。客家中原说认为客家主体构成为来自中原的移民，而客家土著说则认为“客家共同体，是南迁汉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移民混化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一地区的中原人”。从两宋开始，中原汉民大举南迁，经赣南、闽西到达梅州，最终形成相对成熟的、具有很强稳定性的客家民系。此后，客家人又以梅州为基地，大量外迁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客家三州”为 嘉应州、赣州、汀州。 客家渊源 客家是中国汉族的一个庞大的民系共同体，形成历史悠久，人数众多，根据资料显示，客家人现有总人数5500万，其中中国约4500万,在海外客家人当中，大多数居住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其中马来西亚约125万、印度尼西亚约40万、泰国约37万、越南约30万、新加坡20万、缅甸10万...,其他分布在美洲、欧洲、澳洲等地。 客家先民，系来自中原。是历代因战乱从中原大规模直接迁徙而至，或辗转迁入，或官宦、贬谪、经商等原因而落居。其先民迁徙有以下几个时期： （一）秦汉统一中国，中原移民开始南下。 1、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军六十万灭楚“南征 百越之君”，集结余干之水的秦军，于公元前221年置闽中郡后，即分兵南下，从闽粤赣边入抵揭岭，即揭阳山，今揭阳县北一百五十里，直抵兴宁、海丰二县界。 2、秦始皇三十三年，五十万人守五岭，即赵佗“将卒以戍越”。由是观之，闽粤赣边有两支秦军屯戍，一戊南野之界，一戍揭岭。 3、秦始皇三十四年，赵佗又在隔河二里筑城以控武水，筑万人城于中宿浈山。赵佗又在龙川筑城居之。这批筑城者人数不详，但同期徙往北方边郡筑城可考者，少者三万户，多者五万户。 4、秦始皇三十六年，估计秦驻闽粤赣边之戍徙民约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5、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5年），又大批中原士卒南戍 岭南，分驻于郡县及军事要冲。 6、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闽中及揭阳（潮、梅古为闽越地）的闽越人都搬走了，是地只留下秦中县徙民的后裔。这说明自此起，闽粤赣边居民是以中原移民为主体。 （二）汉末建安至东晋永嘉之际，中原人民避难，有一部分人迁入闽粤赣边区。 东汉末年，中原人民避难入交州，曾掀起一次高潮，南迁主要由海道而来。 南北朝时，南北对峙，中原人民又一次大规模南迁，迁移人口约96万，大部分稳定在长江中游两岸，其中一部分入江西赣南，部分又经宁都、石城进入闽粤边州县。 永嘉之际，中原士族流入福建者众。 （三）唐代安史之乱，战祸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中原人民大量南逃。 （四）唐末黄巢起义，中原人民避难者又大批逃入闽粤赣区。如宗室李孟，由长安迁汴梁，继迁福建宁化古壁乡。固始人王绪、王潮响应黄巢起义，率光、寿二州农民起义军五千下江西。唐末至宋、闽赣边人口激增。 （五）宋南渡与宋末再有大批中原人民逃难至粤中与闽粤赣边地区。 建炎南渡，一部分官吏士民流移杭、秀、苏、常、湖、即太湖流域一带。另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随隆 皇太沿走洪、吉、虔州，皇太回临安。这些士民没有随太后的条件，又势不能北返，因而一部分南渡大庚岭，入南雄、始兴、韶州。一部分由虔州入汀州。一部分滞留赣南各县。 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江浙及江西大量宋民，一路从蒲田逃亡广东沿海潮汕至海南岛。 （六）除以上所述因战乱大规模南迁外，中原人民因旱灾水患逃荒而南来，亦有历代官宦、贬谪、经商、游学而定居闽粤赣边地区者。 从以上史料看，客家先民主要来自中原汉族。而客家民系形成的过程中，又不断融化吸收畲、瑶、蛋、木客等南方少数族群壮大了客家队伍。
5 浏览35642016-09-25
客家人是怎么起源的
客家的源流始于秦征岭南融百越时期，历魏、晋、南北朝、唐、宋等发展，最迟在南宋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族群——客家人。 全球约有八千万客家人。其中约五千万人分布在中国南方19个省的 180多个市县，广东省本地客家人数达到2500万左右，占到广东本地族群的三分之一。 约600万人分布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约1500万人分布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美国、秘鲁、毛里求斯等80余个国家和地区 ，客家语也是当地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客家文化起源阶段 岭南地区是客家人起源和形成的地方，国内和国外各地的客家人，其祖辈都与岭南地区有着渊源关系。客家人的先民是从中原地区来的，所以，研究客家文化和民系的产生，应与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往联系起来。 上古时代，岭南地区就有人类居住，但在秦朝之前，与黄河、长江流域相比，岭南地区的文明程度属于相当落后的蛮夷之地，秦始皇派兵平定岭南之后，中原地区的文化进入了岭南地区，岭南地区的文明才得到了开发。 秦朝是客家文化和客家民系的起源时期，当时所留下的将士戌卒及官吏和他们的家属，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客家人。 形成阶段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据史料记载，其中一次是三国至南北朝，尤其是南北朝“五胡乱华”之时，不少中原人为避战乱而南迁；另一次是隋唐时期，因北方匈奴及其他外部入侵，加上唐末发生黄巢起义，致使大量北人离乡背井，避乱南方。 再一次是宋朝期间，先是宋室南迁，由北宋转为南宋，再后来忽必烈派兵驰驱南下，南宋朝庭又从长江边退到广东，许多中原人民和大批的皇室贵宦及商贾文人随朝庭来到了南方，还有一次是元末明初，因政权更换，中原地区的许多民众再一次为避战乱南迁。 这几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可以说，隋唐以前的南迁北人都是以平民为主的，人数居多，却缺乏文化底蕴，宋元之后的北人南迁则不同，他们除了一般平民外，还有不少官宦人家、文人骚客和仁人志士，特别是宋朝。 当时中原文化非常繁荣，北人南迁是随官府朝庭不断南移而进行的，他们不仅人来到南方，还带来了浓厚的中原文化。所以，隋唐之前的中原人来到南方，为客家人的数量起了壮大的作用，但因缺乏文化因素，难以形成自己的特色民系文化。 宋元之后，随着一些望门贵族和文人骚客来到南方，既使客家壮大了规模，又使客家提升了社会地位和文化品位，促使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最终形成。 扩展资料： 客家民居建筑的风格和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和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变化，有圆寨、围龙屋、走马楼、四角楼等，而客家围屋是汉代坞堡的活化石。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围龙屋、土楼。其中围龙屋是一种富有中原-华夏民族特色的典型客家民居建筑。 客家围龙屋与华北中原地区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式”和云南的“一颗印”，合称为我国最具乡土风情的五大传统住宅建筑形式，被中外建筑学界称为中国民居建筑的五大特色之一。 一个民系成立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有共同的语言。客家民系的共同语言即客家语。从分布上看，客家语主要分布于中国的广东、江西、福建、广西、四川、台湾、湖南等，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有相当数量的客家人口。 依据语言内部差异，客家语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以长汀话为代表的闽西客家语，以梅州市区（梅江区、梅县区）梅城口音的梅州话为代表的粤东客家语，以赣县蟠龙话为代表的赣南客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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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耕读关系的认识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把学稼学圃当作小人的事，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与孔子同时的依杖荷条的“丈人”则讽刺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孟子主张劳心劳力分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被孟子批判的农家学派许行则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后世形成两种传统，一种标榜“书香门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看不起农业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一种提倡“耕读传家”，以耕读为荣，敢于冲破儒家的传统。南北朝以后出现的家教一类书多数都有耕读结合的劝导。《颜氏家训》提出“要当穑而食，桑麻而衣”。张履祥在《训子语》里说“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中国的耕读文化孕育了众多的农学家，产生了大量的古农书。中国的古农书，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是其他国家少有的。古代的农书大都出自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之手。他们熟悉古代典籍，有写作能力，又参加农业生产，有农业生产知识，具备写作农书的条件。崔寔出自清门望族，少年熟读经吏，青年时经营自己的田庄。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写成了《四民月令》这一部月令体农书。陈旉隐居扬州，过耕读生活，他自己说“躬耕西山，心知其故”，“确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说以示人”。他示人的著作就是反映江南农业的《农书》。张履祥在家既教书又务农，他说“予学稼数年，咨访得失，颇知其端”，“因以身所经历之处与老农所尝论列者，笔其概”，48岁时写成了《补农书》。中国历史上动乱时期，反而出现较多的农书。因为在动乱时不少知识分子失去做官的机会，或不愿在动乱时做官，于是在乡间务农。其中有些人将自己的心得写出来，就成了农书。明清时代，地方性专业性农书开始大量出现，因为这时读书人比较多了，一部分没有做官的知识分子成了经营地主，他们根据自己所处地域和经营内容，写出了地方性专业性农书。中国的农耕文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观和知行统一的知识论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古代的学者常常从农耕实践中提炼哲学思想，《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淮南子》：“上因天时，下尽地才，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贾思勰“顺天时量地力，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有理论修养，有农业生产经验，有条件完成从农业到农学思想到哲学思想的提升。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农业文化》序言中说：“中国古代的哲学理论、价值观念、科学思维及艺术传统，大都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例如中国古代哲学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事实上这是农活的反映。古代哲人宣扬‘参天地、赞化育’，‘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以说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原则，事实上根源于农业生产的实践，也只是在农业生产的活动中有所表现”。耕读文化也影响了文学艺术。知识分子通过耕读，接近生产实际，接近农民，写出了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村生活、反映农民喜怒哀乐的作品。中国古代的田园诗就是耕读文化的产物。晋代的陶渊明是典型的田园诗人。他“既耕亦己种，时还读我书”①。从41岁辞官，过了20多年的耕读生活。他根据自己的体验，写了《归去来辞》、《归田园居》等诗篇。宋代的辛弃疾在被迫退休的20年内居住在江西农村。他把上饶带湖的新居名之日“稼轩”，自号稼轩居士，“意他日释位后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屋下临之，是为稼轩。田边立亭日植杖。若将真秉耒之为者”②。辛弃疾很重视农业，他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他有耕读的体验，写出了不少反映农村生活的诗词。宋代的范成大，晚年退居石湖，自号石湖居士，他自己可能没参加多少农业劳动，但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农民中，他的《四时田园杂兴》(60首)，富有乡土气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苦乐。中国的耕读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它影响了中国农学、中国科学、中国哲学，使知识分子思想接近人民，养成务实的作风
幸福天水
耕读文化的形成，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也就是地理情况、民族传统、以及生存需要。
我们可以看一下地图，我们中国地处欧亚大陆的南端，面海，背靠高原与草原，地势开阔平坦，平原、丘陵、山地、湖泽、江河交错纵横。这样的地理环境和特点，为我们提供的安全环境、地质资源、以及物种资源。同时，从地理纬度上看，我们国家所处环境的温度、湿度、雨水等气候特征，也都适宜于发展农业。
我们中国，是以文化建国！圣贤文化和思想的传承，是我们民族的本色和关键核心。我们历代以来重视文化建设，整个社会形成了，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良好传统和遵循！
我们为什么选择耕读？耕，代表了劳动、自食其力、朴素和节俭；读，代表了文化、学习、钻研、传承和弘扬。耕读文化，是一种自然和谐的宇宙人生观的体现。自然耕种，代表了和谐、可持续，读书学习，是不断提升自己、修养自己、进行家国建设的根本保证！
我们选择耕读文化，耕读文化也成就了中国人！
聿剑
中国耕读文化形成是有它的历史脉络的。
中华民族和别的民族一样，在人类的早期由于人的认识水平、生产力水平低下，从自然界获得食物的途径主要表现为非常直接和简单的采摘和打猎。采摘和打猎会受许多自然因素、自然条件的影响，所以难以保证充足和持续的供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随着人类认识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走向耕作，以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到了战国时期，随着铁器农具的大量使用。中国的农业，特别是耕作农业，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充足和持续的食物供给，保证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耕作文化就成为中华文化的基础文化。这种文化把耕作看成是社会发展的主要促进方式。
由于中国经历了漫长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耕文化深入人心，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
读书文化形成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文明程度的结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记载的前人的智慧和经验，后人通过读书可以获得前人的间接经验，保证了人类社会的智慧得到代代相传。
读书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中国人把读书看得特别重要，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之所以成形成了这种读书文化特征，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西汉汉武大帝刘彻，面对前六个皇帝实施的无为而治的政策所遗留下的地方势力做大，各种思潮此起彼伏的状洗，感觉到思想的多元性影响汉朝的中央统一统治。汉武大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儒家儒学由此一统天下直到清末。汉武大帝重用的是饱读儒家学说的社会精英担任地方官员。特别是到了隋朝采取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产生于隋朝，盛行于唐朝，绵延到清末。这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规定考试的内容为儒家的四书五经等经典著作。老百姓要当官必须饱读诗书。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才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读书成为人们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
所以中国历史上就形成了；耕为生存之道，读为发展之道。耕读文化就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