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上，有很多看起来“另类”的人，或者说，不符合历史“主潮”的人，但像王莽如此奇诡、如此让人看不透、如此有争议的人物，尚属罕见。对于王莽，很多人会想起白居易那句名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不过，王莽的真实形象未必如此，用伪君子之类的称号来形容王莽，未免太过简单了。但也因为王莽的一生太过传奇，其言行过于怪异，不同于他所身处的年代，在如今网络文化的炒作中，他竟“翻红”为人们所关注。王莽的个人悲剧竟然与那个年代一样，充满了含混与吊诡，其中有太多事情，无法用既有的历史思维来理解。
儒家的极端主义者
从史料中看，王莽的早年十分坎坷，从少年到青年阶段，他一直在努力“逆袭”。王莽出生在西汉外戚王氏家族，但他在家族中毫无地位，属于边缘人物。王氏家族里的其他兄弟，虽然才能不如王莽，却因出身好，可以纵情于声色犬马，享尽荣华，这让王莽在少年时代就倍尝人间冷暖，心理不平衡是必然的。但是，读圣贤书长大的王莽却怀抱利器，他花费心思、尽心竭力，力图维持自己“温良恭俭让”的好形象。少年时代的王莽，显然是胸怀大志的，他所受到的圣贤教育，在激励他成长的同时，也赋予了他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
王莽是一个忠诚的儒生，他甚至将儒家思想进行了极端化的实践，儒家思想的优劣都以极端化的结果给他留下了烙印。“修齐治平”是他的人生信念，“人人皆尧舜”是他的政治理想，更何况，自强不息和克己复礼的精神早就成为他的立身之本，或许在少年王莽心中，他就想象过自己的理念在天下推行的盛景，但他心里也清楚，要想实现这些理想，必须先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获得天下人的支持，从权力到道义，都要占据制高点。
这是一种典型的儒家思维方式，也是经世致用的典型思路。直到二十多岁，王莽的仕途才迎来了转机。得到大司马王凤的赏识，是王莽发迹的第一步。不过，王莽的这一步跨越，依赖的是对王凤的悉心照料，依赖的是个别权臣的提携，这也让他尝到了身处官僚体制中晋级的奥妙：必须得到有权势者的提携，必须有依靠。王凤死后，王莽开始了新的晋级之路。到了绥和元年，王根推荐王莽做了大司马，王莽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了更多人的赏识。
这当然跟王莽内心的自我克制有关。贪婪是亘古不变的人性，身居高位、手握权力者还能慎独克制，足见其个人修养之身。不过，也不排除一种极端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假的，都是表演出来的，为了赢得更大的权势，临时的隐忍也是可能的。不过，起码到此时，还看不出王莽是在刻意隐忍，这倒像是一种本能的流露。而且，王莽在之后做的事，更说明他不像是一般意义上的隐忍。
《汉书》上曾记载：“莽杜门自守，其中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在古代，尤其是汉代，王公贵族杀死一个奴婢，算不上多大的事，即使被追究责任，找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借口，也能搪塞过去。不过，王莽对二儿子王获不只是口舌上的惩罚，在批评他之后，还是杀了他。这件事引起了朝野内外的震动，王莽的大义灭亲为他赢得了更好的名声。至此，王莽毫无污点，甚至没有任何缺点，这简直就是现实中的圣贤。如果说史书上的圣人，还有被后世刻意拔高的嫌疑，还有生前落魄、身后圣化的问题，此时的王莽都没有这些问题，他唯一的问题，就是道德感强到了超越人性的地步，让人觉得不真实。
不过，我相信《汉书》上这些记载是真实的。原因其实也是不复杂，其一，班固真的没必要美化王莽，甚至他会站在维护汉朝正统的立场上黑化王莽，所以，《汉书》对王莽的记载，只有可能比真实的王莽更坏，而不会美化他。其二，在王莽那个时代，想篡改历史记录或欺骗百姓、虚造口碑，是非常困难的，当时的信息传播渠道也决定了王莽的言行必须符合正道，才能获得好口碑。
但王莽杀子，也确实有现实无奈的背景，但这往往被后世忽略。王获被杀时，王莽因为在朝中被排挤，暂时在自己的封地隐居。对他而言，能否东山再起，既与政治局势有关，更取决于自己在朝廷内外的口碑。此后，王莽的“逆袭”之路颇为顺利，其名声越来越好，这一切既符合王莽行事的逻辑，也让历史的走向变得吊诡起来。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篡权事件
王莽从权臣变成皇帝，是一个很缓慢很复杂的过程。他之所以如此谨慎，不仅和其维护伟岸形象的需求有关，更在于他真的在做一个空前的事情。很多人忽视的是，王莽篡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篡权称帝事件，在当时，这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也是一件可以决定未来历史走向的大事。王莽称帝在当时的冲击力，如同秦灭六国和刘邦称帝，都是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次，只不过，王莽后来失败了，不仅他自己沦为历史阴面的人物，也让一些人背上了洗不掉的“黑历史”。
文人扬雄就是其中一个。在王莽权势鼎盛时，扬雄创作了惊世大作《剧秦美新》，借着批评秦朝来歌颂新朝。听这名字，就知道这是个不折不扣拍马屁之作，扬雄这位汉赋大家，因为有这一点“黑历史”，在后世常被提及，甚至脱脱写《宋史》都没忘提这事，“王莽之篡，扬雄不能死，又仕之，更为《剧秦美新》之文……”不过，这也不能全怪扬雄，他本来以为这篇长文能成为新朝的传世颂歌，不料新朝“一世而亡”，局势反转后很快就被打脸。追根溯源，还是文人和权力说不清的关系害了他，在当时，想做一个不被政治影响的文人，实在是太难了，文人或多或少地都要与政治有关联，既然不能反对统治者，很多人只好选择歌颂了。
其实，相比很多人，扬雄做的还不算过分。因为权力变化太迅猛，一些投机分子认准了形势，便赌上自己身家性命，决定一搏，哀章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在他献上符命后，王莽称帝正式有了天道意义上的合理性。
对王莽来说，哀章献上的符命可谓锦上添花，而对刘家政权来说，这可谓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投机分子哀章也借此登上人生巅峰，跟其他王莽的亲信一起粉墨登场，因为他在铜匮里留下的名字，除了王莽八个亲信之外，就是他和胡编的王兴、王盛两个名字。搞笑的是，在长安城里还真有王兴、王盛二人，王莽也按照祥瑞的指示给他们封官封赏，两个平头百姓由此一跃而成为贵族。
耐人寻味的是，哀章为什么要用王兴、王盛这两个名字呢？对此，历来说法不一，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两人名字里的“兴盛”有吉祥之意。这或许是个理由，但我发现，王莽有个儿子也叫王兴，这大概是要跟王莽套近乎的意思。更何况，西汉后期有6000万人口，在单字名占主流的时代，用常见字做名字而重名，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如果细察历史，会发现王莽时期重名者甚多，比如叫王凤、刘秀的就有好几个，甚至王莽本人，也跟汉昭帝时的右将军王莽同名同姓，只不过后来这个王莽名气太大，让人忘记了之前的王莽。
王莽称帝后，历史的走向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以当时的情况看，汉朝并未到穷途末路之时，虽然汉成帝后，国力有所衰退，但绝无亡国之状。事实上，当时中原地区并无战乱，汉朝对西域的掌控还十分有力，西域都护府仍在，倒是新莽政权丢掉了西域，直到东汉班超再通西域，才让中原王朝的实力能伸向遥远的西方。王莽的改制，大多数属于源自自我幻想的瞎搞，并不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但在王莽的逻辑里，这一切却完全合情合理。
因为王莽正是靠着这种极端理想主义的信念，才一步步走到人生巅峰，他如果否定了这种圣贤之道的逻辑，就等于否定了之前努力的一切，也会让自己称帝的唯一合法性破裂。更何况，围绕在他身边的许多权贵，已经和王莽的利益融为一体，王莽成为这个群体里的一分子，无法从中脱身。不过，或许连王莽自己也没意识到，那些宠臣并不是全部因其圣贤理想才拥护他，其中固然有刘歆这样能与他探讨儒家学问的伙伴，但更多的是哀章这样见风使舵的墙头草。这真是王莽的悲哀，也是民众的悲剧，可惜，历史从来是无情的，试图用极端手法来扭转历史的人，往往会遭到历史的反噬。
缘何酿就悲剧？
从王莽改制时的手段看，他实在算不上一个精明的政客，在很多细节上，都没有基本的施政常识，比如，他改变土地制度和货币制度，还要求“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试图套用上古圣贤时代的制度来救济现世。然而，这些举措在理论上或许还能逻辑自洽，但在现实中，因为生产条件和人性复杂的因素，不仅不会合理实施，反而会酿成大祸，严重破坏正常的社会经济状况。王莽希望所有人都成为圣贤子弟，可他不明白，光凭借伦理教化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暂且不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道理在当时是否一定行得通，但不论如何，改革要循序渐进，有条不紊，激进措施反而会带来比改革前更严重的后果。而且，王莽的“王田”改制得罪了掌握主要社会财富的地主和权贵们，也没给百姓带来多少好处，反倒使农田日益荒芜，民生愈发凋敝。
葛剑雄先生在《我看王莽》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社会财富不可能无限制增加的条件下，想同时讨好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各个利益集团是绝对办不到的。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痴心妄想。”这真可谓点到了王莽整套改革措施的命门。纵观历史，改革者要么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被逼改革”，要么是富有历史责任感和进取心的“主动改革”，而这两者往往会被话语权的掌控者描绘为一体。但王莽改制与之不同，似乎在他那里，理想主义的情怀是超过现实考量的，他的诸多社会改制举措，也并非非做不可之事，与其说这是民众所渴盼的改革，不如说是王莽借机实现个人抱负和理想而已。
在生产力低下的农耕时代，让民众拥有更多农田、抑制土地兼并，以及治理水旱灾旱，都是最基本的改革举措。能做到这些，最起码能保证社会秩序维持下去，至于什么上古的圣王之道、尧舜之世，多数老百姓并不关心，这属于政治家关心的话题。
王莽改制后的世界，比他曾经不满的那个世界更要混乱，更糟糕的是，历史没留给他纠正错误的机会。《汉书》对王莽结局的记载十分悲惨：“商人杜吴杀莽，取其绶。校尉东海公宾就，故大行治礼，见吴问：绶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间。就识，斩莽首。军人分裂莽身，支节肌骨脔分，争相杀者数十人……”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及其创立的新朝在怒不可遏的民众反抗中灰飞烟灭。可是，这一切悲剧的根源难道可以只算在王莽头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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