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史上，有很多看起來“另類”的人，或者說，不符合歷史“主潮”的人，但像王莽如此奇詭、如此讓人看不透、如此有爭議的人物，尚屬罕見。對於王莽，很多人會想起白居易那句名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不過，王莽的真實形象未必如此，用偽君子之類的稱號來形容王莽，未免太過簡單了。但也因為王莽的一生太過傳奇，其言行過於怪異，不同於他所身處的年代，在如今網絡文化的炒作中，他竟“翻紅”為人們所關注。王莽的個人悲劇竟然與那個年代一樣，充滿了含混與弔詭，其中有太多事情，無法用既有的歷史思維來理解。
儒家的極端主義者
從史料中看，王莽的早年十分坎坷，從少年到青年階段，他一直在努力“逆襲”。王莽出生在西漢外戚王氏家族，但他在家族中毫無地位，屬於邊緣人物。王氏家族裡的其他兄弟，雖然才能不如王莽，卻因出身好，可以縱情於聲色犬馬，享盡榮華，這讓王莽在少年時代就倍嘗人間冷暖，心理不平衡是必然的。但是，讀聖賢書長大的王莽卻懷抱利器，他花費心思、盡心竭力，力圖維持自己“溫良恭儉讓”的好形象。少年時代的王莽，顯然是胸懷大志的，他所受到的聖賢教育，在激勵他成長的同時，也賦予了他強烈的理想主義精神。
王莽是一個忠誠的儒生，他甚至將儒家思想進行了極端化的實踐，儒家思想的優劣都以極端化的結果給他留下了烙印。“修齊治平”是他的人生信念，“人人皆堯舜”是他的政治理想，更何況，自強不息和克己復禮的精神早就成為他的立身之本，或許在少年王莽心中，他就想象過自己的理念在天下推行的盛景，但他心裡也清楚，要想實現這些理想，必須先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並獲得天下人的支持，從權力到道義，都要佔據制高點。
這是一種典型的儒家思維方式，也是經世致用的典型思路。直到二十多歲，王莽的仕途才迎來了轉機。得到大司馬王鳳的賞識，是王莽發跡的第一步。不過，王莽的這一步跨越，依賴的是對王鳳的悉心照料，依賴的是個別權臣的提攜，這也讓他嚐到了身處官僚體制中晉級的奧妙：必須得到有權勢者的提攜，必須有依靠。王鳳死後，王莽開始了新的晉級之路。到了綏和元年，王根推薦王莽做了大司馬，王莽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形象，贏得了更多人的賞識。
這當然跟王莽內心的自我剋制有關。貪婪是亙古不變的人性，身居高位、手握權力者還能慎獨剋制，足見其個人修養之身。不過，也不排除一種極端的可能，就是這一切都是假的，都是表演出來的，為了贏得更大的權勢，臨時的隱忍也是可能的。不過，起碼到此時，還看不出王莽是在刻意隱忍，這倒像是一種本能的流露。而且，王莽在之後做的事，更說明他不像是一般意義上的隱忍。
《漢書》上曾記載：“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古代，尤其是漢代，王公貴族殺死一個奴婢，算不上多大的事，即使被追究責任，找一些有利於自己的藉口，也能搪塞過去。不過，王莽對二兒子王獲不只是口舌上的懲罰，在批評他之後，還是殺了他。這件事引起了朝野內外的震動，王莽的大義滅親為他贏得了更好的名聲。至此，王莽毫無汙點，甚至沒有任何缺點，這簡直就是現實中的聖賢。如果說史書上的聖人，還有被後世刻意拔高的嫌疑，還有生前落魄、身後聖化的問題，此時的王莽都沒有這些問題，他唯一的問題，就是道德感強到了超越人性的地步，讓人覺得不真實。
不過，我相信《漢書》上這些記載是真實的。原因其實也是不復雜，其一，班固真的沒必要美化王莽，甚至他會站在維護漢朝正統的立場上黑化王莽，所以，《漢書》對王莽的記載，只有可能比真實的王莽更壞，而不會美化他。其二，在王莽那個時代，想篡改歷史記錄或欺騙百姓、虛造口碑，是非常困難的，當時的信息傳播渠道也決定了王莽的言行必須符合正道，才能獲得好口碑。
但王莽殺子，也確實有現實無奈的背景，但這往往被後世忽略。王獲被殺時，王莽因為在朝中被排擠，暫時在自己的封地隱居。對他而言，能否東山再起，既與政治局勢有關，更取決於自己在朝廷內外的口碑。此後，王莽的“逆襲”之路頗為順利，其名聲越來越好，這一切既符合王莽行事的邏輯，也讓歷史的走向變得弔詭起來。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篡權事件
王莽從權臣變成皇帝，是一個很緩慢很複雜的過程。他之所以如此謹慎，不僅和其維護偉岸形象的需求有關，更在於他真的在做一個空前的事情。很多人忽視的是，王莽篡漢，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篡權稱帝事件，在當時，這是一件石破天驚的大事，也是一件可以決定未來歷史走向的大事。王莽稱帝在當時的衝擊力，如同秦滅六國和劉邦稱帝，都是開天闢地以來的第一次，只不過，王莽後來失敗了，不僅他自己淪為歷史陰面的人物，也讓一些人背上了洗不掉的“黑歷史”。
文人揚雄就是其中一個。在王莽權勢鼎盛時，揚雄創作了驚世大作《劇秦美新》，藉著批評秦朝來歌頌新朝。聽這名字，就知道這是個不折不扣拍馬屁之作，揚雄這位漢賦大家，因為有這一點“黑歷史”，在後世常被提及，甚至脫脫寫《宋史》都沒忘提這事，“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為《劇秦美新》之文……”不過，這也不能全怪揚雄，他本來以為這篇長文能成為新朝的傳世頌歌，不料新朝“一世而亡”，局勢反轉後很快就被打臉。追根溯源，還是文人和權力說不清的關係害了他，在當時，想做一個不被政治影響的文人，實在是太難了，文人或多或少地都要與政治有關聯，既然不能反對統治者，很多人只好選擇歌頌了。
其實，相比很多人，揚雄做的還不算過分。因為權力變化太迅猛，一些投機分子認準了形勢，便賭上自己身家性命，決定一搏，哀章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在他獻上符命後，王莽稱帝正式有了天道意義上的合理性。
對王莽來說，哀章獻上的符命可謂錦上添花，而對劉家政權來說，這可謂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投機分子哀章也藉此登上人生巔峰，跟其他王莽的親信一起粉墨登場，因為他在銅匱裡留下的名字，除了王莽八個親信之外，就是他和胡編的王興、王盛兩個名字。搞笑的是，在長安城裡還真有王興、王盛二人，王莽也按照祥瑞的指示給他們封官封賞，兩個平頭百姓由此一躍而成為貴族。
耐人尋味的是，哀章為什麼要用王興、王盛這兩個名字呢？對此，歷來說法不一，一種常見的說法是兩人名字裡的“興盛”有吉祥之意。這或許是個理由，但我發現，王莽有個兒子也叫王興，這大概是要跟王莽套近乎的意思。更何況，西漢後期有6000萬人口，在單字名佔主流的時代，用常見字做名字而重名，也不是什麼稀罕事。如果細察歷史，會發現王莽時期重名者甚多，比如叫王鳳、劉秀的就有好幾個，甚至王莽本人，也跟漢昭帝時的右將軍王莽同名同姓，只不過後來這個王莽名氣太大，讓人忘記了之前的王莽。
王莽稱帝后，歷史的走向變得撲朔迷離起來。以當時的情況看，漢朝並未到窮途末路之時，雖然漢成帝后，國力有所衰退，但絕無亡國之狀。事實上，當時中原地區並無戰亂，漢朝對西域的掌控還十分有力，西域都護府仍在，倒是新莽政權丟掉了西域，直到東漢班超再通西域，才讓中原王朝的實力能伸向遙遠的西方。王莽的改制，大多數屬於源自自我幻想的瞎搞，並不符合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但在王莽的邏輯裡，這一切卻完全合情合理。
因為王莽正是靠著這種極端理想主義的信念，才一步步走到人生巔峰，他如果否定了這種聖賢之道的邏輯，就等於否定了之前努力的一切，也會讓自己稱帝的唯一合法性破裂。更何況，圍繞在他身邊的許多權貴，已經和王莽的利益融為一體，王莽成為這個群體裡的一分子，無法從中脫身。不過，或許連王莽自己也沒意識到，那些寵臣並不是全部因其聖賢理想才擁護他，其中固然有劉歆這樣能與他探討儒家學問的夥伴，但更多的是哀章這樣見風使舵的牆頭草。這真是王莽的悲哀，也是民眾的悲劇，可惜，歷史從來是無情的，試圖用極端手法來扭轉歷史的人，往往會遭到歷史的反噬。
緣何釀就悲劇？
從王莽改制時的手段看，他實在算不上一個精明的政客，在很多細節上，都沒有基本的施政常識，比如，他改變土地制度和貨幣制度，還要求“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試圖套用上古聖賢時代的制度來救濟現世。然而，這些舉措在理論上或許還能邏輯自洽，但在現實中，因為生產條件和人性複雜的因素，不僅不會合理實施，反而會釀成大禍，嚴重破壞正常的社會經濟狀況。王莽希望所有人都成為聖賢子弟，可他不明白，光憑藉倫理教化是不可能做到這點的，暫且不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道理在當時是否一定行得通，但不論如何，改革要循序漸進，有條不紊，激進措施反而會帶來比改革前更嚴重的後果。而且，王莽的“王田”改制得罪了掌握主要社會財富的地主和權貴們，也沒給百姓帶來多少好處，反倒使農田日益荒蕪，民生愈發凋敝。
葛劍雄先生在《我看王莽》中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在社會財富不可能無限制增加的條件下，想同時討好社會的各階級、各階層、各個利益集團是絕對辦不到的。王莽想在不觸犯貴族、豪強、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讓百姓、貧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痴心妄想。”這真可謂點到了王莽整套改革措施的命門。縱觀歷史，改革者要麼出於維護自身利益的“被逼改革”，要麼是富有歷史責任感和進取心的“主動改革”，而這兩者往往會被話語權的掌控者描繪為一體。但王莽改制與之不同，似乎在他那裡，理想主義的情懷是超過現實考量的，他的諸多社會改制舉措，也並非非做不可之事，與其說這是民眾所渴盼的改革，不如說是王莽藉機實現個人抱負和理想而已。
在生產力低下的農耕時代，讓民眾擁有更多農田、抑制土地兼併，以及治理水旱災旱，都是最基本的改革舉措。能做到這些，最起碼能保證社會秩序維持下去，至於什麼上古的聖王之道、堯舜之世，多數老百姓並不關心，這屬於政治家關心的話題。
王莽改制後的世界，比他曾經不滿的那個世界更要混亂，更糟糕的是，歷史沒留給他糾正錯誤的機會。《漢書》對王莽結局的記載十分悲慘：“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間。就識，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臠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及其創立的新朝在怒不可遏的民眾反抗中灰飛煙滅。可是，這一切悲劇的根源難道可以只算在王莽頭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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