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武境内的云台山百家岩是“探古访贤寻仙地；清静闲适自在乡。”魏晋时期，思想领域发生了一次大裂变，形成了一个强劲的思想解放浪潮，随之亦产生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文化群体，即所谓的“魏晋名士”。而活动于修武县北五里源一带及百家岩山林里的“竹林七贤”则是这个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太康年间，七贤之一刘伶是域内名吃饸饹条的创始人。
谯郡銍（今安徽宿县西南）人嵇康，是“竹林七贤”的实际领袖。公元243年，嵇康举家迁居河内郡山阳县，从此在此寓居长达20年之久。随后，他的好友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等人追迹而至，其中山涛、向秀二人是河内怀（今焦作市武陟县）人。
他们或久留，或小住，以嵇康为核心，饮酒赋诗，抚琴作啸，议论时政，评品人物，甚至做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举动，以显示其蔑视礼教、淡出利禄、超然物外的雅士情怀。因为他们常在竹林之中聚会，所以被称为“竹林七贤”。
原籍江南的嵇康之所以会选择山阳作为自己的长期寓居之地，是有深刻的历史和政治原因的。汉末长期战乱造成中国北方人口锐减，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田，这种现象在主战场首都洛阳附近的河南、河内郡更为明显，因此官员们多在这里占田建宅，特别是位于洛阳以北的河内郡，这里山青水秀，土地肥沃，多泉水瀑布河流，遍布达官贵人的庄园水碓，其中“有公主水碓三十余区”。
嵇康的父亲嵇昭为曹魏督军粮侍御史，本人则与长乐亭公主结婚，因而嵇康在山阳寓居，一是其父早已在那里置办有庄园，二是可能长乐亭公主在山阳有水碓。
此外，从嵇康个人来说，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正是魏晋易代之际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明争暗斗、朝政极其血腥黑暗的时代，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殃及不少文人，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出于洁身自好和保命全身的考虑，嵇康不得不离开洛阳这个是非之地。
尽管他离京而去，表面上轻名教蔑礼法，那是他对执政者打着“礼教”旗号而大肆诛灭异己的虚伪和残暴的极端不满，其实他骨子里却是忠实的儒家信徒，更何况他是曹魏皇室姻亲，朝政的变故必然关系到他自身。而山阳距离当时的京城洛阳不过二百余里，他在这里既可以观察朝政，又能暂避司马氏集团的拉拢或诛杀，从而成为他与政治和信仰之间不离不弃的理想选择。
竹林之游的确切地点应在今修武县五里源乡以北云台山以南一带。在这里，嵇康有两处住宅，一处是位于五里源附近的园宅。南朝刘宋时期郭缘生所撰的《述征记》载：“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园宅，今悉为田墟，而父老犹谓嵇公竹林地，以时有遗竹也。”
古山阳城在今焦作市山阳区墙南村一带，至今仍存有古城墙，而五里源正在墙南东北方向，其直线距离也在二十里上下，九十年代该乡东水寨村还有大片竹林。另一处即是位于方庄镇百家岩的山间别墅。魏晋士人除了经常性居住和经营的园宅，还在依山傍水处修建游乐性的别墅，史书中称为“山墅”。嵇康也不例外，他在百家岩即拥有别墅。
关于这一点，嵇康在与友人的互赠诗中，透露了这一信息：“昔蒙父兄祚，少得离负荷。因疏遂成懒，寝迹北山阿”；“亮无佐世才，时俗所不量。归我北山阿，逍遥以相徉”。其中的“北山阿”，不是表达理想憧憬的文学描写，而是坐落在百家岩的嵇山别墅，也就是竹林之游的第二个处所。
百家岩是天门山南坡下一个约高170米、宽500米的巨大峭壁，峭壁下的一座低矮小山丘便是嵇山。峭壁与嵇山之间有处宽约30米、长100米的平缓之地，可供百家居住，故名百家岩。这里有清泉、山溪，风景秀丽，嵇康的山墅即建在此处，后被佛教庙宇百岩寺取代。
竹林之游的古迹，集中在这一带，如刘伶醒酒台、嵇康淬剑池、孙登长啸台、王烈泉等。对此处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道光《修武县志》等均有详细记载。
关于竹林之游在修武的另一条有力的证据是自五代后梁至宋、金、元、明等朝代存在的修武县七贤乡建制。后梁贞明七年（921年）百家岩石幢有“七贤乡李固镇韩绪造”字样；云台山药王洞中碑刻有“大金国东南路怀州修武县七贤乡西冯营村修孙真人石像记”的文字；
元代翰林编修、监察御史汲县王恽《七贤乡》诗有“不到山阳二十年”句。综述各种历史地理资料，当时的七贤乡应包括今天的修武县五里源乡、方庄镇及焦作市马村区九里山乡部分村庄，正合史书所说的竹林之游在修武县东北部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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