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寫了一篇關於“整理力就是學習力”（點此進入）的文章，後來收到友人發來的信息如下：
整理可以改變自己的心情，確實是很神奇。它跟我們今天的主題有什麼關係呢？其實，我今天想談的還不是工作，而是——儀式感。
疫情期間，人們被帶了一輪“可以好好靜下來修養身心、好好陪伴家人”的節奏，但很快的，就發現不是那麼回事。因為在家裡，你很難靜下來——
也很難好好陪伴孩子——
以上是這幾天被刷屏的各路在家上班的後遺症，大多數人都在慘呼——我想上班？為什麼呢？平常我們不是總期待著自由職業的生活嗎？可是，為什麼這種生活真的來了，人們卻想出門去上班呢？
很多公眾號從不同角度闡釋了這個問題，比如在家閒得太難受、有失業的焦慮、家裡的干擾太多、生活和工作分不開等等。
但是我想從一個新的角度來談一談，就是儀式感。每天上班打卡，開晨會，喝杯水開始工作，這一系列的流程，就是儀式感。平常，你感覺它很繁瑣，很無用，但失去的時候，才知道自己很需要。
可是，既然我們很需要，為什麼平常我們卻不喜歡呢？大家也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疫情結束，恢復工作，是不是很多人又開始抱怨每天上班的生活呢？
我想用歷史上一次重大的事件來闡釋一下。
儀式感，在古代，叫禮，也叫周禮，因為是周朝的周公制訂的。周朝八百年，到末期，也就是東周的春秋時期，就發生了一個現象，現在通俗稱叫“禮崩樂壞”，用學術語言講，叫“周文疲敝”。
你看，周公為了人們有規律有品質的生活，所以制訂了一套很完整的日常儀軌，比如見面怎麼打招呼、吃飯怎麼擺碗筷、什麼場合穿什麼衣服、見不同人怎麼稱呼、行走坐臥該有什麼標準、婚喪嫁娶一系列事情怎麼操辦，等等等等。
這就很像公司總是會制定一些規章制度，我們都知道需要，可是，時間上了，就會覺得那隻不過是走過場、走流程，你從內心感到“疲敝”了。古人也一樣，因此叫“周文疲敝”。
周禮實行了幾百年後，人們都不想遵循了，而且一些厲害的人物從各個角度去詮釋，為什麼“周文”——也就是“周禮”——是不合時宜的，又該用什麼來取代周文。
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認為，禮是造作的、不自然的，人必須去除這種造作不自然，才能迴歸到自由、天真的生命狀態。
以墨子為代表的墨家認為，禮是鋪張的、無用的，他的主張是“上功用、大儉約、僈差等”，通俗說就是功利主義。墨子最被人熟知的思想是“兼愛”，但是顯然他把人間想象得太簡單了。
以商鞅為代表的早期法家認為，禮是不實用的、不合時代需求的，認為要用法來治理社會。其實，真正解決當時周文疲敝帶來的社會問題的，是法家，不過法家也只能解決當時的問題，並且商鞅、吳起這批法家都死得很慘，因為他們動了貴族的利益。於是到韓非這一代的法家，就不僅用法，更用“術”，又產生了另外的問題。
上面說的所有百家爭鳴的學派，都是站在認為“禮”確實是不需要的立場上。他們說得很有道理，就像大家在上班時面對那麼多的規章制度也總會有類似的抱怨。可是，你現在發現，沒有它，也會很難受，為什麼呢？
當時只有一個學派，就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認為“禮”是有價值的、有意義的、必須要保留的。
孔子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堅定表面自己的立場。
那孔子怎麼解決“周文疲敝”呢？孔子認為，周文疲敝，不是周文出了問題，是人心出了問題，什麼問題呢？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假如人沒有了仁心仁德，那麼禮樂又有什麼用呢？
什麼意思？孔子認為，禮樂的制訂，是本乎人性的。因為人性的需要，才有了禮樂的制度。假如人性都扭曲了、敗壞了，那要禮樂還有什麼用呢？所以重要的，是恢復人性，恢復了人性，禮樂自然就恢復了，我們就能看到那個美好的社會了。
孔子賦予了“禮”更深層次的意義，就是“禮”背後的依託——仁。
這個講的有點遠，但是，機理其實是一樣的。我在講華夏禮樂衣冠的課程時，每次都會談到，禮並不是一種束縛，而是一種需要、一種釋放。平常的你感受不到，當失去的時候，才會想起，才會珍惜。
但是，如果只是因為失去了而感到珍惜，還是不夠的，因為它沒有根。
現在你想要工作了，是真的想工作嗎？其實是對暫時失去的儀式感有一種內在需求，而這種需求既然是人性，我們要找回的就不僅是短暫的儀式感，而更是儀式感背後，那份精神的真實追求。
所以我的建議是，在這段難得的時光裡，我們真正應該想的，不是怎麼才能回去上班，而是，為什麼想要做這份工作，為什麼願意那麼辛苦的拼搏，今後要以怎樣不同的心態面對工作。
到那個時候，儀式感就不再是外界強加給你的，而是由內心發出來的，一份源於對生活的熱愛，而產生的莊重感。那麼，今後你面對工作，就會是另一番心境，而不至於時間久了，又恢復到“疲敝”之態。
所以我也有一個更加實在的建議，就是在上班之前，讀一讀《論語》吧！你會發現，你所想不通的問題，裡面都有解答。我也十分期待，這一次疫情之後，人們能夠對於工作、工作背後的意義，有了新的認知。
閱讀更多 方哲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