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作者
契诃夫(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十九世纪末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短篇小说艺术大师。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1879年进入莫斯科医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契诃夫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契柯夫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曾约高尔基一同访问中国，但因久病不治而未遂心愿。1904年7月15日因肺病恶化而辞世。
二、《契诃夫短篇小说选》简介
本书所选的作品来自契诃夫创作的前后两个时期。在早期作品中，除了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具有一定现实批判色彩的《变色龙》之外，还有一些轻松诙谐的纯幽默小说。《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所选的契诃夫后期小主，以《套中人》最为著名。这篇小说表现了沉闷压抑的时代氛围，讽刺了俄国社会普遍的僵化、禁锢的精神状态。
三、精彩书摘
在米罗诺辛茨基村的尽头，在村长普罗柯菲耶家的板棚里，误了点的猎人准备留宿过夜。他们只有两个人：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伊凡·伊凡内奇有个很古怪的复姓——奇姆沙一吉马拉耶斯基，这和他显然不匹配，所以省里的人干脆叫他的本名和父名，他住在城郊的养马场，这次出来打猎，是为了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中学教师布尔金则每年夏天都要到伯爵家做客，他早就是这个地区的熟人。
他们没有睡觉。伊凡·伊凡内奇是个瘦瘦的高个子老头，留着长须，坐在门口抽烟，明月照亮了他。布尔金躺在屋里的干草堆上，人影消失在黑暗中。
他们说了很多故事，顺便也说起村长的老婆玛芙拉，一个很健康也不笨的女人，这一辈子她竟然没有出过这个村子，她既没见过城市，也没有见过铁路，而最近十年她整天守着灶台，只有到了夜间才上街去走一走。
“这有什么可惊奇的！”布尔金说，“那种生性孤独，像寄生蟹或蜗牛那样拼命躲进自己的外壳里的人，在这个世上并不少。也许，这是隔世遗传，又回到了我们老祖宗的时代，那时的人还不是群居动物，而是单个生活在自己的洞穴中，或许，这不过是人的性格的一种变异，——有谁知道呢？我不是自然科学家，我不研究这些问题，我只是想说，像玛芙拉这样的人，决不是少有的现象。
显然，幸福的人之所以感到幸福只是因为不幸的人们在默默地背负着自己的重担，一旦没有了这种沉默，一些人的幸福便不可想象。这是普遍的麻木不仁。真应当在每一个心满意足的幸福的人的门背后，站上一个人，拿着小锤子，经常敲门提醒他：世上还有不幸的人；不管他现在多么幸福，生活迟早会对他伸出利爪，灾难会降临－－疾病，贫穷，种种损失。到那时谁也看不见他，听不见他，正如现在他看不见别人，听不见别人一样。可是，拿锤子的人是没有的，幸福的人照样过他的幸福生活，只有日常生活的小小烦恼才使他感到有点激动，就像微风吹拂杨树一样。一切都幸福圆满。
《变色龙》
《变色龙》是俄国作家契诃夫早期创作的一篇脍炙人口的讽刺小说。小说的名字起得十分巧妙。变色龙能够根据四周物体的颜色改变自己的肤色，以防其它动物的侵害。作者只取其“变色”的特性，用以概括社会上的一种人。
它没有风花雪月的景物描写，也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安排，作家在描述一个警官偶然审理一件人被狗咬的案情中，只用寥寥几笔，就极其简练、锋利地为我们勾勒出一个灵魂丑恶，面目可憎、专横跋扈、见风使舵的沙皇走狗——警官奥楚蔑洛夫的形象，寄寓着一个发人深思的主题。契诃夫对这种现象不是直接采取忿怒的揭发和深刻的批判，而是运用幽默和讽刺的卓越艺术技巧，揭露了这个封建专制国家在华丽庄严掩盖下的丑恶与卑劣。
《套中人》
《套中人》是契诃夫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之一，在小说中，契诃夫塑造了一个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想做一个纯粹的现行制度的“守法良民”别里科夫。别里科夫的世界观就是害怕出乱子，害怕改变既有的一切，但是他所作所为，在客观上却起着为沙皇专制助纣为虐的作用。他辖制着大家，并不是靠暴力等手段，而是给众人精神上的压抑，让大家“透不出气”。
可以说是专制制度毒化了他的思想、心灵，使他惧怕一切变革，顽固僵化，他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但更是受害者。因而可以说别里科夫成为了害怕新事物，维护旧事物，反对变革，阻碍社会发展的人的代名词。
别里科夫的可悲之处在于，他千方百计地想要隐藏自己，用一层一层的套子，而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些隐藏，反而将他醒目地暴露在了众人的面前，当他已经被异化成套子的时候，这件套子却又仿佛成了那一撮白色，使得他在别人眼中成了一个异类，被身边的人所挤压所排斥，直到最终走向坟墓——一个永远的套子。
《第六病室》
《第六病室》这部严峻深沉、震撼人心的小说，无疑是作家契诃夫一生所写的最富反抗精神的作品之一，它揭露了沙皇俄国像监狱一般阴森可怕，批判了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和契诃夫的许多作品一样，这部小说没有众多的人物，没有复杂紧张的情节，以一间病室为主要场景，以一对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以他们的争论作为主要情节，却揭示了极其深刻的主题思想。
弥漫着污浊空气的第六病室，与其说是病房，还不如说是监狱。阴森的铁窗、残酷的毒打，这就是病人的“待遇”。这些不幸的“疯子”，其实就是囚徒，他们都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受压迫受侮辱受欺凌的人们。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一个姓格罗莫夫的病人，似乎头脑很清醒，而且很有见地，他是病人？还是受迫害的囚犯？读者不禁产生这种疑惑。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主持这家医院的善良正直的拉京医生也被当作疯子抓了起来，关在这里。这真是惊心动魄的悲剧。契诃夫正是以这样犀利的笔触，通过两个知识分子的悲剧，以极大的愤慨，高度概括地描绘了沙皇俄国的黑暗现实，深刻地揭露了专制统治的罪恶。
《小公务员之死》
《小公务员之死》是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代表作品之一。讲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一名小公务员竟在一名大官的呵斥声中被“吓死”。这个故事既反映了由于当时社会的极端恐怖所造成的人们的精神异化、性格扭曲、心理变态与行为荒诞，也表现了一个下等官员可悲的屈从、可鄙的奴性与可怜的结局。而作家埋藏在内心的，对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深恶痛绝之情，可见一斑，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从小说情节发展看，小公务员有着很强的“自卑情结”，这也是他的性格特征之一。从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上讲，这篇短篇小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运用了重复和渐进深入的描述技巧。小说的主人公切尔维亚科夫向长官前后进行过多达六次的“道歉”，而且一次比一次显得卑怯与悲戚。这种重复、深入的笔法，对人物性格的精心塑造与对其内心世界的深刻挖掘，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樱桃园》
《樱桃园》是契诃夫晚年的一部力作，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他憎恶十九世纪末俄国社会随处可见的、只知道用一些不连贯的空谈，对“未来”的空想，以充实当下空虚没落偷懒的生活的灰色的人群，他同情勤苦劳动，却被毁灭了幸福和希望的另一群人，他用抒情诗一般的结构和台词、背景描述，创造了现代戏剧的开端。
《胖子和瘦子》
《胖子和瘦子》是19世纪俄国著名小说家安东尼·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一篇短篇小说代表作。作者通过胖子和瘦子见面时，两副气氛不同，基调不同，色彩不同的画面，给人们勾勒出一副惟妙惟肖的十九世纪末期俄国社会的世俗图，酣畅淋漓，入木三分地写出了特定环境下特定人物的丑恶灵魂和卑秽心理。
瘦子是作品着意要批判、鞭挞的人物。作者为了达到批判和鞭挞的目的，在作品中没有直接地告诉读者自己持什么态度，而是把这么个人物放到整个画面的突出位置，借助前后对比的手法，漫画夸张的手法和互衬的手法去描写，去刻画，从而起到作者不言本意而读者自明的客观效果。
《苦恼》
《苦恼》是契诃夫所著小说，它的副标题是“我拿我的苦恼向谁去诉说？”小说描写一个老马夫姚纳儿子刚刚死去，他想向人们倾诉自己心中的痛苦，无奈偌大的一个彼得堡竟找不到一个能够听他说话的人，最后他只能对着他的小母马诉说。作品通过无处诉说苦恼的姚纳的悲剧，揭示了19世纪俄国社会的黑暗和人间的自私、冷酷无情，这正是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剪影。
《苦恼》写于1886年，这个时候正是沙皇俄国黑暗时期，沙俄的残酷统治使许多人思想麻木冷漠，不愿意正视社会现实。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作者以冷峻的笔，客观的描绘了这种社会现状，为不幸的人们抗争。
《醋栗》
《醋栗》是契诃夫著的短篇小说，是一篇启蒙性质的作品。《醋栗》要把无意义的生活展示给人看，把有意义的道路指示给人走。但同时，《醋栗》也是一篇关于“启蒙”主题的小说，它以强烈的对照，显示了启蒙的艰难和沉重：启蒙者慷慨激昂，滔滔不绝，接受者无动于衷，昏昏欲睡，正所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因此，说“启蒙精神很难渗透到强大的人性的惰性中”，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启蒙是文学无法逃避的责任，无论多么艰难，作家都必须承担这一责任，尤其是在社会转型的艰难时期，文学更是应该为人们提供伟大的价值观，应该帮助人们矫正自己时代的偏斜的生活方向和倾斜的生活原则。
契诃夫是一位严肃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整个写作的技巧不仅在于准确地把生活的本来面目艺术地反映出来，而且在于通过犀利的笔把社会的种种庸俗、腐败和罪恶挑出来并且戳破了给人看。《醋栗》就是契诃夫善于从“好像很好”的生活表象中，挑出庸俗的霉臭，并将它戳破了给人看的杰出的例子。
《草原》
《草原》本身并无复杂的结构，全文自始至终由“旅行”牢牢占据着，由一个九岁孩子的视觉和心理记录牢牢控制着……它不是用矛盾，不是借外部人物事件的冲突来建立故事，而是借巨大的景色美和人的生存企求之间的对比、落差以呈现小说主题：作为生命容器的大自然是如此令人迷恋、陶醉，而这美丽器皿中盛放的竟是无数艰辛、酸楚、命运的粗暴与乖张。
在《草原》中，你几乎找不到任何人物间的对立，没有，表面上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但命运的挣扎感、无力感、被掠夺感、控诉感、悲怆感——却像无处不在的阴雨和空气一样低低地笼罩着草原和草原上的流浪汉们，让人疼痛，让人凄然和震颤。
《农民》
《农民》创作于1897年，属于契诃夫的晚期作品，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上上个世纪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寓意深刻，富于音乐节奏感。他善于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
严格来说，契诃夫不是在"写"小说，或者像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作家在编小说，他是在"吐"小说，"流"小说。他无需编故事，他甚至也不要构思，他的故事在空中四处荡漾。他能从任何角度开篇，又能从任何章节断流，但都是天衣无缝，都是自然胶合。他的人物不请自来，他的情节随手拈来。他仿佛只要拿起笔，就像拧开了自来水龙头，小说便如水源源流出……
契诃夫之所以能随意地"流"小说，在于它独特的叙述方法。这种叙述方法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处理，用眼睛和耳朵去追寻，文字像音符那样流动。快节奏，简洁，自然，质朴，构成了清纯的文风，单刀直入，不拖泥带水；高度浓缩与深入浅出的表现，更增加了作品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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