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言文言简意赅,为什么要发展成现代白话罗啰嗦嗦?

琳琅儒玉


一言以蔽之,

因为白话文的构成要求严格的逻辑,文言文从来不看重逻辑,一文可以多种理解,用文言文无法表述现代科学理论。使用白话文,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逻辑推理的训练。

中国人从来不看重逻辑,文言文很多所谓“倒装句”就是一例。句中文词前后颠倒,这是从思维中忽视逻辑性的表现。今天学习文言文,老师必须告诉学生,“这句话是倒装句,要把文词前后颠倒理解才行”。这说明,已经习惯了逻辑性思维的现代中国人,对非理性语言,开始感到不习惯和陌生。再比如“之”字,记得老师最后总结了七、八种用法,这让我们初学时头痛不已,实在不知道此时此地该用哪一种。

今天说一个人没有逻辑性,几乎是在骂他脑子不灵光,可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几乎没有几个人理解语言逻辑有什么重要性可言,说话就是表意,意思到了就可以了,那么较真有啥用?这不是抬杠吗?

殊不知,在日常语言中严格运用逻辑推理,就是最大量的训练,是要把逻辑性思维贯彻始终,只有这样才能理解科学是理性最深邃的运用,是把理性运用到极致的结果。我看过胡适先生在新文化运动时推动白话文改革的文章,说实话,似乎包括胡适先生这种在外国留学的学者,也没有彻底认清这点,至少他的文章没有重点突出这点。

所谓新文化运动,就是思维方式的变革运动,用精密逻辑意识代替粗略的简单逻辑意识。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就是希望通过从日常语言交流的方式,开始训练国民注重逻辑性思维。

文言文简洁,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正是因为它的简洁,造成了一词多义、一句多义、一文多义的现象非常多。比如很多笑话都有同样一句话,断句不同,文意完全不同,从而造成笑料的。古文里,断句不同,解释完全不同的问题更加突出,很多争论千年不绝。标点符号的发明,不是单纯的标注语句之用,而是因为只在语句上运用逻辑仍然不足以清晰表达,又在语句里加注符号,从而更加突出语言逻辑性。比如“。!?……”,同样加注于句尾,可四个符号却表达出四种不同的情绪。如此严格要求,就是逻辑性思维的训练,而文言文绝不可能达到。

诗歌散文这类抒情作品,要求的是意境的深远,不是逻辑的清晰,所以用文言文书写更合适。

比如马致远那首绝世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大家看,前四句全部写景,而且景色并不一定能统一在一个画面里,但那种淡淡的忧伤已经扑面而来,把读者紧紧包裹起来。最后一句点题,短短六个字,就似利剑戳中人心,把无尽的哀伤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我虽然不懂诗词,可读到时,照样被彻底感染。这样的文章,如果用逻辑性语言陈述,那将乏味异常。

前几年《中国好歌曲》曾经出来一位歌手苏运莹,她的歌《野子》更有意思。如果大家读歌词,你甚至读不懂在说什么,可一旦谱曲演唱,意境全部展现,你立刻就能感受诗人在说什么,那种在困惑里的挣扎与不屈,也好像各种画面般,铺陈开来。

这样的例子还有无数,这已经充分说明了文言文和白话文最深在的构成要素。

文言文可以完全不顾及逻辑,就用最简洁的方式,打中读者的内心,引起读者和作者的共鸣,从而传达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那份人类共同的感受。

白话文则是尽全力的运用逻辑,尽全力把语言精密化、清晰化、排他化,从而达到思维方式的逻辑性。这一点,外语更加突出。我不懂英语,可也听说过,同样是英语,还要分出来不同门类与专业,很多专业名词,不懂的人根本理解不了。这是把逻辑发挥到了极致。

至于哪种方式好,则还需要更加深刻的讨论。


何处是家乡


这个问题,其实在民国时期就有过争论。那时胡适等一众新新人类主张新文化运动,要求摈弃文言文,而倡导白话文。于是就有人问他:你说白话文的各种好处,我都不否认。但有一点,写诗却是文言文好,白话文如何写诗呢?

于是,胡适就用白话文写了一首。

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若仅就这一首诗,或许白话文也是可以写诗的。但论及文字的信息含量,白话文是完败文言文的。文言文一字多意,及富遐想。单字含义颇多,这恰好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所以文言文的作品言简意赅,读来却意味深长。

许多优秀的古文作品,用字华丽而多变,通篇极少重字。且重视用典,而典故又加深了文章的含意。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读来如玲珑玉塔,非常立体。真正做到了初读言景,再读言志,意同而词不同,变化莫测。其典则运用的出神入化,加厚了文章的底蕴,不愧为千古绝响。

但是,古文有这么多好处,为何后人却弃而不用呢?

这就要说说文言文的缺陷。

因文言文用字繁杂,其字意需要与上下文组合,方能得以限制,否则不知所云。所以文言文必须观全而得其意。

贵族的密码

文言文为贵族的语言,是一种只能用于书写的语言。所以古人说话和写文章是不同的,文言乃成文之言,白话乃口说之言。所以普通人之间的对话是不能形成书面文字的,这中间需要一个转换,所以普通人无法使用文字,而中介者仿佛是掌握了一个密码,可以打开通向权利的核心之门。

这显然是种少数人才能使用的文体,对于近代化的中国,文言文遇见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科学的表达?这时文字的歧意成了它致命的缺陷,原本作为文学语言,可以让人有更多遐想,但对于科学,却不允许有更多的文字想象,必须严格的界定字词含义。另外,文言的断句需要极高的素养,普通人也很难掌握。因对古文断句而产生的误差,往往与原意差之千里,甚至含义截然相反。这不能不说是文言文的致命缺陷。

如今,我们看到的文言文,都是经过改良,加入了西文的标点符号,已经被专家断好句的文言文。所以古语有识文断字之说,就是指这个。

其实,民国时期的那些倡导新文化的大师们,他们给自己定下的使命不仅仅是要废掉文言文,他们的终极目标其实是要连文言文的载体汉字也要一并废除的。只是现代化中国并未因此而落于人后,汉字才被保留了下来,并且文言文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

其实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文言有其优点,也有其短处。白话文也一样。只要用其长处,避其短处,文言与白话也是可以共存的,就像它们千年来共存于世一样。

如果爱好文学,诗词多些,那就不妨试试文言文,会让你的诗文寓意更深。若是喜欢科学,那就用白话文吧!


鸣地


宋.欧阳修在翰林院时,与同院他人出游,见有匹飞驰的马踩死了一只狗。欧阳修说:"请你们尝试描述一下这事。"

一人说:"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另一人说:"有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

欧阳修笑说:"像你们这样修史,一万卷也写不完。"那二人说:"那你说呢?"

欧阳修道:"逸马杀犬于道。"

那二人脸红地相互笑了起来。



江苏阿洋


中国文言文是真正汉语,现代语言参杂了大量日文。日文的语法系统与汉语是不一样的,造成汉语的混乱。比如徐州,很清晰了,就是指一个叫“徐”的州,现代偏偏再加上一个“市”。到底是州还是市,分不清楚。沙市市,更是个笑话。派出所,是个标准的日本叫法,用汉语理解:派出劳务呢?还是派出别的什么?人民,主义等等,用汉语都是没法理解的。这种现象的产生还要归结到上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把大量日文拿来直接使用而不顾后果,造成语言混乱,歧义迭出。用汉语写成的论文各方理解不同,后果就是汉语无法成为世界通用论文语言。而形成的协议,条约,法律文件也是各种各样的解释。

这种情况影响到现实社会各方面,使得各行各业不能精确。大概,差不多,八成,可能,大约这些词汇盛行。制造业不能精益求精,产品粗劣。进而整个社会不求甚解,科学无法发展。与德国对比,德国追求严谨,我们追求“差不多”,高下立判。


王保平安


其实,中国古代的文言文并非全部都是言简意赅,有些文言文理解起来非常困难,并且可能一个词语解释起来需要一个甚至几个句子。而现代的白话文也未必全是啰啰嗦嗦的,也可以用一个词把一句话表达的淋漓尽致。

文言文起源

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它是相对于口语而言。而文言文的形成又是基于先秦时期口语的基础之上。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记载文字的纸张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而用于记录文字的都是一些比较沉重且价格昂贵的物品,比如竹简、丝绸。随着时代的不断更新迭代,文言文和口语的差别不断扩大,“文言文”成了读书人的专利。

文言文的定义

鸦片战争之前,汉族人所使用的语言都可以称为古代汉语。古人的口语,我们是听不到的。古汉语大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而我们从甲骨文开始,所有记载的文字都是古代汉语,即文言文。

历史不断前进,语言也在不断演变。三千多年的历史让汉语有了很大变化。我们的学者将汉语分为了三个时期,即上古期、中古期和近代期。上古,指的是历史上的,商、周、秦和两汉时期。中古期指的是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南北宋、辽、金时期。近代是指历史上的元、明、清时期。

也就是说,1840年之前的语言,都可以称之为古代汉语。到1840年之后,由于外民族的入侵,语言交流也发生巨大变化。古代汉语渐渐结束,随之被现代汉语取代。

现代汉语的由来

随着语言的不断变迁,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一大批文化先驱积极倡导白话文,比如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提出的口号其中就有“提倡新文学,反对就文学”。

而胡适早在1917年的《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掀起了中国语言文字学的滔天巨浪。

这里有一个小故事。有一次胡适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白话文的好处时举了个例子。比如拟电报时,是按照字数计价的。大家觉得文言文言简意赅,肯定会省钱。胡适说,比如有位朋友邀请他去行政院工作,他不愿意,便发电报拒绝。同学们纷纷用文言文拟稿,最后发现最省钱的电报稿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而胡适用白话文五个字便委婉地把对方拒绝了“干不了,谢谢”。这五个字既包含了才疏学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还很礼貌的拒绝了对方。可见,看似言简意赅的文言文,并不一定简单。而看似啰嗦的白话文,也并不一定啰嗦。


风起青萍之末three


不行了,看到这么多人瞎说一通,有必要在这里科普一下,不管有没有人看。

中国的语言和文字非常奇怪,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书面和文字居然是分开发展的,也就是说话使用一种语法和表达方法,文字又使用另外一种。按照语言文字发展的历史,首先有语言,文字是为了把一些信息保存下来才产生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结绳记事,但结绳本身和语言没什么关系,随着要记录的东西越来越多,文字慢慢开始变复杂,慢慢开始尝试用文字来记录语言。

这个过程是很长的,需要创造大量的文字或符号,中国文字起初是以象形为主,一个文字或者符号表达的意思很多,随着文字进一步发展,中文逐渐发展为象形,会意,指事,形声,转注,假借六种造字法,这样文字的意思变得含义越来越多,但在语法结构和表达上依旧保持着原来的精简的方式。

这个发展其实严格意义并不是什么好事,文字越精简,文字本身意思越丰富,那么他们组合在一起,形成的信息就越难理解。不要喷我,举个例子,孔夫子作了春秋,自己不停的修改,不停地提炼,搞微言大义,结果呢,后人们很难解读了,于是就出现了三个不同的解读方向,大家都知道的春秋三传,春秋的解读后人一直没停过。古代中国还有一种独特的书,叫做注书,就是解读一些经典的注释书,不作注,一般人很难学习,经常为书里的原意烦恼,大家可以看看诸子百家的文章,学文言文时是不是比唐宋难多了。

随着文字的发展,文字也吸收了语言的特点,比先秦时期同样的意思,明显长了,看看汉代的散文,如贾谊诸葛亮等人的散文,明显和诸子百家很不一样吧,自此,中国的文言文基本在汉朝定型了。到了宋以后,出现了新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兴盛,市井文化开始兴起。比如有了戏剧和说书,受众由贵族和文化人逐渐扩展到普通市民,他们听不懂之乎者也那些雅言,于是在这个行业首先产生了白话作品,也就是文字语法和表达与平常说话的语言保持一致,如话本的诞生,后来小说的流行将白话文带到了高潮,比如三国演义等,明清的世俗小说的白话程度基本十分贴近平常说话了,大家读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基本都能够感觉出来。最后形成白话的文体是诗歌,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才有真正意义的白话诗歌(白居易还没到这个地步)。

最后回答题主的问题,不管大家承认或者不承认,文言文的表达,做不到十分精准,意思很容易理解错了,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等,而且和语言脱节,学习难度也很大,不易于流行,结合白话文的出现,文言文本身也是一直在向白话发展的。

手机手打,错字见谅!


楚流光1234


首先声明一下,文言文并非绝对的言简意赅,现代白话也并非绝对的啰啰嗦嗦。比如,如果要说一个人眼泪止不住的流,文言文我们可以用成语“泣涕涟涟”来说,似乎就已经很简单了,但是,用我们现代的白话“泪奔”,也能表达出来这样的意思。个人觉得还要更生动,有气势。

下面言归正传,说说为什么。

01 说和写不一样带来的麻烦

我们知道,语言的基本用途是交流,语言的定义是“人类用来交流的工具”。人们先是创造了口头语,后来又发明了文字,文字是用来记录口头语的。

既然文字是记录口头语的,那么就应该平时怎么说话,文字就怎么记录。世界上大部分的语言都是这样的,但是中国的古代汉语却不是这种情况。

古代汉语的口头语是一套语言系统,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白话;而书面语又是一套语言系统,也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文言。

这样就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你会说话,但是不一定会写文章。你认识字,但是也不一定就能读懂文章。

要想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要想读懂文章,就必须再学一套语言系统。这个语言系统,就是文言,用文言写出的文章,就叫文言文。

这样想起来就很麻烦。

还要强调一点,古人不都是用文言写文章,也就是说不是古人写的文章,就叫文言文。古人又是也用自己的口语写文章,这样的文章叫做“白话文”。

02 为什么会有这种麻烦?

汉语刚开始的时候,口语和书面语是一致的。也就是文章里写的和口语中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当然存在口语和书面语的语体区别,今天的现代汉语也有这种情况,比如父亲和爸爸。),这种情况,一直到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汉语的口语已经向前发展和演进了,可是写文章还在沿用着之前的语言,当然,这种沿用其实只是模仿,不同时期的人,都会不可避免的把自己那个时代的词汇和语法掺杂进去,但是从那时起,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还是分离了

现在的学术界一般把1840年以前的汉语称为古代汉语。在古代汉语中,大致以南北朝为分界线,将古代汉语分为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又以宋元为界,分成近古汉语;1840年之后,古汉语结束,现代汉语产生。

一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一直分离。

大家发现没有,这几个时间点还挺有趣,都是历史上外民族大举入侵的时候,这时候往往带来语言的交流。

还要特别说明一点,有许多人想当然的认为,因为纸没有发明,古人的文字要么要刻在金属上,比如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或者龟甲骨片上,比如甲骨文,要么写在竹片上,或者其他什么丝帛之上,造价昂贵,为了节约材料,所以才把文字写的很简练,出现了文言文。

听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不是这样。

有可能写的时候尽量简练一些,但是写的那些文字,基本和当时的口语是一致的。

03 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时代的召唤

时间到了晚清。那时国门被外民族打开。

外国人除了带来大炮巨舰,还有西方的思想文化。

而文言的语言特点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特别是向普通老百姓推广思想文化的要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裘廷梁为首的知识分子就掀起了一场倡导白话文的运动,但是影响并不大。

到了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份量很重的文化先驱,都积极倡导。这些人包括: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 。最终,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

为什么其它几次社会变化没有撼动文言文的地位,这一次就被打倒在地了呢?

原因是这一次的变革,是一场接受新的思想文化的变革。宣传新思想,就需要说普通群众能听得懂的话,如果你用文言文,显然效果就不好。

白话文运动最伟大的成就就是

用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使得对普通大众的教育得以普及。意义很远。

为了让每个人(不是只有读书人)都可以方便、自由的读写和表达,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

04 文言文和白话文各有千秋

文言文和白话文到底谁更简便?

学过文言文的都知道,文言文的阅读和使用作为一门技术来说超级复杂,没有持之以恒的高强度训练根本不可能正确而流利的读和写。

而与此相对的,白话文的书写和阅读异常简单,你只要认识字并且会说话,那么就能轻松应付白话文。

打个比方,文言文就好比是是五笔输入法,而白话文好比拼音输入法。

五笔输入法,看似简洁优雅,但是掌握五笔输入的过程极为复杂;

拼音法每输入一个汉字都要比五笔输入多敲击几下键盘,看似一点都不简洁,但实际上只要会使用拼音就会使用拼音输入法,掌握这门技术异常简单。

你只看到了文言文的简洁,却没看到简单的外表下面繁琐的学习和复杂的使用过程,这就犯了片面看待事物的错误,如果将里外两方面综合起来看,那么文言文无疑是比白话文更加复杂的文体。

所以,文言文不能简单的看成言简意赅,白话文也不能简单的看成啰啰嗦嗦

05 文言文的历史贡献

虽然书面语和口语是两套语言系统,对使用语言的人来说,很麻烦,但是书面文字不去追随口头语言的变迁,而要维持自己的独立性,也是古人伟大的理念。

我们现在只要学习一些文言知识,就可以看懂从先秦到明清的大部分典籍文字。一个古代海南岛的读书人,即使一句北方话也听不懂,却可以通过文言与北方的另一个读书人交流。

试想,如果我们用现代白话文记载了历史,若干年后,随着口语的变迁,后代读到这个记载的时候,那就不一定能看懂了。

那个看似麻烦的理念,让文言成为一种可以轻松跨越时代、地域限制的语文体系。

06

不是文言文要发展成白话文,而是历史选择了白话文。

看似简单的文言文,并不是那么简单,而看似啰嗦的白话文也没有那么的复杂。

文言文曾经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白话文的推广真真正正提高了中国大众的综合素养


烟花三月09


首先上结论,文言文和白话文的确各有优势,但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却是大势所趋,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怎么说呢?分四个层面来回答。

第一,文言文产生的历史背景。

正如题主所说,文言文具有言简意赅的特点。那么,这种特点如何发展而来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古人使用文字的场景。

今天,我们所能见到最早的文字就是刻在龟背上的甲骨文,再往后就是竹简木牍,这中间也有写在绢帛上的,然后才是纸张。

所以,在纸张大规模普及之前,古人写字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写的人费劲,看的人也麻烦,像厚厚的一撂竹简,其实并没有多少字。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节约成本,也为了大家都省事,人们在写字时就尽可能用少的字表达更多的含义。

这就是中国的文言文力求简约的最初背景,发展到后来,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传统。

第二,文言文的贡献。

简约是文言文的一个重大特点,好处是可以节约耗材。而且,中国区域太大,方言众多,不同地方的人见了面,大家说起话来都听不懂,但写在纸上都一样的文字、文章,沟通毫无障碍。

而且,几千年后的中国人,只要稍加训练,依然可以读懂古人的文言文著作。这得益于文言文的稳定性,是白话文所不能比拟的。

所以,文言文的另一大贡献是维护了中国在文化上的统一、传承和凝聚力,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的。

第三,文言文的缺陷。

文言文的缺陷同样明显。其一,文言文是脱离了口语的书面化语言。你会说话,会写字,可如果要写文言文仍必须经过专门的训练。这一点就决定了在古代读书写文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学习成本太大。

其二,文言文表达意思不够精准。由于文言文力求简约,用尽量少的字表达更多的意思,导致一句话往往有不同的理解。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为许多古人著作的理解而争论不休。这就是文言文所带来的弊端。

第四,文言文式微的必然。

近代中国饱受列强之侵略,有识之士纷纷从文化源头上寻找中国衰败落后的原因,其中文言文就是批判对象之一。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要迎头赶上,就必须开启民智。

开启民智的第一步就是要让底层群众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而文言文的门槛太高,既费力不讨好,又不适应时代的需要。此时,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优势就体现出来,简单易懂,表述准确,便于普及。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文言文是独立发展的封闭系统,在近代突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许多词汇、表述方式是原来文言文当中所没有的。如果文言文要继续发展,就势必要对这些进行消化吸收,但这需要时间。

但时间不在当时的中国那一边,与其费尽力气重建文言系统,还不如直接将现成的白话文拿来用。

这是我对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一点粗浅看法,敬请各位网友批评指正。


鄣南煮史


第一,文言文是贵族学问

任何文字都是从繁至简,才能推广。

因为过去没有印刷,甚至没有纸,最初只能金属刻画,比如:

看见上面刻的字吗?

这样的东西,文字就必须简练。然而,这样的文字记录,普通贵族也没几个能够玩得起,所以文字掌握在高级祭司与皇族手上。

春秋时期,划时代意义的是竹简木牍。

这表明,文字书籍脱离了皇族掌握,孔圣人才能教授知识给徒弟。

然而,竹简木牍依旧昂贵。

以最便宜的竹简来说,一片民用竹简,最多只能写15至20字,一根竹子,大约分八节,每节分八片,剔除空格与菲页,基本就只能写1000字。而制作一本5000字的书,那就需要一个劳动力花费一个月时间去砍竹子、清理剖片、煮透晾干、磨平穿孔、书写装订,这还没有计算人工与更换错字。

至于羊皮卷与帛书,那就更玩不起了:

因此,唐代能读书的,依旧是豪门。所以纸张与印刷得以令文字推广应用,但这已经是到了宋代去了。

二、统治者为何推广文治?

世家统治之下,庶民、寒门地主都是读不起书更是读不到书的,国家政权就始终控制在世家的手上,因为普通地主都很难读书,自然就不能当官。哪怕隋唐搞科举,但通过科举者依旧是豪门为主。

这是不利于政权稳定的。

而宋代成功推广文治,耕读传家得益于世家消亡,文字书籍的普及。

同样,文字走向民间,自然也就出现了市井化的白话语,宋代是开端。此后越发不可收拾,承接自古存在的市井俚语的白话语伴随戏曲而推广起来(过于文言文的戏曲,老百姓怎么听得懂?),读书不多的百姓也就逐步接受了。而白话语的影响又反推了白话文的发展与最终成为官方语言。

三、文言文的缺陷

正因为简练,文言文放弃了很多定语、限制词,表达意义并不完整。

比如,吾有一梨。其涵义太多了:

1、我有一个梨子。

2、我有一颗梨树。

3、名吾的人,有一个梨子,或一颗梨树。

虽然联系上下文可以得出解释,但语言是说出来的,上下文可听不见。

譬如那个著名的:逸马杀犬于道。

问题是,谁的马,什么时候的马,踏死了谁的犬,道又在哪里?

都没有解释,这样的文言文,虽优美简练却缺乏文字语言的沟通功能。


四川達州


题主问:中国古代文言文言简意赅,为什么发展成白话文,啰啰嗦嗦?

面对这个问题,我一时感到沉默。不知题主是对文言文情有独钟,还是对白话文十分讨厌?才提出如此别出心裁的问题。

文言文一般语言简炼,含义深刻是真。但是,对于文化水平较低,文言文基础知识掌握薄弱者来说,能够读通读懂文言文,确是一大难题。

文言文也有实词虚词之分,兼语词,通假字,都需要熟练掌握。同时,文言文的语法,也与白话文语法有较大的不同,难于掌握。

再说,古时候文言文并没有“标点符号”,一写到底,也不空格。读文言文必须自己“断句”,那更是一种难事。唯有老私塾先生才能够摇头晃脑地:之,乎,者,也,矣,焉,哉……

总之,学习文言文难度较大,文言文难于理解,不易掌握。特别是“通假字”较多,容易闹出笑话。例如:

《硕鼠》:硕鼠,硕鼠,莫食吾黍,逝将去女,莫为我顾。 其中:逝将去女,假如让人们离开原文去解释,却闹出天大的笑话。

有人解释,逝将去女:死了大将,丢了女儿! …… 岂不可笑?其不知“逝”通“誓”,“女”通“汝”,它们都是通假字。 “逝将去女”本意却是:发誓离开你!

还有,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中的一句:如我能将几何?……相信有较多的人不能够正确解释。

虽然有些文言文是比较好理解的,但是比白话文难多了。下面这段文言文虽然很浅显,但是头条上能占多少能够正确解释的朋友呢?

“孙子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是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

可见文言文基础知识掌握稍差者,非能解释也。

再说,文言文不能直接用于人们的语言交流。一个个“之乎者也”的国人,岂不成了“孔已己”世界:多乎哉?不多也……。

再说,白话文哪里不好?!

它简单明了,符合人们的语言习惯,

何有“啰啰嗦嗦”之嫌!

当年文学巨匠鲁迅先生也提倡白话文,他率先写了许多白话文小说和杂文。

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也主张使用白话文,不提倡文言文。

总之,文言文发展成白话文是大势所趋,适应潮流,任何人都不阻挡!一切复辟主义都是痴心妄想。

简化字永远不会再变成繁体字,白话文永远不会再变成文言文!

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倒转!大浪淘沙,只会勇往直前!不论你是喜欢还是讨厌,历史规律不会因你的意志而改变!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