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張海英在蒐集和研讀了幾十種公開刊印的商書————商人們寫的介紹從商經驗、傳授經商技巧的書，以及大量手抄本後，完成了一部填補研究空白的著作《走向大眾的“計然之術”：明清時期的商書研究》，展現出明清商業經濟不為人知的一面。長期以來，商書因為閱讀對象的整體文化程度較低，主要都是在底層社會流傳，但張海英說，商書同樣也是管窺明清社會變遷的一面鏡子，裡面的很多內容，或許比正史更能反映出當時的真實社會狀況。
《走向大眾的“計然之術”：明清時期的商書研究》
張海英 著
中華書局 2019年7月版
古代商人發展有天花板
第一財經：你研究商書比較早，是什麼引起了你的興趣？
張海英：我以前是做中國古代經濟史、明清史方向研究的，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就發現了商書，但當時商書只是我博士後出站報告裡面的一部分，後來覺得這一塊有點放不下，就慢慢地積累、發掘下來。
我收集了幾十種公開刊印的商書，另外還有大量的手抄本。徽州有很多經商家族都有手抄本商書，但在我這本書裡沒有涉及，一個是量太大，還有就是我覺得公開刊印出來的東西意義和手抄本不完全一樣。因為中國古代商業知識的傳授，一般就是父子相授或者是師徒相授，手抄本各個時代肯定也有。明代後期大量商人湧現，當時全國號稱有“十大商幫”，商書公開刊印這件事情本身，就折射出當時社會出現了一個變化。
第一財經：商幫興起後，商書的閱讀群體也開始變大了。
張海英：商幫興起，商書就有了閱讀對象，這也是跟前代不一樣的地方。還有就是明清時期教育的普及，使得民眾識字率整體提高，這也是一個社會變化。其實商書只是一部分，當時大量的民間日用類書、通俗讀物、小說、醫書、農書都在興起，說明書籍開始走向大眾，不再僅僅只是士大夫的專利，這個變化跟前朝相比意義重大。商書作為其中一員，能夠折射出來裡面涉及到的對比和變化。
第一財經：宋朝的商品經濟也很發達，手工業和勾欄瓦肆裡的市民生活也很有生機，為什麼宋朝沒有出現商書？
張海英：宋朝確實有很多新的東西，包括商品經濟發展，但是從整個社會氛圍、經濟發展量來說，還是比不上明清。你去看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真的是深入到民間。如果說由量變到質變的話，明清是一個非常好的詮釋。中國歷史上號稱有三次商業革命。第一次是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全國性流動的大商人。第二次是宋代，第三次就是明清。前兩次所謂商業革命為什麼沒有帶來這麼多的變化？我覺得還是一個量的問題。我們講商業革命有一些參照系數，比如市場經濟發展程度、全國性市場的形成、海外市場的拓展等。明清時期出現全國市場、區域市場乃至海外市場，市場的層次非常明顯，江南地區當時的經濟網絡已經非常細密，宋代還沒有達到這個水平。
第一財經：有種說法是，明清商書的大量刊印，顛覆了傳統社會對商人和商業的一些固有看法。
張海英：這實際上涉及到對中國古代商人形象的看法。我覺得中國古代商人其實挺不容易的，他們發展的空間是非常有限的。第一，從官方意識形態來講，儒家思想是主要官方意識形態，但孔子、孟子他們都是講重義輕利，覺得你求商、經商就是求利，號稱“無奸不商”，包括我們今天也是，如果這個人太計較錢，總歸被認為好像不大地道。其實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識的影響。第二，就商業政策來講，採納了法家的重農抑商政策，商人是沒有社會地位的。你去看漢代、魏晉，乃至唐代、明初，都有公開歧視商人的政策，比如給你戴個白頭巾，不允許商人穿綢緞，更不許商人科考入仕，都是抑商的手段。
明清商人依然是官府的韭菜
第一財經：明清時期的營商環境到底怎麼樣？
張海英：總體來講還是所謂的重農抑商，但是我個人感覺起碼清朝比明朝政府，在“抑商”這塊其實是更放鬆了。從經濟學的角度，以前為什麼要重農？因為財富的主要來源是田賦。清代不一樣，一個是田賦，一個是鹽稅，商稅佔據第三位。而且相比之下，田賦以前佔據的那部分比重在縮小，工商業稅收比重在增加，這是清代經濟發展的客觀事實。這種情況下，雖然也號稱“抑商”，但政府有很多恤商政策和寬商政策。
還有一塊，我覺得所謂的“抑商”，主要是抑制商人的社會地位。是怕商人也好，怕大家族也好，或者怕地方勢力也好，總之，他們的財力太雄厚實力太強大，容易造成對中央政權的離心力或者威脅，這是基於漢末地主莊園興起和晚唐藩鎮割據的教訓。但“抑商”不是說不讓工商業發展，而是要掌控在官府手裡，發展到一定程度覺得有韭菜可以割了，一定會收割你。還有一個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古代說到底就是十六個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商人沒有終極產權及人身自由，所以你看明代的沈萬三，他的錯就是號稱“富可敵國”。皇帝一紙詔書下來，一夜之間就可以什麼都沒有了，財產權沒有終極保障，是古代商人面臨的真實狀態，為此他們就必須要依附於官。
第一財經：所以一旦有機會，商人們就會想走仕途，就像《金瓶梅》裡的西門慶，暴富後也買了個官。
張海英：明清商人跟前朝有個很大的不同，是前朝青史留名的都是大商人，而明清開始平民商人增多，出現了十大商幫。商幫裡絕大多數都是中小平民商人，他們靠自身努力發財致富。當然特權商人也有，主要是“紅頂商人”，但畢竟對龐大的商人群體來說是少數。明清時期商人的人員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你去看他們最終的目標，還是想躋身於什麼？士族。
張海鵬先生有本書叫《徽商研究》，裡面有一段對徽商心理的描寫，我感受很深。他寫到幾個有錢的大徽商，夜深人靜的時候還是覺得有種惆悵，覺得沒有地位，內心深處沒有安全感。我書裡面也有一段，就是程春宇的《士商類要》裡面有一句話，告誡那些經商的要“是官當敬”，意思是哪怕一個小官，都不能去得罪他。對方稍微對你動動手腳，你都吃不了兜著走。當然他的話說得比較文縐縐，其實他們面臨的是很難的狀況。
學術界經常講明清社會面臨轉型，但這個轉型最終沒有完成。西方在走出中世紀、走向近代的過程中，因為採取“重商主義”，商人就在對沖破傳統制度桎梏上起的作用比較大。東西方不同主要還是彼此政治環境不一樣，中國就是前面我講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個頂是衝不過去的。商人所有的資源都掌握在政府手裡，生殺大權也掌握在他們手裡，所以古代商人很多是雙重人格，既畏官又要敬官，要去攀龍附鳳，找個靠山。
到了清代以後，商人可以參加科考，這對他們的影響非常大，而且以前科考要回老家去考，這時候變成在從商地就可以科考，很靈活，這是給商人的一個出路。另一個最關鍵的就是捐官制度，有錢可以買官，幹嘛還要一定去科考？所以明清時期會有大量的“棄儒從賈”的現象，這時士商開始逐漸相互滲透。
第一財經：明清商書裡面，有哪些內容對現代社會依然有啟發？
張海英：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也會注意我們現在的社會亂象，有時就有一種感慨，人是一定要有道德約束的。道德底線沒有了，所有的制度都是失靈的。像現在假冒偽劣氾濫，假衣服假鞋子且不說了，連食品、藥品都造假，這可是圖財害命、傷天害理的事啊！什麼叫為了賺錢不擇手段？這就是。
明清商書裡面有商業倫理規範，對剛剛入道的從商者來說還是有用的。當然不是說有了道德約束，無良商人就沒有了。換句話說，有時一個社會越是強調某種紀律、越是強調某種道德，其實反而說明這些東西恰恰是缺失的。明清時期的商人意識到這些問題，要改變自己無良的形象，要做一些社會公益，可能也是跟這個有關係。特別是清代商人裡面有這個風氣，你不做公益會被大家詬病，所以就形成了社會風氣。我在看江南方誌的時候感慨就非常深，江南很多市鎮裡的路橋、村學、社學都是商人捐贈的，這種風氣，到民國都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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