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疫情,我們應該重新正確的審視這個問題

從疫情重新審視中國醫療體系


面對疫情,我們應該重新正確的審視這個問題


今年在湖北武漢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裡,我們常看到是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不顧一切地站在抗擊疫情的第一線。其實包括這次新冠疫情在內,我們不難發現當國家遇到重大公共衛生危機的時候大多都是公立醫院扛起重任,肩負使命!與之產生鮮明對比的是我們也可以看到某些莆田系大型私立醫院不接收發熱病人,並且拿著捐贈口罩去社區做廣告。有分析人士認為,武漢此次醫療服務整體力量有所不足,其中原因之一是武漢公立醫院佔比顯著低於全國。2017年武漢市有公立醫院96家,私營醫院卻有258家,私營醫院佔比72.9%,顯著高於全國私營醫院佔比64%。私營醫院幾乎沒有三級醫院,以專科醫院居多,最多也就是二級綜合醫院。醫院的低水平重複建設,在關鍵時候卻很難派上用場。


其實早在2018年安邦智庫就注意到一份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該份數據顯示近十年中國有3000家公立醫院“消失”。在2018年裡公立醫院數量又減少了1000家左右。我們無法迴避,近十年來,中國的公立醫院正在大規模消失。然而,這個問題存在已經遠不止十年,2003年,中國經歷了SARS浩劫後,中國醫療體系也受到不少外界的批評,其中香港某大學某教授就表示,中國的醫療體制患上了“過分市場化”這種美國病,然而這種美國病並不是一個好現象,即便是美國人均醫療費用在歐美髮達國家中最高,醫療體制的總體表現和公平度在發達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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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來自搜狐


作為曾經深入非典防控一線的安邦智庫首席研究員陳功,他在2004年的時候也呼籲中國的醫療系統的改革與投資同步化,他表示中國醫療系統應該汲取中外在公共衛生體系改革問題上的經驗,財政部和衛生部要把投資與改革掛起鉤來對待,凡是投資項目,都要配套進行體制改革的驗收!中國的醫療體系改革要強調三個完善,管理要改善,實現職業化;服務要改善,實現以病人為中心;醫療水平要改善,實現流程化、標準化。2007年的陳功認為,中國的醫療衛生系統,除非實行投資與改革掛鉤的政策,否則缺乏動力,無法實質推進,未來大規模的醫療保障問題的爆發將會很難避免。


面對疫情,我們應該重新正確的審視這個問題

截圖來自安邦產品庫


醫療服務應該分為兩大領域


其實因為中國醫療政策過度市場化導致的負面影響早在2016年開始就隨著一個個獨立的社會事件浮現在人們的身邊,比如著名的魏則西事件。從魏則西的死亡,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近年醫療體制改革的歷史上,曾經颳起過一陣強烈的“市場化旋風”。在市場化改革的驅動下,儘管中國以公立醫院為主的醫療體制沒有變,但在體制內外都曾進行過強烈的市場化改革,從藥品價格到醫療服務價格,從醫院內部創收到對外承包診療科室……一切都向市場化看齊,這一機制驅使醫療機構結出了小病大看、過度醫療、以藥養醫等幾個惡果,迅速抬高了中國民眾的整體醫療服務成本。與此同時,醫生的服務價格卻一直被人為壓低,處於扭曲狀態,直接導致了患者接受的醫生服務水準降低。


面對疫情,我們應該重新正確的審視這個問題


在安邦智庫研究團隊看來,作為事關每個人性命大事的特殊領域,醫療服務肯定不能等同於普通的商業服務,它是一種準公共服務,這應該成為中國醫療改革的基本出發點。從準公共服務這個原則出發,中國政府應該將醫療服務分為兩個大的領域:


一是以政府控制的公立醫院為主的基本國家醫療服務體系,以及相應的基本醫藥制度。它類似於英國的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這一體系要提供的是為國民提供保底的基本醫療服務,保障老百姓能享受到基本醫療服務權力。在這個公立醫療體系中,主要經費來自國家和地方財政支持,醫院的經營不以盈利為目的,但要適當提高醫生診斷服務的定價水平,以穩定隊伍,激勵醫生提供較好的醫療服務。同時,政府可以通過投資製藥企業等方式,控制一批基本醫藥的價格水平,讓儘量多的患者能夠負擔得起基本醫療服務。此外,還可以設立個人和機構賬戶的醫療健康基金,並吸引保險機構參與基本醫療保險服務。


二是適度市場化的高端醫療服務體系。強調準公共服務並非排斥市場力量進入醫療服務領域,對於基本醫療服務之外的中高端醫療服務,則可以按市場化定價的方式來提供差別化的醫療服務。但對於這類服務,政府監管部門一定要實行嚴格的准入制度和極為嚴格的日常監管(專業監管和市場監管),對於違規者實行嚴厲的處罰,對情節嚴重者甚至可以清理出醫療服務市場。中國在醫療服務和藥品監管領域,應該培養出類似美國FDA一樣的監管者,實行全國統一的垂直監管。


中國醫療體系該如何完善


面對疫情,我們應該重新正確的審視這個問題


在“適量市場化”和“優先公立醫院”的前提下,中國醫療體系如何變得日益完善呢?在安邦研究人員看來,中國之前醫改最重要的缺陷就是沒有抓住關鍵問題,提的目標很宏大,改革方案停留在所謂的頂層設計層面,而醫改頂層設計方案只是定了目標、原則和方向,可操作性不強。醫改效果不好是因為缺錢嗎?錢的確很重要,但醫改最核心的問題不是錢的問題,因為國內醫改做得好的地方恰恰不是經濟條件好的地方。將太多的資金傾向了醫保投向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機構的比重較小。


我們認為,中國醫改有兩個關鍵問題必須抓住:一是改變現有醫療體制中對醫生勞務價格的扭曲定價。二是改革醫療機制,在強化監管之下,鼓勵醫生自由執業,向市場提供充足的、有質量的醫療服務。此前的醫改方案忽略了醫生的主動作用,把醫生視為如同醫療器械一樣的“死資源”,沒有調動他們成為醫改的推動者和參與者。如果能借鑑國內外現成的發展經驗,鼓勵醫生多點執行、自由執行,情況可能會大為改觀。


從這次疫情我們不難發現,關鍵時刻,私營醫院既指揮不動,也指望不上,只有公立醫院系統才是可靠的力量,我們應該重新正確的審視中國醫療體系,並且逐漸完善它,直到在大型疫情面前從容不迫的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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