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千里馬

宋代“尚意書風”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方面是已不具備唐代書法謹守法度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是書家群體的社會階層已發生深刻變化。

1、宋代國力哀弱。

趙家王朝遠不如李家王朝強盛，宋代皇帝雖也多有喜歡書法，但國庫已不允許如大唐那般，設立“弘文館”一類的機構來推行書法。故書法的法度已不如大唐講究。

2、書法師承斷代。

書法講究口傳心授，晉而後，王家筆法經智永傳虞世南，再傳唐代諸家，其傳承有序。

但古代十國，戰亂不斷，顛沛流離中，書法的師承被人為割裂，後代的筆法只能自己摸索，唐代的法度自然也無法傳承。

3、書法資料失散。

連年的戰亂，讓大量的法帖或毀於戰火，或集中於少數當權者手中，普通學子仕人已難見前賢真跡。

4、書家群體變化。

唐代書法家多為官僚貴族，宋代書法家多為文人士大夫。

官僚貴族希望維持社會等級制度，講究規則、秩序；文人士大夫強調性情，講究自我，生性散漫。這是“尚法”和“尚意”的內在因素，也是根本原因。

5、禪宗思想影響。

宋代禪宗日廣，思想所及，書家多欲撩開物質探究悟性，自然界和人世間的萬物皆成為他們創作的靈感與依據。

6、楊凝式的星星之火。

五代的楊風子，對“尚意書風”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啟迪作用。

楊風子流傳下來的《韭花帖》《夏熱帖》《神仙起居法》等作品，件件經典，但件件風格不同，他讓宋代的書法家們頓悟：原來書法可以這樣寫！

正是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有了宋代的“尚意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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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蘭亭

可以說是物極必反吧，從唐代的“尚法”書風，到宋代的“尚意”書風，這種轉換並不是偶然的，中間存在著必然，二者之間的轉換隻要有兩個原因。

1、唐代的“尚意”書法到了中晚唐時期已經發展到了極致，文人很難在“尚意”書法上有所突破，只能夠另尋出路，從別的方向找一個突破口。

晚唐五代時期，這種趨向便已經開始蔓延，文人雅士開始厭倦了寫法度嚴謹的唐代書法，也不願意去學習古人的書法，更喜歡學習實用性更強的當代人的流行書法，這種流行的書法風格，大部分是當時達官貴人的墨跡，所以這種書法也被稱為“趨時貴書”。

周越書法

這種書法作品雖然水平並不是很高超，但是它的出現，標誌著五代時期的書法家已經開始擺脫唐代人的影響，開始去尋找自己的書法道路。

2、歐陽修的鋪墊作用

在整體厭倦了唐代書法風格的大環境下，歐陽修的書法理論對於“尚意”書風的到來起到了鋪墊的作用。

歐陽修面對當時書壇的不斷衰落，極力發聲，隨著他的社會地位的不斷的提高，他的主張也不斷的得到重視，他認為書法不能一味的想唐代人那樣的嚴謹，強調書法的抒情功能，提出了“或妍或醜”的審美判斷，提倡“學書為樂”、“學書消日”的觀點，認為“意態無窮”應該放在書法審美的重要的位置。

他的這些關於書法理論的觀點，打破了當時人對於書法的認知，為以後“尚意”書風的到來奠定了理論的基礎。

歐陽修書法

3、蔡襄用實際行動的推動

蔡襄的主要書法成就在於他的行書，他學習顏真卿，又能夠自出新意，可以說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他的書法風格嚴謹，對於傳統的書體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尤其是對於顏真卿書法的發掘和推廣，更是影響深遠。他在書法上所總結的經驗直接影響了稍後的“尚意”書法。

蔡襄書法

不二齋

魏晉時代是楷書、行草的新體創立的輝煌時代，儘管我們現在還崇尚那種“瀟灑出風塵“的尚韻書風，但在盛唐人眼裡，晉朝的字還缺少“骨力“，還缺乏“丈夫之氣“，他們有他們的壯美理想，於是在沿續晉脈的歐虞褚薛四大家之後，便出現了大唐雄強，博大，充滿陽剛之氣的顏真卿和柳公權。隨之成為中國書法史上的第二高峰。而歷史發展到重用文人的宋朝中興時期，一班文人大臣看到了唐字有法而無意趣的問題，他們要抒情適意，於是另闢溪徑，以歐陽修為理論導師，蘇黃蔡米為實踐先軀，開創了有宋一代的尚意書風。從歷史發展的大局觀來說，這就是“物極必反"的道理。

那麼宋人沒有尚法，而要尚意的具體原因是什麼呢？

一是繼承唐朝筆法的中斷。古代的書法，無論是筆法還是形質都是口口相傳，一脈相承的，而宋初在經歷了五代五十多年的戰亂後，人們避難不及，更罔顧書，因此書法這一綿長的師生道統沒有沿唐以繼，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和阻隔。（失去了條件）

二是趨尚時貴書，不師古人學今人。北宋初期的書壇還有一個不好的現象，天下士子為能早日登科，紛紛效仿位高權重、主政文考的大臣的字。由於不師古人學今人，進一步導致了宋初書法的萎靡不振。（撇開了唐法）

三是尚意書法理論的倡導。做為有宋一代的文壇領袖，歐陽修不僅在詩文運動中力主革新，而且面對書壇的衰弱局面，提出了“意態無窮“的書法審美理念，倡導“學書為樂，學書消日，學書要不害情性"的個性化觀點，推翻了晉唐中正和平，重視形式統一和諧的“盡善盡美“的思想，從理論上確立了書法達情尚意的基礎。緊接著以蘇黃蔡米為首的宋四家，堅決擁護領袖的號召，把“自足“，“自適"等自然率意的理念運用到實踐當中，在他們的共同努下，有宋一代的尚意書風斐然形成，從而繼晉唐之後，又創造了中國書法史上的第三座高峰（功不可沒）

我是晉風。願與大家在書法藝術，詩詞楹聯及人文知識等方面，同學習、互交流、共進步！

晉風

”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提法最早出自明代的書畫大家董其昌。其大致意思是指宋人書法追求意趣而不拘泥於法度。關於宋人為何不繼續尚法而去尚意，我覺得有以下點原因：

1、宋人書法更加講究抒發個性

尚意書風的內涵有以下四點：一重哲理性；二重書卷氣；三重風格化；四重意境表現。無論是天資頗高的蔡襄、自出新意的蘇東坡；還是傲視古人的黃庭堅、蕭散奇險的米芾，他們在力圖表現自己書法風貌的同時，凸顯一種標新立異的姿態，使學問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毫之間，並給人以新的審美意趣。可以理解為，與晉人、唐人相比，宋人更講究書卷氣和抒發個人性情。

蘇軾告誡後人：“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他認為，豐厚的學養是書卷氣的源泉，是尚意的基礎。

2、宋代的文人社會地位相對要高一些。

從歷代歷史來看，宋代的文人做官比較多。宋朝的那些大書法家，幾乎都是是士大夫階層，都是做官的，另外多才多藝，他們的書法等於思想、學養、意趣與書藝結合一起的混合體。而當時社會崇尚文人，文人喜歡自由達觀，也比較親近民間，所以，他們的精神狀態，也是自由奔放的，我們從宋代的詩詞、繪畫都可以看到這樣自由奔放的現實，那麼，文人的精神寄託書法當然也會體現出“放浪形骸”的味道了。

3、統治階級的支持

宋代自開國，很多皇帝在書畫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如太宗、仁宗、神宗、徽宗都有不同程度的興趣。尤其宋徽宗，是貨真價實的書畫大師，自創“瘦金體”書體，成立書畫院，編篡《宣和書譜》和《宣和畫譜》，對宋代書畫的繁榮起了巨大的助推作用。上面有皇帝帶頭，下面有文人士大夫踐行，宋人書畫自然一派欣欣向榮。而且由於文人的廣泛參與，極大的豐富了書法的內涵，他們的審美意向也發生了根本改變。以蘇黃米蔡為首的文人士大夫們，鄙唐尊晉，衝破唐人法度森嚴、千人一面的尚法書風，舍唐入晉。不再拘泥唐人在書法結體和用筆方面的規範化、精微化，從而形成上取晉人之韻，而又注重文人意趣的“尚意“書風。

4、書法的載體產生了變化

宋朝以前的書畫都是落款不蓋章的。如晉人書法，是以書帖形式流傳下來；唐人作品多以碑刻形式遺留後世，它們要麼以書信、書札，要麼以碑刻、墓誌形式，不是官樣文章，就是私人信件，談不上藝術。到了宋代，那些高官顯貴們在公事之餘，附庸風雅、閒情逸致、寄情詩酒書畫，開始講究章法佈局、用筆用墨、鈐印蓋章，使書畫由實用物昇華為藝術品。自此，書畫掛於廳堂之中，匾額懸於門楣之上，多了幾分裝飾和古雅之氣，書法也就不再拘泥於法度。

周讀一本書

“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態”是清代書法家梁巘在《評書帖》中所發的一段著名書論。由於這段話對晉、唐、宋、元、明這幾個朝代的書法藝術特徵進行了高度準確的概括,常常被後世引用。

晉人崇尚韻味，不重形質，推崇如王羲之《蘭亭序》所表現出來的士大夫文人的雅韻高致，晉人用筆常常不避偏鋒甚至喜用偏鋒，到了唐朝這就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唐朝書法家們立了很多法，直至“楷法完備”。

我想這和字體也有關係，因為晉人的代表作大都是行書，而唐人的代表作大都是楷書，以致楷書四大家三個是唐人。

至於宋朝，蘇東坡、黃庭堅帶頭寫詩蔑視法度。

蘇東坡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詩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爛.漫是吾師”；黃庭堅說“老夫之書，本無法也”，其他如米芾等著名書家，也有類似言論。

與晉人相同，蘇黃米蔡代表作大都行書。

最重要是社會心理和社會風尚對書法的影響。

三國群雄混戰，到晉朝終於一統，人人都要表現自己的正統高貴，王謝二家，基因高貴，當然書法就不能寫得卑下拘謹，像個循規蹈矩的下等人，要表現出不同凡響的高雅情趣。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商品經濟、文化教育、科學創新高度繁榮的時代 ，出現了宋明理學，儒學得到復興，科技發展迅速，政治開明，陳寅恪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

商品經濟，文化繁榮，科學創新，都能促進人們發現自我表達自我，宋徽宗甚至發明了新字體。

總之，宋書抒情成分重於技術成分很多，所謂書法的“功”與“性”，“性”的成分很大很大。

後來連天子都成了俘虜，發明廋金體的宋徽宗讓人像牲畜一樣牽著走，當然，文人、書法家益發感慨萬端！書法的抒情成分更重，再不能像穩定的初唐、盛唐平心靜氣探求寫字的法度。

但韻、法、意並無高下之分，只不過各有側重。

至於“尚態”，只求形質，不求韻味、意趣，甚至發展到寫美術字一樣的館閣體，那倒要注意了，人家唐人尚法是戴著法度的鐐銬跳舞，不是單純技術！

大悔憶智冰

古人認為書法藝術隨著人的性格、修養、志趣、愛好、心情、環境不同而變化無窮，比如，點畫千變萬化，字形多姿多彩，筆勢情態各異而變幻不盡，從書風變化來看，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那麼為什麼宋人沒有繼續尚法，而是去尚意了呢？

書法家生活於社會之中，無法擺脫社會的影響，書法家的性情改變，書法風格也隨著改變，書風的改變並不是書法家有意而為之，

晉代書法“尚韻”，直到隋代智永和尚，將晉人書法中的“神理”凝成了“法”，創造了“永字八法”，直接影響到唐代書學，以至於唐代書法形成了端嚴峻朗、法度森嚴的面貌，故而“尚法”，要知道古代和尚“六根清淨”，永禪師規規矩矩精勤書藝，閉門臨書30年，試想一下，三十年時間足夠形成一家書風了吧，畢竟少小就出家的智永骨子裡沒有“二王”的那種溫文爾雅個性，所以智永書法不可能“尚韻”了，而轉為“法度森嚴”的“尚法”了，

我們都知道，隋代歷史並不長，有初唐四大家之稱的虞世南、歐陽詢都曾在隋代朝廷任官，在唐代時期，“初唐四大家”將智永的“尚法”書風推向了高峰，雖然他們的書法各有風格，但總體特點都是法度精嚴；然而，到了中晚唐時期，國勢漸衰，社會風氣出現改變了，柳公權再變楷法，風格轉為瘦勁挺秀，清朗俊美，逐漸丟棄了“法度森嚴”的書風了，值得注意了，到了五代時期，由於戰亂頻繁，生靈塗炭，在這樣的環境下，哪裡還有人顧得上繼承唐代的“尚法”書風了，都開始通過書法來抒發自己的感情和主觀表現了，

不同於唐代書法的法度森嚴，五代與兩宋更注重書法的意趣，其中五代人楊凝式的作品是唐代“尚法”至宋代“尚意”書風的重要轉折，這就好比智永作品是晉代“尚韻”至唐代“尚法”書風的重要轉折一樣，不同時代社會背景下的書法家的書法風格是會隨著時代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經過五代的長時間分裂和戰亂之後，北宋開國，經濟蓬勃發展，各民族文化不斷融合，書法藝術繼魏晉南北朝和隋唐之後，再次呈現出繁榮之勢，形成了中國書法史上又一個藝術高峰，

社會環境安定了，人的生活雅興自然就提高了，任何時代都是這樣子的，書法家對書法的態度也會隨著環境、心情而改變的，五代書法就有“尚意”的苗頭了，到了北宋初期，歐陽修首次提倡書法不能專仿古人，而要自成一家之體，然而真正開創宋代“尚意”書風的是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這“宋四家”，那麼問題來了，他們是如何開創“尚意”書風的呢？在繼承五代人楊凝式書風的基礎上，追求以詩詞文章為根基的個體心性的自然流露，有意識地將自身的各種心靈感受傾注於書法作品之中，寫出閒情逸致，寫出率性真情，放下了唐代以來以書寫法度為要義的圭臬。總結一句話，唐代書法內容都是以佛教經文更多，自然法度森嚴，從而“尚法”；宋代書法內容都是以詩詞為主，也就是強調抒情個人情境了，從而“尚意”。

詩夜城主

宋人沒有繼續尚法，因為唐人書風根本不是什麼尚法，而是以張旭逸草、顏真卿逸行為代表的崇尚飄逸奔放的尚逸書風。

說唐人尚法，是明末清初人的侷限錯誤之說，現代人的無知跟風之見。唐代文宗封張旭狂草為文化三絕之一，並未封虞、褚二位當過唐太宗書法老師的楷書為一絕！唐詩數十首歌頌草書，未見一首鼓吹楷體。唐詩有《馬秀才草書歌》，說的是一個無名秀才寫的草書就值一字千金。唐人對書法何體崇尚，於此可知。

按宋人不尚唐法，是宋人早知楷法只是實用書寫，用途就是刻刻碑文讓大家看得清楚一點。即使如此，李世民寫碑也不用楷書，只寫行書。還有李邕跟風，刻碑全用行書，還說似我者死！

宋代米芾更是把尚法的唐楷大批特貶，說：歐、虞、褚、顏、柳，皆一筆書，安排費工，豈能垂世？

有人說這是米芾口出狂言，其實是米芾口傳書法三昧真言！只有不讀書史，不動腦子者才會跟風未見過幾張唐代真跡、只看到滿地唐碑的目光短淺的清代人信口雌黃。

所以有唐人書跡傳承，宋人不可能不尚意，即使得見五代楊凝式縱逸書法，宋代書法也會尚意的。這就是時代壓之，不可能翻轉。

至於現代書壇，因七、八十年前有歐楷黃自元和顏楷錢南園在上壓之，後又有東、西洋醜書亂書在前引之，一時頗為熱鬧，但無傷大雅，終會進入書法正軌。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後人所認可評價的，不是主席院長之職務，而是揮灑如意的書法。誰能接傳統出新意，誰將永佔書史一席之地。

王乃棟說書畫

其實不論是尚法還是尚意，都是古代文人藝術家在追求的一種藝術表現形式而已。中國古代的藝術發展，離不開文學的發展，在中國古代書、畫往往和文人的聯繫是非常緊密的。換句話說書、畫都是文人審美趣向的外在表現。

蘇軾《天際烏雲帖》

唐代的詩歌也就是“唐詩”是我國古代詩歌的一個巔峰，這個巔峰使得後世的人再無力去挑戰這一高度。到了宋代也是這樣，宋代文人就希望能另闢蹊徑，希望能在其它方面施展自己的才華，而不是一味地跟在唐人的屁股後面。於是就有了“詞”的發展，而之前“詞”只是被文人們認為是“詩之餘”。而把宋詞推向中國文學的另一個高峰的人，就是難得的一代天才蘇軾了，是他把詞從“詩之餘”中解放出來，使之成為代表宋朝文學成就的榜樣。而他的性格就是從來不願跟在前人的後面，所以當時作為北宋文壇執牛耳的第一人，他的書法理念也帶動了後來宋朝“尚意”書風的興起，可以這樣說是蘇軾真正開啟了“尚意”書風。

蘇軾《寒食帖》

“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態”這是清人歸納的，為什麼說宋人“尚意”呢？這也是從蘇軾的那句話“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中得來的。“意”與“法”是相對的，講“法”就是要有規則、要有法度，而“意”則是反對“法”的束手束腳，提倡暢達無羈。“意”是書家內心的情感和豐富的想象，所以“尚意”就是特別注重追求創造者的主觀情感的作用，格外追求創作時的心態自由。

米芾《盛制帖》

“尚意”風氣在宋朝的興起，它作為一種文藝思潮，盛行於包括書法在內的一切文化領域。而這一現象的產生也跟當時佛教禪宗的興起密不可分。當時的文人士大夫普遍接受禪宗的這種佛家思想，並且積極把這種思想推向藝術創作領域。

“尚意”不代表不學“法”，相反蘇軾、黃庭堅、米芾都是崇尚古法的，但關鍵是對“法”的拿捏，學“法”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表達書家的“意”，但很多人卻深陷“古法”而不能化出新意。蘇軾對自己書法的評價中，有這麼兩句話值得我們學書法的人思考：

翰墨今香

漢晉慢慢立規矩。

隋唐法則越來越嚴謹。

壓抑了3~400年到了宋代開始豪放、開始放縱。

經過元到了明大家又覺得太放縱了不行啊，書法也是文字需要有普及的功能，慢慢又開始嚴謹，到死板的臺閣體。

清維持著死板改了名叫館閣體。清末民初大家慢慢覺得寫死板的館閣體太無聊了，突然發現魏碑天真爛漫很無趣，大家一起來玩吧。

魏碑玩著玩著慢慢把嚴謹的法則玩沒了，而且還覺得不過癮不夠自由，沒有新意，所以醜書開始橫行了。

到了當代，寫醜書的越寫越醜。雖然書法對於普及文字已經沒有了很多市場，但是畢竟是老祖宗留下的精華。，不能糟蹋他呀。所以慢慢又在追求法度，追求復古~

說來說去，春花秋月，一次一次的輪迴往復，而已。大家真沒必要刻意的攻擊或者拜服。存在即是合理，市場決定著一切。

瞎扯扯，大家樂樂~

劉景明1

一

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2年，53歲的梁巘終於在清帝國龐大的國家機器中謀得了一官半職，成為進士，此後從教習官職上升任知縣。然而，他這一路走的太艱難了。1744年，34歲的他才剛剛中舉人，在34歲到53歲這將近20年的時間裡，他把自己最黃金的歲月全部都奉獻給了科舉。可仍然沒有一個好的結果，每次都名落孫山，這樣他失望不已。

是他沒有才幹嗎？恐怕不是。清史稿讚譽梁巘是“北梁”，和梁同書一起並稱為“南北梁”。

那麼他後來他又是怎麼升任知縣的呢？

這都要拜一個人所賜，他就是乾隆皇帝十一子、精通書法的成親王。梁巘科舉不順，已經無法在京城立足，所以已經五十多歲的他就在京城靠賣字為生，恰巧遇到成親王，成親王看到他的書法非同尋常，詢問起來歷，感嘆人才埋沒，所以就趕緊向自己的父親乾隆皇帝報告。

乾隆愛惜會寫書法的人才，所以就把乾隆二十六年的進士給了他，讓他去當知縣。他在任的地方是湖北巴東縣。巴東縣在當時非常貧困，基本上是一個窮困小縣，想在這個小縣上再往上爬、升任官職，恐怕比登天還難，再加上樑巘根本就不是適合在官場上混的人，他一不會巴結、賄賂上級，二來生性訥於言，“性恬淡，不交勢利”。

不久之後，梁巘就從巴縣上卸任，以母親年老為由辭官自去了。

二

元豐八年，宋哲宗即位。這位年幼的皇帝還不能處理政務，所以當時的老太后高太后終於有機會把那些整天嚷嚷變法的人踢到一邊去了。他上臺後，立刻啟用司馬光，打壓王安石，新一輪的新舊黨爭就此拉開序幕。

不過這一切對於當時還在常州寄居的蘇軾而言確實是一個轉機，不久之後，舊黨就認定蘇軾是受到新黨打壓的自己人，因此立刻招他回朝。後來的事實證明，蘇軾既不是新黨，也不是舊黨，不過當時的他可謂是一路連升，一直升任到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

在還朝歸途中，途徑史全叔家，史全叔知道蘇軾喜歡書畫，趁機會特意拿出自己珍藏的吳道子的畫作，蘇軾大喜過望，隨即在此畫後題跋鑑賞，因此留下了書畫史上著名的《書吳道子畫後》。

在這段題跋中，蘇軾指出任何文化藝術的發展都是在前人積累的基礎上形成的，絕對不是一個人獨立的創作。指出吳道子的畫之所以這麼好，是因為他”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但更為重要的是，他在這幅畫的題跋後面指出了他心目中最好的書法家，不是王羲之，而是顏真卿：

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

為什麼蘇軾會認為顏真卿是他心目中最好的書法家，是”天下之能事畢“的代表？

三

公元1771年，年近六旬的梁巘終於告別了令他厭惡不已的官場，回到老家，奉養母親。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西平定州的張佩芳到壽州任知州，他親自到亳州延請梁巘出任壽州“循理書院” 院長，從此梁巘開了他的教書生涯。

這一教，就是十多年，而在這十多年中，他的成就已經遠遠大於他在任時期的貢獻。他不僅向學生教授儒家經史文字，而且還特意教授書法，他自己本身書法水平就很高，而他又能毫無保留的教授給學生，因此，當時壽州出現了一大批善書者，壽州也被稱之為書法之鄉。

除了實際的教學實踐，梁巘還根據自己在教授過程中對於經驗的總結、對於古代文學藝術的思考，將自己的理論主張編著成一本書，這就是《承晉齋積聞錄》。

在這本書中的《學書論》中，他提出了那個著名的論斷：

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

梁巘的一生，也因為這句話而被後人所熟知。

說“晉人尚韻”，是因為晉人書法是中國書法的開端，而且晉人剛剛從漢代人狹隘、僵化的經學理想中擺脫出來，投入了感性的懷抱。所以有“晉人尚韻”一說。

但是，為何說“唐人尚法，宋人尚意”？

四

公元1086~1087年，元佑年間，蘇軾過的並不太平。這兩年，新黨革新派的領導人物王安石終於駕鶴西去了。但是他的死並沒有讓本來已經分裂的朝政更加和諧，反而黨爭四起，朋黨並爭。

原本以政策執行的性質分化的朝臣，現在開始以地方血緣為組織體系，分裂為朔、蜀、洛三黨,迭相攻軋,史稱“洛蜀黨爭”。

而新任領導司馬光顯然不能服眾，在文官領導內部議論頗多，此時的蘇軾仍然不改他直言的本色，和司馬光爭論，他就順理成章的成了司馬光下一個要整治的對象了。不過這一年，司馬光也追隨他的宿敵而去，朝中更加混亂不堪了。

可以說，蘇軾的一生既不能融於新黨，又沒有得到舊黨的承認，而他性格以及思想中某些超脫於當時人的想法，讓他有這樣的尷尬處境。

而早在元豐八年的題跋中，就已經預示了蘇軾必然遭到排斥的命運。

五

中國書法史上，顏真卿算是一個特殊人物，因為他處的時間節點很特殊——安史之亂，安史之亂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比如杜甫，這一位生在唐朝盛世，詩文成於亂世，最後死在外鄉的詩聖，安史之亂讓他以極為深刻的筆觸留下了堪稱“詩史”的詩篇。

而對於顏真卿而言，安史之亂不僅意味著一個繁華時代的結束、一個鼎盛帝國的覆滅，它更是一個文化上開始轉折的時期，一個感性理想破滅的時代。

安史之亂前期的盛唐已經趨向於中國古代社會無盡的繁榮和興盛的頂點，它就像一個天堂一樣，存在於世人心中，當無盡的榮光和美妙盛世的圖景展現在那些儒生面前時，即便是再迂腐的儒生，也不得不暫時放下他理性的頭腦，暫時投入這場豪華的感官盛宴。

然而，自始至終，都有一個人，對這一切，尤其是對史思明和安祿山抱有非常警惕的目光，這個人就是顏真卿。

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拉開了序幕，所有的人從盛世幻象中被驚醒，即使是皇帝也開始了他逃亡大西南的計劃，完全是驚慌失措之態，整個帝國就像把最柔軟的地方顯露給了安祿山、史思明一般，安史叛軍所到之處，無人可擋。

但是顏真卿早在安祿山未曾謀反之前就已經覺察出其中的異樣，所以他不斷上奏朝廷，以駐地陰雨不斷為由，暗中加高城牆，疏通護城河，招募壯丁，儲備糧草。表面上每天與賓客駕船飲酒，以此麻痺安祿山。

果不其然，在玄宗皇帝高呼“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的時候，顏真卿早就舉起第一個勤王的大旗，這讓玄宗大喜過望，“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

顏真卿之所以能夠預示到這樣一場叛亂的發生，完全和他理性的思辨不無關係。他極具決斷力和謀略性質的策劃，讓他得以在安祿山、史思明的監視下保存實力，為後來粉碎、打擊安史之亂的叛軍打下了基礎。

而顏真卿不僅僅做事如此，他的書法也是這樣，以一種極度嚴謹的法度著稱。唐代崇尚法度的書風由來已久，而又以顏真卿為甚。在大部分人都被開元盛世的景象矇蔽雙眼時，顏真卿還是理性的，這種理性，就是唐人在書法中所倡導的法度，所倡導的規矩。梁巘在《評書帖》中說的"唐人尚法"就是這個意思。

到顏真卿的時代，中國書法書體的發展已經逐漸趨於完善和成熟，書法書體已經趨於完備，但是風格面貌的發展仍在起步階段，顏真卿就像一個標杆一樣，獨立創作了迥異於後世面貌的顏體書法，他的書法一反以往纖細柔媚為主的欣賞風格，而以肥碩陽剛為上。

六

讓我們在一次回到元豐八年，回到蘇軾在吳道子畫後的題跋中，他對吳道子的讚賞，有一句話頗有意思，“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這句話實際上點出了兩個相互矛盾的藝術創作傾向，一個是法度拘束，一個是風格個性。

追尋法度，則會讓藝術趨於死板、呆滯，追求個性，則會讓法度喪失殆盡，而吳道子恰好就是這樣一個兼具法度和個性的畫家。如果我們從梁巘評價歷代書畫的角度來看，這種爭論的對立，即是“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對立。但是吳道子恰恰調和了這個對立。

但是顏真卿又何嘗不是呢？

顏真卿一生的書畫中，他的大部分楷書作品都是嚴謹敦厚的，恰如人所言，魯公“如關羽坐帳，氣勢逼人”。但是他一生也不乏有非常灑脫、非常尚意的書法，比如《祭侄文稿》、《爭座位帖》。

七

但是這一切看起來都和梁巘的論斷有所矛盾，為什麼唐代顏真卿的書法，仍然有一些可以看作是尚意的書法作品呢？

實際上，就好像蘇軾這個人一樣，他不是某一個黨派，某一個採取新舊政策的一群人就能定義他、拘束他的人。蘇軾不容於新黨，又和舊黨不合，不是因為他性格有問題，也不是因為他不懂得世事俗物，而是這樣的迎合和被標籤化，本來就違反他的天性和追求。

他喜歡吳道子，既不是因為他的畫有法度，也不是因為他的畫有新意，而是可以做到兩者融合，做到不拘於法，又不拘於個性，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一個反標籤的畫作。

這也註定了他幾乎要揹負所有人所不曾承擔的壓力，他要受到兩者的攻擊，受到兩個派別的排擠。

而梁巘評說中國曆代書畫發展，只是做了一個總結，並沒有從個性、從一個書法傢俱體的情況出發，而只是在大致的時代風貌上做了一些顯著的區分，總體而言較為粗疏，但是在整體把握上較為到位。

作為梁巘這個後世書論家的事後總結，當時的人是沒有辦法得知的，而他們這一切藝術行為和舉動不是在嚴密的藝術理論總結下進行的，分界線並不是那麼清晰，因此，宋人未必不“尚法”，唐人何曾不“尚意”？

簡單的以總體概括來規定、侷限古人的藝術創作，是非常危險的，對於一個藝術家，尤其是那些遊走在眾多類型化標籤之外的個性書家而言，沒有什麼可以拘束他們，這也是他們令我們後人著迷的地方。

而梁巘這個極力擺脫官場束縛的人，或許更能體會到其中的道理吧。

關鍵字: 文化 書法 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