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千里马

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已不具备唐代书法谨守法度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是书家群体的社会阶层已发生深刻变化。

1、宋代国力哀弱。

赵家王朝远不如李家王朝强盛，宋代皇帝虽也多有喜欢书法，但国库已不允许如大唐那般，设立“弘文馆”一类的机构来推行书法。故书法的法度已不如大唐讲究。

2、书法师承断代。

书法讲究口传心授，晋而后，王家笔法经智永传虞世南，再传唐代诸家，其传承有序。

但古代十国，战乱不断，颠沛流离中，书法的师承被人为割裂，后代的笔法只能自己摸索，唐代的法度自然也无法传承。

3、书法资料失散。

连年的战乱，让大量的法帖或毁于战火，或集中于少数当权者手中，普通学子仕人已难见前贤真迹。

4、书家群体变化。

唐代书法家多为官僚贵族，宋代书法家多为文人士大夫。

官僚贵族希望维持社会等级制度，讲究规则、秩序；文人士大夫强调性情，讲究自我，生性散漫。这是“尚法”和“尚意”的内在因素，也是根本原因。

5、禅宗思想影响。

宋代禅宗日广，思想所及，书家多欲撩开物质探究悟性，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万物皆成为他们创作的灵感与依据。

6、杨凝式的星星之火。

五代的杨风子，对“尚意书风”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杨风子流传下来的《韭花帖》《夏热帖》《神仙起居法》等作品，件件经典，但件件风格不同，他让宋代的书法家们顿悟：原来书法可以这样写！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有了宋代的“尚意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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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兰亭

可以说是物极必反吧，从唐代的“尚法”书风，到宋代的“尚意”书风，这种转换并不是偶然的，中间存在着必然，二者之间的转换只要有两个原因。

1、唐代的“尚意”书法到了中晚唐时期已经发展到了极致，文人很难在“尚意”书法上有所突破，只能够另寻出路，从别的方向找一个突破口。

晚唐五代时期，这种趋向便已经开始蔓延，文人雅士开始厌倦了写法度严谨的唐代书法，也不愿意去学习古人的书法，更喜欢学习实用性更强的当代人的流行书法，这种流行的书法风格，大部分是当时达官贵人的墨迹，所以这种书法也被称为“趋时贵书”。

周越书法

这种书法作品虽然水平并不是很高超，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五代时期的书法家已经开始摆脱唐代人的影响，开始去寻找自己的书法道路。

2、欧阳修的铺垫作用

在整体厌倦了唐代书法风格的大环境下，欧阳修的书法理论对于“尚意”书风的到来起到了铺垫的作用。

欧阳修面对当时书坛的不断衰落，极力发声，随着他的社会地位的不断的提高，他的主张也不断的得到重视，他认为书法不能一味的想唐代人那样的严谨，强调书法的抒情功能，提出了“或妍或丑”的审美判断，提倡“学书为乐”、“学书消日”的观点，认为“意态无穷”应该放在书法审美的重要的位置。

他的这些关于书法理论的观点，打破了当时人对于书法的认知，为以后“尚意”书风的到来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欧阳修书法

3、蔡襄用实际行动的推动

蔡襄的主要书法成就在于他的行书，他学习颜真卿，又能够自出新意，可以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书法风格严谨，对于传统的书体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尤其是对于颜真卿书法的发掘和推广，更是影响深远。他在书法上所总结的经验直接影响了稍后的“尚意”书法。

蔡襄书法

不二斋

魏晋时代是楷书、行草的新体创立的辉煌时代，尽管我们现在还崇尚那种“潇洒出风尘“的尚韵书风，但在盛唐人眼里，晋朝的字还缺少“骨力“，还缺乏“丈夫之气“，他们有他们的壮美理想，于是在沿续晋脉的欧虞褚薛四大家之后，便出现了大唐雄强，博大，充满阳刚之气的颜真卿和柳公权。随之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二高峰。而历史发展到重用文人的宋朝中兴时期，一班文人大臣看到了唐字有法而无意趣的问题，他们要抒情适意，于是另辟溪径，以欧阳修为理论导师，苏黄蔡米为实践先躯，开创了有宋一代的尚意书风。从历史发展的大局观来说，这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

那么宋人没有尚法，而要尚意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一是继承唐朝笔法的中断。古代的书法，无论是笔法还是形质都是口口相传，一脉相承的，而宋初在经历了五代五十多年的战乱后，人们避难不及，更罔顾书，因此书法这一绵长的师生道统没有沿唐以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阻隔。（失去了条件）

二是趋尚时贵书，不师古人学今人。北宋初期的书坛还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天下士子为能早日登科，纷纷效仿位高权重、主政文考的大臣的字。由于不师古人学今人，进一步导致了宋初书法的萎靡不振。（撇开了唐法）

三是尚意书法理论的倡导。做为有宋一代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不仅在诗文运动中力主革新，而且面对书坛的衰弱局面，提出了“意态无穷“的书法审美理念，倡导“学书为乐，学书消日，学书要不害情性"的个性化观点，推翻了晋唐中正和平，重视形式统一和谐的“尽善尽美“的思想，从理论上确立了书法达情尚意的基础。紧接着以苏黄蔡米为首的宋四家，坚决拥护领袖的号召，把“自足“，“自适"等自然率意的理念运用到实践当中，在他们的共同努下，有宋一代的尚意书风斐然形成，从而继晋唐之后，又创造了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三座高峰（功不可没）

我是晋风。愿与大家在书法艺术，诗词楹联及人文知识等方面，同学习、互交流、共进步！

晉風

”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提法最早出自明代的书画大家董其昌。其大致意思是指宋人书法追求意趣而不拘泥于法度。关于宋人为何不继续尚法而去尚意，我觉得有以下点原因：

1、宋人书法更加讲究抒发个性

尚意书风的内涵有以下四点：一重哲理性；二重书卷气；三重风格化；四重意境表现。无论是天资颇高的蔡襄、自出新意的苏东坡；还是傲视古人的黄庭坚、萧散奇险的米芾，他们在力图表现自己书法风貌的同时，凸显一种标新立异的姿态，使学问之气郁郁芊芊发於笔毫之间，并给人以新的审美意趣。可以理解为，与晋人、唐人相比，宋人更讲究书卷气和抒发个人性情。

苏轼告诫后人：“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他认为，丰厚的学养是书卷气的源泉，是尚意的基础。

2、宋代的文人社会地位相对要高一些。

从历代历史来看，宋代的文人做官比较多。宋朝的那些大书法家，几乎都是是士大夫阶层，都是做官的，另外多才多艺，他们的书法等于思想、学养、意趣与书艺结合一起的混合体。而当时社会崇尚文人，文人喜欢自由达观，也比较亲近民间，所以，他们的精神状态，也是自由奔放的，我们从宋代的诗词、绘画都可以看到这样自由奔放的现实，那么，文人的精神寄托书法当然也会体现出“放浪形骸”的味道了。

3、统治阶级的支持

宋代自开国，很多皇帝在书画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如太宗、仁宗、神宗、徽宗都有不同程度的兴趣。尤其宋徽宗，是货真价实的书画大师，自创“瘦金体”书体，成立书画院，编篡《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对宋代书画的繁荣起了巨大的助推作用。上面有皇帝带头，下面有文人士大夫践行，宋人书画自然一派欣欣向荣。而且由于文人的广泛参与，极大的丰富了书法的内涵，他们的审美意向也发生了根本改变。以苏黄米蔡为首的文人士大夫们，鄙唐尊晋，冲破唐人法度森严、千人一面的尚法书风，舍唐入晋。不再拘泥唐人在书法结体和用笔方面的规范化、精微化，从而形成上取晋人之韵，而又注重文人意趣的“尚意“书风。

4、书法的载体产生了变化

宋朝以前的书画都是落款不盖章的。如晋人书法，是以书帖形式流传下来；唐人作品多以碑刻形式遗留后世，它们要么以书信、书札，要么以碑刻、墓志形式，不是官样文章，就是私人信件，谈不上艺术。到了宋代，那些高官显贵们在公事之余，附庸风雅、闲情逸致、寄情诗酒书画，开始讲究章法布局、用笔用墨、钤印盖章，使书画由实用物升华为艺术品。自此，书画挂于厅堂之中，匾额悬于门楣之上，多了几分装饰和古雅之气，书法也就不再拘泥于法度。

周读一本书

“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是清代书法家梁巘在《评书帖》中所发的一段著名书论。由于这段话对晋、唐、宋、元、明这几个朝代的书法艺术特征进行了高度准确的概括,常常被后世引用。

晋人崇尚韵味，不重形质，推崇如王羲之《兰亭序》所表现出来的士大夫文人的雅韵高致，晋人用笔常常不避偏锋甚至喜用偏锋，到了唐朝这就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唐朝书法家们立了很多法，直至“楷法完备”。

我想这和字体也有关系，因为晋人的代表作大都是行书，而唐人的代表作大都是楷书，以致楷书四大家三个是唐人。

至于宋朝，苏东坡、黄庭坚带头写诗蔑视法度。

苏东坡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黄庭坚说“老夫之书，本无法也”，其他如米芾等著名书家，也有类似言论。

与晋人相同，苏黄米蔡代表作大都行书。

最重要是社会心理和社会风尚对书法的影响。

三国群雄混战，到晋朝终于一统，人人都要表现自己的正统高贵，王谢二家，基因高贵，当然书法就不能写得卑下拘谨，像个循规蹈矩的下等人，要表现出不同凡响的高雅情趣。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 ，出现了宋明理学，儒学得到复兴，科技发展迅速，政治开明，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

商品经济，文化繁荣，科学创新，都能促进人们发现自我表达自我，宋徽宗甚至发明了新字体。

总之，宋书抒情成分重于技术成分很多，所谓书法的“功”与“性”，“性”的成分很大很大。

后来连天子都成了俘虏，发明廋金体的宋徽宗让人像牲畜一样牵着走，当然，文人、书法家益发感慨万端！书法的抒情成分更重，再不能像稳定的初唐、盛唐平心静气探求写字的法度。

但韵、法、意并无高下之分，只不过各有侧重。

至于“尚态”，只求形质，不求韵味、意趣，甚至发展到写美术字一样的馆阁体，那倒要注意了，人家唐人尚法是戴着法度的镣铐跳舞，不是单纯技术！

大悔忆智冰

古人认为书法艺术随着人的性格、修养、志趣、爱好、心情、环境不同而变化无穷，比如，点画千变万化，字形多姿多彩，笔势情态各异而变幻不尽，从书风变化来看，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那么为什么宋人没有继续尚法，而是去尚意了呢？

书法家生活于社会之中，无法摆脱社会的影响，书法家的性情改变，书法风格也随着改变，书风的改变并不是书法家有意而为之，

晋代书法“尚韵”，直到隋代智永和尚，将晋人书法中的“神理”凝成了“法”，创造了“永字八法”，直接影响到唐代书学，以至于唐代书法形成了端严峻朗、法度森严的面貌，故而“尚法”，要知道古代和尚“六根清净”，永禅师规规矩矩精勤书艺，闭门临书30年，试想一下，三十年时间足够形成一家书风了吧，毕竟少小就出家的智永骨子里没有“二王”的那种温文尔雅个性，所以智永书法不可能“尚韵”了，而转为“法度森严”的“尚法”了，

我们都知道，隋代历史并不长，有初唐四大家之称的虞世南、欧阳询都曾在隋代朝廷任官，在唐代时期，“初唐四大家”将智永的“尚法”书风推向了高峰，虽然他们的书法各有风格，但总体特点都是法度精严；然而，到了中晚唐时期，国势渐衰，社会风气出现改变了，柳公权再变楷法，风格转为瘦劲挺秀，清朗俊美，逐渐丢弃了“法度森严”的书风了，值得注意了，到了五代时期，由于战乱频繁，生灵涂炭，在这样的环境下，哪里还有人顾得上继承唐代的“尚法”书风了，都开始通过书法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和主观表现了，

不同于唐代书法的法度森严，五代与两宋更注重书法的意趣，其中五代人杨凝式的作品是唐代“尚法”至宋代“尚意”书风的重要转折，这就好比智永作品是晋代“尚韵”至唐代“尚法”书风的重要转折一样，不同时代社会背景下的书法家的书法风格是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经过五代的长时间分裂和战乱之后，北宋开国，经济蓬勃发展，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书法艺术继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之后，再次呈现出繁荣之势，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又一个艺术高峰，

社会环境安定了，人的生活雅兴自然就提高了，任何时代都是这样子的，书法家对书法的态度也会随着环境、心情而改变的，五代书法就有“尚意”的苗头了，到了北宋初期，欧阳修首次提倡书法不能专仿古人，而要自成一家之体，然而真正开创宋代“尚意”书风的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这“宋四家”，那么问题来了，他们是如何开创“尚意”书风的呢？在继承五代人杨凝式书风的基础上，追求以诗词文章为根基的个体心性的自然流露，有意识地将自身的各种心灵感受倾注于书法作品之中，写出闲情逸致，写出率性真情，放下了唐代以来以书写法度为要义的圭臬。总结一句话，唐代书法内容都是以佛教经文更多，自然法度森严，从而“尚法”；宋代书法内容都是以诗词为主，也就是强调抒情个人情境了，从而“尚意”。

诗夜城主

宋人没有继续尚法，因为唐人书风根本不是什么尚法，而是以张旭逸草、颜真卿逸行为代表的崇尚飘逸奔放的尚逸书风。

说唐人尚法，是明末清初人的局限错误之说，现代人的无知跟风之见。唐代文宗封张旭狂草为文化三绝之一，并未封虞、褚二位当过唐太宗书法老师的楷书为一绝！唐诗数十首歌颂草书，未见一首鼓吹楷体。唐诗有《马秀才草书歌》，说的是一个无名秀才写的草书就值一字千金。唐人对书法何体崇尚，于此可知。

按宋人不尚唐法，是宋人早知楷法只是实用书写，用途就是刻刻碑文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即使如此，李世民写碑也不用楷书，只写行书。还有李邕跟风，刻碑全用行书，还说似我者死！

宋代米芾更是把尚法的唐楷大批特贬，说：欧、虞、褚、颜、柳，皆一笔书，安排费工，岂能垂世？

有人说这是米芾口出狂言，其实是米芾口传书法三昧真言！只有不读书史，不动脑子者才会跟风未见过几张唐代真迹、只看到满地唐碑的目光短浅的清代人信口雌黄。

所以有唐人书迹传承，宋人不可能不尚意，即使得见五代杨凝式纵逸书法，宋代书法也会尚意的。这就是时代压之，不可能翻转。

至于现代书坛，因七、八十年前有欧楷黄自元和颜楷钱南园在上压之，后又有东、西洋丑书乱书在前引之，一时颇为热闹，但无伤大雅，终会进入书法正轨。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后人所认可评价的，不是主席院长之职务，而是挥洒如意的书法。谁能接传统出新意，谁将永占书史一席之地。

王乃栋说书画

其实不论是尚法还是尚意，都是古代文人艺术家在追求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而已。中国古代的艺术发展，离不开文学的发展，在中国古代书、画往往和文人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换句话说书、画都是文人审美趣向的外在表现。

苏轼《天际乌云帖》

唐代的诗歌也就是“唐诗”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个巅峰，这个巅峰使得后世的人再无力去挑战这一高度。到了宋代也是这样，宋代文人就希望能另辟蹊径，希望能在其它方面施展自己的才华，而不是一味地跟在唐人的屁股后面。于是就有了“词”的发展，而之前“词”只是被文人们认为是“诗之馀”。而把宋词推向中国文学的另一个高峰的人，就是难得的一代天才苏轼了，是他把词从“诗之馀”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代表宋朝文学成就的榜样。而他的性格就是从来不愿跟在前人的后面，所以当时作为北宋文坛执牛耳的第一人，他的书法理念也带动了后来宋朝“尚意”书风的兴起，可以这样说是苏轼真正开启了“尚意”书风。

苏轼《寒食帖》

“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这是清人归纳的，为什么说宋人“尚意”呢？这也是从苏轼的那句话“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中得来的。“意”与“法”是相对的，讲“法”就是要有规则、要有法度，而“意”则是反对“法”的束手束脚，提倡畅达无羁。“意”是书家内心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所以“尚意”就是特别注重追求创造者的主观情感的作用，格外追求创作时的心态自由。

米芾《盛制帖》

“尚意”风气在宋朝的兴起，它作为一种文艺思潮，盛行于包括书法在内的一切文化领域。而这一现象的产生也跟当时佛教禅宗的兴起密不可分。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普遍接受禅宗的这种佛家思想，并且积极把这种思想推向艺术创作领域。

“尚意”不代表不学“法”，相反苏轼、黄庭坚、米芾都是崇尚古法的，但关键是对“法”的拿捏，学“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表达书家的“意”，但很多人却深陷“古法”而不能化出新意。苏轼对自己书法的评价中，有这么两句话值得我们学书法的人思考：

翰墨今香

汉晋慢慢立规矩。

隋唐法则越来越严谨。

压抑了3~400年到了宋代开始豪放、开始放纵。

经过元到了明大家又觉得太放纵了不行啊，书法也是文字需要有普及的功能，慢慢又开始严谨，到死板的台阁体。

清维持着死板改了名叫馆阁体。清末民初大家慢慢觉得写死板的馆阁体太无聊了，突然发现魏碑天真烂漫很无趣，大家一起来玩吧。

魏碑玩着玩着慢慢把严谨的法则玩没了，而且还觉得不过瘾不够自由，没有新意，所以丑书开始横行了。

到了当代，写丑书的越写越丑。虽然书法对于普及文字已经没有了很多市场，但是毕竟是老祖宗留下的精华。，不能糟蹋他呀。所以慢慢又在追求法度，追求复古~

说来说去，春花秋月，一次一次的轮回往复，而已。大家真没必要刻意的攻击或者拜服。存在即是合理，市场决定着一切。

瞎扯扯，大家乐乐~

刘景明1

一

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2年，53岁的梁巘终于在清帝国庞大的国家机器中谋得了一官半职，成为进士，此后从教习官职上升任知县。然而，他这一路走的太艰难了。1744年，34岁的他才刚刚中举人，在34岁到53岁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把自己最黄金的岁月全部都奉献给了科举。可仍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每次都名落孙山，这样他失望不已。

是他没有才干吗？恐怕不是。清史稿赞誉梁巘是“北梁”，和梁同书一起并称为“南北梁”。

那么他后来他又是怎么升任知县的呢？

这都要拜一个人所赐，他就是乾隆皇帝十一子、精通书法的成亲王。梁巘科举不顺，已经无法在京城立足，所以已经五十多岁的他就在京城靠卖字为生，恰巧遇到成亲王，成亲王看到他的书法非同寻常，询问起来历，感叹人才埋没，所以就赶紧向自己的父亲乾隆皇帝报告。

乾隆爱惜会写书法的人才，所以就把乾隆二十六年的进士给了他，让他去当知县。他在任的地方是湖北巴东县。巴东县在当时非常贫困，基本上是一个穷困小县，想在这个小县上再往上爬、升任官职，恐怕比登天还难，再加上梁巘根本就不是适合在官场上混的人，他一不会巴结、贿赂上级，二来生性讷于言，“性恬淡，不交势利”。

不久之后，梁巘就从巴县上卸任，以母亲年老为由辞官自去了。

二

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这位年幼的皇帝还不能处理政务，所以当时的老太后高太后终于有机会把那些整天嚷嚷变法的人踢到一边去了。他上台后，立刻启用司马光，打压王安石，新一轮的新旧党争就此拉开序幕。

不过这一切对于当时还在常州寄居的苏轼而言确实是一个转机，不久之后，旧党就认定苏轼是受到新党打压的自己人，因此立刻招他回朝。后来的事实证明，苏轼既不是新党，也不是旧党，不过当时的他可谓是一路连升，一直升任到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在还朝归途中，途径史全叔家，史全叔知道苏轼喜欢书画，趁机会特意拿出自己珍藏的吴道子的画作，苏轼大喜过望，随即在此画后题跋鉴赏，因此留下了书画史上著名的《书吴道子画后》。

在这段题跋中，苏轼指出任何文化艺术的发展都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绝对不是一个人独立的创作。指出吴道子的画之所以这么好，是因为他”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幅画的题跋后面指出了他心目中最好的书法家，不是王羲之，而是颜真卿：

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为什么苏轼会认为颜真卿是他心目中最好的书法家，是”天下之能事毕“的代表？

三

公元1771年，年近六旬的梁巘终于告别了令他厌恶不已的官场，回到老家，奉养母亲。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西平定州的张佩芳到寿州任知州，他亲自到亳州延请梁巘出任寿州“循理书院” 院长，从此梁巘开了他的教书生涯。

这一教，就是十多年，而在这十多年中，他的成就已经远远大于他在任时期的贡献。他不仅向学生教授儒家经史文字，而且还特意教授书法，他自己本身书法水平就很高，而他又能毫无保留的教授给学生，因此，当时寿州出现了一大批善书者，寿州也被称之为书法之乡。

除了实际的教学实践，梁巘还根据自己在教授过程中对于经验的总结、对于古代文学艺术的思考，将自己的理论主张编著成一本书，这就是《承晋斋积闻录》。

在这本书中的《学书论》中，他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论断：

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

梁巘的一生，也因为这句话而被后人所熟知。

说“晋人尚韵”，是因为晋人书法是中国书法的开端，而且晋人刚刚从汉代人狭隘、僵化的经学理想中摆脱出来，投入了感性的怀抱。所以有“晋人尚韵”一说。

但是，为何说“唐人尚法，宋人尚意”？

四

公元1086~1087年，元佑年间，苏轼过的并不太平。这两年，新党革新派的领导人物王安石终于驾鹤西去了。但是他的死并没有让本来已经分裂的朝政更加和谐，反而党争四起，朋党并争。

原本以政策执行的性质分化的朝臣，现在开始以地方血缘为组织体系，分裂为朔、蜀、洛三党,迭相攻轧,史称“洛蜀党争”。

而新任领导司马光显然不能服众，在文官领导内部议论颇多，此时的苏轼仍然不改他直言的本色，和司马光争论，他就顺理成章的成了司马光下一个要整治的对象了。不过这一年，司马光也追随他的宿敌而去，朝中更加混乱不堪了。

可以说，苏轼的一生既不能融于新党，又没有得到旧党的承认，而他性格以及思想中某些超脱于当时人的想法，让他有这样的尴尬处境。

而早在元丰八年的题跋中，就已经预示了苏轼必然遭到排斥的命运。

五

中国书法史上，颜真卿算是一个特殊人物，因为他处的时间节点很特殊——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比如杜甫，这一位生在唐朝盛世，诗文成于乱世，最后死在外乡的诗圣，安史之乱让他以极为深刻的笔触留下了堪称“诗史”的诗篇。

而对于颜真卿而言，安史之乱不仅意味着一个繁华时代的结束、一个鼎盛帝国的覆灭，它更是一个文化上开始转折的时期，一个感性理想破灭的时代。

安史之乱前期的盛唐已经趋向于中国古代社会无尽的繁荣和兴盛的顶点，它就像一个天堂一样，存在于世人心中，当无尽的荣光和美妙盛世的图景展现在那些儒生面前时，即便是再迂腐的儒生，也不得不暂时放下他理性的头脑，暂时投入这场豪华的感官盛宴。

然而，自始至终，都有一个人，对这一切，尤其是对史思明和安禄山抱有非常警惕的目光，这个人就是颜真卿。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拉开了序幕，所有的人从盛世幻象中被惊醒，即使是皇帝也开始了他逃亡大西南的计划，完全是惊慌失措之态，整个帝国就像把最柔软的地方显露给了安禄山、史思明一般，安史叛军所到之处，无人可挡。

但是颜真卿早在安禄山未曾谋反之前就已经觉察出其中的异样，所以他不断上奏朝廷，以驻地阴雨不断为由，暗中加高城墙，疏通护城河，招募壮丁，储备粮草。表面上每天与宾客驾船饮酒，以此麻痹安禄山。

果不其然，在玄宗皇帝高呼“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邪？”的时候，颜真卿早就举起第一个勤王的大旗，这让玄宗大喜过望，“朕不识真卿何如人，所为乃若此！”

颜真卿之所以能够预示到这样一场叛乱的发生，完全和他理性的思辨不无关系。他极具决断力和谋略性质的策划，让他得以在安禄山、史思明的监视下保存实力，为后来粉碎、打击安史之乱的叛军打下了基础。

而颜真卿不仅仅做事如此，他的书法也是这样，以一种极度严谨的法度著称。唐代崇尚法度的书风由来已久，而又以颜真卿为甚。在大部分人都被开元盛世的景象蒙蔽双眼时，颜真卿还是理性的，这种理性，就是唐人在书法中所倡导的法度，所倡导的规矩。梁巘在《评书帖》中说的"唐人尚法"就是这个意思。

到颜真卿的时代，中国书法书体的发展已经逐渐趋于完善和成熟，书法书体已经趋于完备，但是风格面貌的发展仍在起步阶段，颜真卿就像一个标杆一样，独立创作了迥异于后世面貌的颜体书法，他的书法一反以往纤细柔媚为主的欣赏风格，而以肥硕阳刚为上。

六

让我们在一次回到元丰八年，回到苏轼在吴道子画后的题跋中，他对吴道子的赞赏，有一句话颇有意思，“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句话实际上点出了两个相互矛盾的艺术创作倾向，一个是法度拘束，一个是风格个性。

追寻法度，则会让艺术趋于死板、呆滞，追求个性，则会让法度丧失殆尽，而吴道子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兼具法度和个性的画家。如果我们从梁巘评价历代书画的角度来看，这种争论的对立，即是“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对立。但是吴道子恰恰调和了这个对立。

但是颜真卿又何尝不是呢？

颜真卿一生的书画中，他的大部分楷书作品都是严谨敦厚的，恰如人所言，鲁公“如关羽坐帐，气势逼人”。但是他一生也不乏有非常洒脱、非常尚意的书法，比如《祭侄文稿》、《争座位帖》。

七

但是这一切看起来都和梁巘的论断有所矛盾，为什么唐代颜真卿的书法，仍然有一些可以看作是尚意的书法作品呢？

实际上，就好像苏轼这个人一样，他不是某一个党派，某一个采取新旧政策的一群人就能定义他、拘束他的人。苏轼不容于新党，又和旧党不合，不是因为他性格有问题，也不是因为他不懂得世事俗物，而是这样的迎合和被标签化，本来就违反他的天性和追求。

他喜欢吴道子，既不是因为他的画有法度，也不是因为他的画有新意，而是可以做到两者融合，做到不拘于法，又不拘于个性，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一个反标签的画作。

这也注定了他几乎要背负所有人所不曾承担的压力，他要受到两者的攻击，受到两个派别的排挤。

而梁巘评说中国历代书画发展，只是做了一个总结，并没有从个性、从一个书法家具体的情况出发，而只是在大致的时代风貌上做了一些显著的区分，总体而言较为粗疏，但是在整体把握上较为到位。

作为梁巘这个后世书论家的事后总结，当时的人是没有办法得知的，而他们这一切艺术行为和举动不是在严密的艺术理论总结下进行的，分界线并不是那么清晰，因此，宋人未必不“尚法”，唐人何曾不“尚意”？

简单的以总体概括来规定、局限古人的艺术创作，是非常危险的，对于一个艺术家，尤其是那些游走在众多类型化标签之外的个性书家而言，没有什么可以拘束他们，这也是他们令我们后人着迷的地方。

而梁巘这个极力摆脱官场束缚的人，或许更能体会到其中的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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