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從三星堆四期文化早段開始（商代晚期），雖然在三星堆遺址範圍內還廣泛存在著以尖底器、高領器、矮圈足器等系列陶器群為主體的文化堆積，延續時間也較長，城址也仍在繼續使用，但象徵三星堆文明最高成就的銅器群、金器群和高等級玉器群等卻突然不見蹤影，三星堆遺址由此進入了一個相對衰退期。與此同時，一支與三星堆四期文化同時、完全從三星堆三期文化脫胎髮展而來、發達程度僅次於三星堆繁盛時期的文化遺存卻在以成都為中心的地域悄然興起並廣泛發展，時間從商代晚期延續至春秋早期，形成了長江上游青銅文明在成都平原繼續發展的歷程，其中發達程度稍遜於三星堆的金沙遺址無疑是這一時期的中心遺址。
金沙遺址發現於2001年，位於成都市區西部，現已探明的分佈面積約5平方公里，已發現宮殿區、祭祀區、生活居住區、墓地等眾多文化遺蹟或遺蹟區，遺址規模僅次於三星堆，是成都地區迄今發現的規模最大的商周遺址。
金沙遺址出土的文物極為豐富，已清理和發掘出土的重要文物包括金器、玉器、銅器、石器、象牙等共計3000餘件，還有數以萬計的陶器（片）。
金沙遺址的出土文物，無論是器物組合還是單個器物的造型風格，都與三星堆遺址的同類器物相似或相同，亦具有濃郁的神巫文化和神權特徵，說明“金沙人”在政權架構、宗教信仰、拜祭對象、審美意識以及宇宙觀等深層次的精神領域與“三星堆人”有著極為密切的淵源關係。
金沙出土的遺蹟和遺物表明，金沙遺址絕非一般的聚落遺址或低層級城邑，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它是長江上游地區繼三星堆遺址衰落後形成的又一個具有區域中心地位的新的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中心，它與三星堆四期文化遺存一道，共同構成了成都平原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青銅文化——三星堆四期文化，代表了古蜀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不少學者認為，自發生導致兩個“祭祀坑”形成的突發性重大事件以後（一、二號“祭祀坑”可能為三星堆權貴逃難前匆匆掩埋所致），蜀國的權力中心很可能從廣漢轉移到成都來了，如果這個推測成立，那麼金沙遺址很可能就是商代晚期到春秋早期古蜀國的都城遺址。
但與三星堆遺址相比，金沙遺址明顯缺少青銅群像（神像、人像、巫師像、神靈動物像等）、青銅神樹、青銅太陽形器、青銅眼睛（眼形器）等大型青銅重器群，即使有（如青銅立人像），在體量和視覺震撼力上與三星堆遺址同類器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語，表明三星堆文明發展到這一階段已進入相對衰落階段，蜀國的國力已大不如前。
三星堆遺址從距今4800—2600年連續發展，經歷了原始社會末期到奴隸制社會的鼎盛時期，從原始社會解體到方國、王國階段，可以說是一部雖較朦朧但也較完整的早期蜀國信史。
古史傳說記載，蜀人的遠祖出自黃帝，古蜀國有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等五代蜀王。《蜀王本紀》雲蠶叢、柏灌、魚鳧“此三代各數百歲”；“望帝（杜宇）積百餘歲”；開明氏取代杜宇氏以後，其統治時間最長，傳位至十二世，公元前316年，在秦舉巴蜀的戰爭中，開明十二世被秦軍所滅，蜀國宣告滅亡。
第一代蜀王叫蠶叢，《華陽國志》記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他最大的功績是教民種桑養蠶；第二代蜀王名叫柏灌，關於他的具體記載幾乎沒有，只知道“柏灌”是一種水鳥；第三代蜀王叫魚鳧，“鳧”就是魚鷹；第四代蜀王叫杜宇，杜宇就是杜鵑鳥，相傳他“教民務農”，倍受愛戴，但卻無力治理蜀地的水患；來自川東荊楚地區的開明氏，由於治理了水患，受到人民的擁戴，取代了杜宇而成為第五代蜀王。
根據對古史傳說中的歷代蜀王在位時間以及蜀王名稱、形象和圖騰的研究，結合三星堆、金沙遺址出土的器物，如三星堆二至四期文化中發現的大量的各類材質的鳥的造型以及玉蠶、青銅縱目面具等，不少研究者推測，三星堆遺址各期文化遺存與傳說中的蜀王世系大致對應如下：
1、三星堆遺址一期文化遺存——蠶叢王朝，政治中心或之一
2、三星堆遺址二期文化遺存——柏灌王朝，政治中心
3、三星堆遺址三期文化遺存——魚鳧王朝，政治中心
4、三星堆遺址四期文化遺存——杜宇王朝（政治中心在成都金沙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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