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 政治學看瘟疫、寄生
新冠疫情持續，拐點仍未明朗，宅在家裡的我們整天如飢似渴地消費著各種信息，來讓自己澎湃的心情或悲傷、或激憤、或鼓舞、或熱望，去彌補行動上的無奈或無趣。我在信息過載幾天之後，決意返回書齋尋找一些智慧來讓自己變得平靜，作為政治學者，我的第一個問題當然是“政治學怎麼看瘟疫”。關於這個問題，手邊最容易找到的書是美國生理學家賈雷德·戴蒙德所著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我們就從這本書聊起吧！
病菌是幫助歐洲人
征服新大陸的致命武器
《槍炮、病菌與鋼鐵》最新版的封面就是西班牙侵略者皮薩羅1532年擒獲印加帝國皇帝阿塔瓦爾帕的油畫。一百來人的皮薩羅隊伍，即便擁有鋼刀和戰馬，輕而易舉地擊潰數百萬人的印加帝國，愣是從8萬兵將當中生擒了皇帝，真是匪夷所思！
/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6
西班牙人的殘忍、背信、無恥和勇敢確實說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但在奇襲之前，病菌已經替皮薩羅打好了前站。戴蒙德在此處為我們解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千古迷局。用現在的話說，歐洲對美洲是降維打擊，我們熟悉的文明之所以是高維是因為有文字、技術和國家，戴蒙德添上了病菌。
話說皮薩羅生擒阿塔瓦爾帕的之前14年，也就是1518年，歐洲人帶去新大陸的致命病菌已經開始肆虐，它叫做“天花”。天花所到之處，印第安人十不存一，死亡率高得恐怖。就這樣，先行者科爾特斯征服了阿茲克特帝國。皮薩羅所到的印加帝國是一個已經被天花摧殘凋零的國家。老皇帝和繼承人都死於天花，阿塔瓦爾帕經過內戰成功登頂，顯而易見，他接手的是一個經歷過瘟疫和內戰雙重摧殘的國家。固然鋼刀、戰馬、步槍、詭計、背信讓西班牙人獲得了最終的勝利，但這種勝利的真實性其實得算上病菌大軍的“威武”才行。病菌為西班牙人帶來了天神一般的威武，因為西班牙人不生病，在瘟疫收割印第安人性命的時候，西班牙人卻毫髮不損。
人一般在面對大面積死亡的時候都會心理崩潰，甚至信仰崩潰：神在哪裡？神是懲罰我們嗎？天道居然是如此流行的嗎？作為對比，免於瘟疫的侵略者是受到神的眷顧嗎？他們是神的使者嗎？他們掌握著命運嗎？所以，哪怕是倖存者，也對侵略者失去了抵抗力，因為他們的信念崩塌了。
當真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嗎？在天花面前，侵略者豁免，印第安人滅族。戴蒙德給出了生理學的解釋。這種瘟疫面前的不平等來自兩大洲生態的不同，或者更確切一些，歐洲的生態比美洲的更“高級”。此話怎講？
歐洲因為生物多樣性強，生活在其中的人有更好的免疫力；相應地，美洲因為生物多樣性差，生活在其中的人免疫力就不行。這裡的“生物”當然包括所有生物，但更直接的是微生物。
/ 瘟疫對歐洲的“洗禮”是家常便飯
從短線來看，1492年開啟大航海的歐洲人，仍然在經歷1348年以來的黑死病的考驗，歐洲人被細菌和瘟疫玩得很慘，黑死病讓歐洲人口損失了三分之一，大約是2500萬。但他們也就擁有了更多更高級地生理免疫機制。歐洲的鼠疫至少可以追溯到查士丁尼時代（公元548年），還有很多瘟疫，如麻疹、斑疹傷寒、天花等等，對歐洲的“洗禮”是家常便飯。相反，美洲在1500年之前幾乎從未遭受瘟疫的侵襲。但歐洲細菌抵達之時，他們完全沒有生理上的防禦機制，所以死亡率出奇得高。
瘟疫是文明病
歐洲在“生物多樣性”上比美洲更高級，這一局面並不純粹來自生物圈，也來自人制造的文明。戴蒙德為了解釋這個事情，追溯到13000年前，甚至更古老的史前史。追溯這麼長的人類史，從疾病的性質這個關鍵問題來看，可以概括成一句話：瘟疫是“文明病”。限於篇幅，我拿出幾個要點先把邏輯說清楚，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讀原書。
第一，瘟疫是“文明病”，也就是說，人類進入了“文明”狀態，才會有瘟疫。這是因為瘟疫大規模殺死人類的前提是人口大規模的聚集，聚集有利於傳染，不聚集就無法造成大規模的傳染，縱有烈性病致人死亡，只要不傳染他人，也就不是瘟疫。
人類的大規模聚集是人類創造文明的前提，有了聚集才會有文字、國家這些標準的文明標誌。如果人還是散落在非洲大草原上一個個部落追逐著獵物不斷遷徙，就不會有傳染病。一來是因為部落人口不多，二來即便一個部落全部感染烈性病死亡，也跟其他的部落挨不著。但人一旦聚集到城市當中，五萬人、十萬人甚至更多，在高度密集的生活空間之內相互傳染，造成的後果將是文明的滅絕，死神降臨一般的恐怖會隨著死亡人數的上漲而侵襲每個人的內心。因此，人口聚集和文明產生使得高度集中的大規模傳染和致死成為可能，這才是瘟疫。
第二，人口的聚集根源於農牧業取代狩獵採集，也就是說，農牧業讓人過上定居的生活，人口聚集才成為可能，因為農業才可能產出“剩餘”。狩獵採集天然沒有辦法帶來剩餘，獵物和野果得來吃不了幾天，人將永遠為了謀食而追逐它們。農牧業則不同，它們是週期性的，它們讓人待在原地等待收成，它們會讓人在週期之中為了明天必須留下剩餘。
人類文明的出現和農牧業出現高度相關，沒有剩餘，每個成年人就都是獵人或者採集者，不事生產的人就不可能產生，也就不會產生比生產更高級的文明要素：文字、宗教、統治。這些東西都是人有餘糧才可能製造出來的。所以，從狩獵採集進入農耕，文明就有了物質基礎（但不是充分條件），進入不了農耕，就仍然自由自在地追逐自然。文明病之所以有“門檻”，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牧業，人類馴化的家畜和人的生活關係密切，而它們是最重要的微生物傳染源和中間宿主。這是飛馳的獵人們根本不需要面對的問題。
第三，人類的文明始於新月沃土而不是非洲，因為比起人類的搖籃非洲，新月沃土更容易讓人走進農耕時代。所謂農牧業，就是人類馴化植物和動物，讓它們從野生狀態變成人類可控的週期性生產。而孕育了人類的非洲大草原對偉大的馴化工程不利，相應地，新月沃土最有利，因此，人類最早的文明出現在那裡。
/ 由西亞、北非地區兩河流域及附近一連串肥沃的土地組成的新月沃土
世界上的植物、動物有千千萬萬，適合人類食用又能讓人馴化的，其實很有限。植物，能夠帶來澱粉之類的營養，才對人類有用，而且還要無毒無害。顯然，處於熱帶的非洲大草原，“有個性”的植物太多了，“沒脾氣”的很難找。因此，溫帶比較適宜人類找到此類植物。動物也一樣，烏龜沒有肉，獅子太兇猛，適合人類飼養的也就是馬、牛、羊、雞、犬、豕，算來算去也就十來種。而新月沃土不僅處於溫帶，地中海氣候適宜麥、豆之類植物和這些脾性溫順的動物的生長，而且，它的地形多樣性非常強，大海、高山、沙漠、湖泊、草原、平原可謂應有盡有，讓更多“適宜人類的”動植物可謂“野蠻生長”。於是，那裡的先民可以找到成片的野麥子，也就最有機會打它們的主意，動物也大致類似。
所以，地理和氣候條件讓走出非洲的人類首先在新月沃土找到了安身之法。當然，其他地方也是有可能的，比如中國的“中原地帶”（黃河中下游平原）。不過，顯而易見，自然條件對文明的產生——也就是農耕畜牧生產的實現——是有約束的，所以，並不是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文明。和我們的印象一致，史前人類走入文明就是在有限的那麼幾個地方實現了。
這時候我們可以回到歐洲了。即便從古希臘算起，歐洲文明誕生的也比較晚，她在文明和文化上汲取了新月沃土（美索不達米亞、巴比倫、亞述、波斯）和埃及的大量營養。歐洲是新月沃土最重要、最直接的受惠者，當然，也是文明病的受害者。地理的連續性使得歐亞大陸西端的生態是一個圈子，所以雅典會遭受地中海上傳來的瘟疫，偉大的伯利克里在其中染病身亡，雅典帝國就此崩潰，從而引發整個古希臘文明走向衰敗。
這裡必須要說說中世紀著名的黑死病，它是生態圈被打破的結果。
此話怎講？一個生態圈由於人和動物、植物、微生物的長期共同演化，會形成一個相對而言相互友好共存的局面。一旦圈外的微生物到來，平衡打破，病菌在人口高密度區域就會釀成瘟疫。
黑死病的病原體鼠疫桿菌是成吉思汗的子孫們一路西征從蒙古大草原帶來的，蒙古人1347年進攻克裡米亞，歐洲人1348年有了黑死病的第一次文字記錄。我們拿中世紀光輝的頂峰和黑死病做個對比，就很容易看到黑死病的摧毀性後果：阿奎那的《神學大全》1273年停筆，信仰和理性的交融讓歐洲找到了上帝和人之間有道可循的精神坦途。黑死病來了，是上帝的懲罰嗎，還是魔鬼的肆虐？上帝如果不是發了人用理性無法理解的無名之火，難道是看著魔鬼不分善惡地一律處死而無動於衷嗎？自然法還是鐵律嗎？……動搖和懷疑逐漸瀰漫開來。
當信念被侵蝕、甚至被瓦解，文明病才真的達到高潮，因為失去信念的人將變得短視、貪婪、卑汙、無恥。所以文藝復興之所以把中世紀說成黑暗時代，不僅是因為教會的腐化，更因為那就是一個黑死病肆虐的時代，是一個恐怖和無常是常態的時代，是一個文明核心被動搖的時代。
政治是人和人的寄生關係
黑死病對歐洲的打擊，和天花對美洲的打擊，在邏輯上是相同的。前者的“運載工具”是戰馬，後者的是帆船。戴蒙德的故事講到這裡基本就結束了，它確實成功地把病菌植入了人類史，讓它的結構更加的飽滿。不過，我還是有點不滿足，我想通過病菌看看政治的底層機制。而我看到的是：政治是人與人之間的寄生關係。
人是生物圈裡的一員，和所有動物一樣，只能通過“進食”維持生存，而不能像植物那樣通過光合作用養活自己。因此，人寄生在這個世界上。微生物也差不多，自帶乾糧的細菌並不多，而病毒則完全要依靠宿主提供營養。
在這個奇妙的地球生態圈之中，我們人和細菌、和病毒形成了共同演化的關係。生命科學早就證明，人要維持自身的生理均衡，離不開細菌。人身體裡有好多細菌，人和細菌形成了“內共生”的關係，所以我們和自己體內的細菌相愛相殺、相守相扶、相依為命。
病毒，則是通過極端敵對的方式催促人類進化。但無論如何，人類想離開微生物“乾乾淨淨”地生存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我們就是被它們“吃”的命。當然，被吃不一定就會死，人類和微生物達成平衡，就是健康；平衡打破，就是生病；它們大規模肆虐很快就要我們的命，就是瘟疫。
從寄生關係來看，人是這個世界上最奇特的生物，因為只有人會寄生在自己的同類身上，而人與人之間的這種寄生關係就叫做政治。政治的生物學本質是人對自己同類的寄生。群居動物之間也有一定的分工，但像人這樣明確地、牢固地、大張旗鼓地維繫同類之間的寄生關係，恐怕地球上絕無僅有。
寄生者和病菌一樣面對著行動策略的複雜選擇：如果吃得太狠，宿主很快就會死掉，也就沒得吃了，自己也會死掉；所以，減緩毒性，讓宿主活得長一點，就可以多吃一段日子。細菌或病毒傳播過程中毒力的減弱，不是因為它們善良，而是生存規則使然。所以很多烈性病逐步會變成慢性病，不在短期之內致人死亡，而是讓人長病不死。
人類寄生者當然也懂得這個道理，所以哪怕是可怕的征服者，對被征服地區實行“三光政策”是不常見的，那意味著宿主全部被消滅，自己也待不下去。其實，人類歷史上戰爭造成的人口消滅要比瘟疫造成的厲害得多，戰爭就是人與人之間暴烈地建立寄生關係，它源自人心內部的貪婪和冷漠，是人心裡病毒的發作，是人類自造的瘟疫。
人類和其它寄生者很重要一個差異是會講關於寄生的道理。其中最底層的道理是“為什麼人必須接受寄生關係”，翻譯成政治哲學的經典問題便是“人為什麼要服從”。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分別從外和內的角度給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
馬基雅維利講，如果你不熱愛自己的共和國，不參與公共決定的討論、不承擔戰爭中的職責，那麼，一旦共和國滅亡，奴役甚至毀滅就會來臨。這種共和主義的政治邏輯翻譯成“寄生政治學”，就是：如果你不維繫可接受的寄生關係，一旦外部勢力成功入侵，更可怕的寄生關係甚至死亡就會降臨。如果一個國家是一個機體的話，政治的有序性（寄生關係維繫）是它得以健康抵禦外部毀滅性打擊的基本前提。因此，國家總是會隔三差五樹立假想敵、搞搞軍事演習，從寄生政治學角度看，那是提醒每一個細胞（公民）提高“免疫力”。
馬基雅維利除了上述主要在《論李維》裡面講的共和主義邏輯之外，還有《君主論》裡的寄生者邏輯，他要教新君主如何搞好寄生關係。無論他在裡面講了多少陰謀詭計、偷奸耍滑、玩世不恭，都是教統治者做一個生存有方的寄生者，而不是輕易得罪宿主的、輕易殺死宿主的、輕易被宿主反噬的糊塗蛋。
霍布斯在《利維坦》裡面講的社會契約論從共同體內部的角度說明了寄生關係必須維繫。沒有寄生關係，人人靠自己，人人都生活在與大自然無限鬥爭和與其他所有人無限鬥爭的悲慘境地。為了免於這種可怕的自然狀態，人必須忍受利維坦高高在上地寄生在我們頭上。
我們可以用寄生政治學來檢視所有的宗教、哲學、政治理論。基督教講博愛、佛教講眾生平等、儒家講仁愛、自由主義講自由平等，等等，都是要緩和人與人之間的寄生關係，讓它變得不那麼惡劣。馬克思主義，尖銳地揭露了人與人之間的寄生關係，揭示了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愚弄。有的則為寄生關係大唱讚歌，認為它天經地義，比如印度教和種姓制度、精英主義、種族主義，等等。
如果政治是人與人之間無法避免的寄生關係，就像人不可能離開微生物獨活在一個“乾乾淨淨”的世界，那麼，
政治的任務就應該是讓寄生關係變得更加合理和可控。徹底消滅人與人的寄生關係（政治）是一種美好的理想，就像消滅所有疾病一樣。但不是近期可以實現的，因為霍布斯和馬基雅維利揭示的內外兩種威脅不可能通過直接消滅政治的方式而被克服。所以，政治的進化就像人體的進化一樣，寄生關係在不斷地調試。這其中仍然是存在文明和進步可言的。
如果說人類和微生物寄生關係的進化是人類的醫學和公共衛生管理使人類戰勝了天花、麻疹、肺結核、小兒麻痺症，我們因為科學的昌明和管理的優良而不斷達成和大自然的新的平衡，那麼，人和人之間的寄生關係的進化則是更加合理的平等、分工、服從、合作。
人必須善待自然，也善待同類，否則，最致命的病毒就是人自己，就深埋在人心裡。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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