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5-6期，原文標題《不可能的城市》，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普希金說聖彼得堡是俄國面向西方的窗口，一些西方人認為它是人為的、違背自然的，甚至是西方拙劣的仿製品。
美國曆史學家喬納森·邁爾斯
聖彼得堡從其誕生之初的兩百多年裡，一度曾是俄羅斯帝國的代名詞，但它原本其實是一個不可能存在的城市。雖然世上的絕大部分城市都難免人為規劃的因素，但多多少少總是“自然生長”出來的，而它卻像是希臘神話中的雅典娜，一出生就全副武裝地從天神宙斯的頭顱中跳出來。儘管這裡原本遍地沼澤，氣候嚴寒，也是同等規模的城市中緯度最偏北的，但這些自然限制似乎都不成其為問題，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標誌著一種頑強的意志，那就是把不可能變成現實。
美國曆史學家喬納森·邁爾斯在《聖彼得堡：三百年的致命慾望》一書中說：“有人認為這座都城堪稱新羅馬——倘然如此，它是經剖腹產而來到這個世界的。這座城市是一堆無可比擬的妄自尊大之舉的結果。一則芬蘭民間故事講道，各個國家的諸多國王都試圖在涅瓦河的溼地上搞建設，但只有彼得大帝的先見、意志和技術成就才成功地讓這種企圖結出果實。”
一位英國訪客提出，“儘管有四大元素的作用……土地完全是沼澤，空氣通常霧濛濛。洪水有時淹沒半數房屋，一次火災能夷平半座城市”，聖彼得堡還是建成了。儘管夏季短暫、土壤積水，冬季既長且黑，葉卡捷琳娜還是鼓勵發展城市花園。德拉莫特雷為這一成績獻上頌詞，斷言“假如能有寸土隙地差可稱為可愛的或肥沃的，那就完全要歸功於藝術”。
這座城市冠以“彼得”之名，絕非偶然，也只有像彼得大帝這樣集暴君、聖徒與改革者於一身的人物，才會無中生有地創造出這樣一座城市。他放棄了俄國數百年來的聖都莫斯科，想給這個龐大、落後的內陸國度打開一扇“朝向西方的窗戶”。為了表達他那種對西歐海洋文明的憧憬，他在最初給新城市的名稱甚至是荷蘭語的：Sankt-Petersburgh。在此之前的俄國曆史上，從未有一個統治者以這樣決絕的方式，試圖把整個國家拽離原先的軌道。至於這算是異想天開，還是富於遠見，就取決於你怎麼看待他留下的矛盾遺產了。
這遠不只是糾纏聖彼得堡三百年的問題，事實上關乎整個俄羅斯的靈魂：雖然它的雙頭鷹同時望向兩邊，但俄羅斯究竟算是一種西方文明，還是東方的一部分？18世紀的俄國人竭力想要擠入歐洲的文明俱樂部，努力將“歐洲”的邊界東移到了烏拉爾山脈一線，但在歐洲人眼裡，他們卻始終是亞洲人——有句嘲諷的話說：“打死一個俄國佬，走近一看，原來是個韃靼。”在喬納森·邁爾斯的這本《聖彼得堡：三百年的致命慾望》中，所講述的“慾望”說到底也近似於近代東亞社會所熟知的那種“脫亞入歐”的衝動：一個令人發瘋的念頭，就是想要成為他人。
在這一點上，聖彼得堡的歷史呈現出世界性的意義：它是第一個這樣的城市，卻在隨後成為很多後發社會的命運。俄裔學者斯維特蘭娜·博伊姆曾揶揄這種漫長的渴望充滿著想象中的浪漫色彩，對西方的嚮往接近於一場複雜的戀愛經歷：“統領東西方交流比喻的不是euros（歐元），而是eros（小愛神）。”聖彼得堡的命運由此奠定，因為它註定只能在東西方的交界點上才能誕生、成長，這既可能使它左右逢源，卻也會讓它陷入無所適從，乃至精神分裂的境地。《懷舊的未來》一書一針見血地指出：“聖彼得堡的基本神話就是戰勝自然和俄國的落後狀態。但是，這常常顯得是一種代價極大的勝利，因為大自然和俄國都是週期性地反擊的。”
大致來說，這種“週期性的反擊”也是本書最重要的主題，聖彼得堡的洪水在此意義上倒像是某種隱喻，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捲土重來，永遠也無法將之徹底打退。這無疑有助於將這座城市的歷史敘述得更加曲折生動，但也隱含著內在的矛盾：它既像是在嘲諷俄國統治者不切實際的狂想，又出於一種現代化的視角，同情他們的努力。但這事先回避了一個折磨聖彼得堡的追問：它應當追求完全徹底的現代化，還是應當保留自己的俄羅斯特性？
這個問題的癥結，在於首先要破除“現代化等於西化”的迷思。在後發國家的歷史上，一個始終存在的緊張感，就在於人們“想要現代化，但不要西化”。這種想法，有時甚至來自西方人本身——毫無疑問，無論聖彼得堡體現出多麼狂熱的戀歐癖（Europhile），但包括本書作者在內，西方人大都覺得這仍是一座典型的俄國城市，尤其是這種不顧一切的狂熱，似乎這本身就是“不自然的”。英國旅行文學作家簡·莫里斯曾說，聖彼得堡時至今日“仍然是一個瞭望哨，在風格與姿態上都是警惕的西方式的，是通往亞洲的大門上一個歐洲的人造物”。
在拿破崙入侵俄國時，雖然聖彼得堡可謂時尚之都，但莫斯科才是俄國的心臟。在入侵者眼裡，莫斯科滿是異國情調，拿破崙軍中的一位荷蘭工程師覺得它看上去像“童話故事裡的城市”。它是“俄國的”，與那座風格混搭且尚未建完的歐式拙劣仿製品聖彼得堡有著鮮明反差。
連親西方的赫爾岑都曾在1843年刻薄地說過：“聖彼得堡和歐洲其他城市的區別就在於它看著酷似歐洲所有的城市。”也就是說，它再怎麼“像”，也不“是”歐洲城市。這座城市的居民是“身在本國的外國人”，而那種試圖想要把它往回拽的力量，在這一意義上來說也就是來自文化之根的深層衝動——然而，這座人造的城市從一開始就是無根的。
公平地說，世界上的國際都市，大抵都是無根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本書強調聖彼得堡和紐約更為相似：因為處於對外交流樞紐節點的城市，目光都是朝外的，也因此才有“亞歷山大城靠近埃及”的說法，彷彿這座城市不屬於埃及似的。但聖彼得堡仍有其特殊的地方，倒不是說它在文化風貌上表現出的俄國味，而是那種特殊的歷史經歷，從未有一座城市，像它這樣堅決地表現出人為規劃出來的那種朝向未來的堅定意志。在這一點上，它是新德里、巴西利亞等一系列後發國家首都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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