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視點」楊濤:“後疫情”時代需要更具“韌性”的城市

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對超大型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檢驗。未來,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城市?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的理念應該向何處轉型?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城市交通規劃學委會副主任委員、南京市城市與交通規劃設計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江蘇省設計大師楊濤在今天接受江蘇經濟報記者採訪時,談了他的一些思考。

關鍵在吸取教訓提升“韌性”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網上有不少聲音認為,在面臨公共衛生事件時超大型城市“不堪一擊”,進而質疑現階段我國的城市發展導向。楊濤認為,超大型城市和城市群的形成,既是世界城市化進入到高級階段的潮流和標誌,也是我國新型城鎮化戰略的重點,既帶有規律性,又具有方向性,是城市化、市場化、富裕化、機動化等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結果,也完全符合中國人口基數龐大、空間分佈集中、土地資源緊缺的基本國情。

“從發達國家看,經濟發展必定伴隨著人流、物流、資金流向城市的匯聚,並且超大型城市也成為區域發展的引擎。”楊濤說,以特大城市為中心,大都市區、大都市圈、大城市群,形成了巨大而緊密的一體化區域城市和城市區域,不同區域間、城市間以及城市內部組團間人口流動和出行移動日益頻繁。航空運輸、高速公路、高速鐵路等廣域交通高速便利化,城市內小汽車交通、軌道交通、公共交通等快速機動交通方式的普及化,助推了國民流動性和市民機動性的大幅度提升。

“正如我們無法逆轉現代社會更加頻繁、快速、深入、多樣的交流一樣,城市發展的步伐也不是人力所能扭轉。”楊濤說,最重要的是吸取此次疫情給城市治理帶來的教訓,提升城市管理的“韌性”程度。

應完善城市防疫應急保障體系建設

“在設計一座大橋時,不會只考慮它能夠承受多少車輛通行,還要考慮到大風、大水、地震等特殊情況下它是否能屹立不倒,這就是‘韌性’,一座城市也是如此。”楊濤認為,要想提升城市的“韌性”,建設健康安全城市,硬件基礎方面,需要建設和提供體系完整和功能完備的醫療衛生體系(包括建築、設施、設備等),防疫抗災設施體系,應急救援設施體系,市政交通基礎設施體系,交通運輸、生活供應、衛生環保等城市運行保障體系;軟件基礎方面,需要培養建立充分且勝任的醫療衛生、防災救災人才隊伍,完整的衛生防疫、應急救災法律、規範和標準,高效有力的防疫抗疫、應急救治、配套保障等決策指揮、組織實施、協調監督、宣傳疏導等體制機制。必須把城市防疫應急保障體系建設納入到常態化重要工作和評價考核指標體系中,確保各類防疫抗災硬件設施建設到位,大疫來臨,有備無患。

在交通運輸方面,楊濤建議,面對疫情時期的新變化和新需求,城市交通組織和管控需要調整思路、全局考慮、系統推進和統籌應對。應重點利用大數據、新媒體等非接觸調查手段,對生活物資、應急救援、基本通勤、基本生活等交通需求進行詳細調查,合理排定各類需求優先級,優先保障醫療防疫和基本民生需求,制定協同實施的交通組織與管控方案;對糧油、果蔬等生活物資的運輸,應秉持適度集中的原則,臨時關閉分佈零散、不易管理的菜市場等場所,適度集中以便於進行衛生檢疫與檢驗,由專業人員按指定時間、指定地點進行無接觸配送,並做好配送人員的醫療防控措施;對基本通勤等人流運輸,則應秉持適度分散的原則,通過上下班錯時、交通運力供給錯時等方式,降低高峰時段的人流集聚程度。

推動城市與自然和諧共生

“人類所經歷的每次重大疫情幾乎都源自於人與自然、人與其他生命生物之間的侵擾與衝突。”楊濤認為,要推動形成天人合一、和諧共生的城市生態系統,將城市家園營造成為理想中的山水城市、田園城市、生態城市,建設維護好公共衛生系統,保護自然生態、保護野生動物、生活低碳節儉。

“那種缺少規劃、僅考慮GDP的土地規劃不應該再出現,人口高度密集、功能單一的超大型社區也應該減少。”楊濤說,城市在規劃中應該更多考慮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城市與鄉村的界限可以打破,兩者應該統籌發展,避免城市人口過於集中而引發一系列問題。隨著城市化逐步邁入高級階段,城鄉交通系統將更加一體化、快捷化和便利化,人口會向大城市的遠郊轉移,此時亟需規劃理念的轉變,合理利用空間資源,滿足人類居住、就業、辦公、休閒療養等多種生活方式的選擇,把城市和鄉村緊緊結合在一起。

楊濤認為,基於互聯網、大數據的新交通技術和電子支付、快遞服務等新業態在防疫抗疫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未來AI技術在城市決策、規劃、建設、管理、運營以及疫情災害防控方面的深度運用,也將成為改變世界格局和市民生活的必然趨勢。此次新冠疫情公佈不久,就有研究人員通過自媒體公佈了基於手機信令跟蹤和大數據分析的湖北省、武漢市進出人口流動和在全國各省市區的分佈,這對政府和醫療應急部門第一時間制定有針對性的防疫抗疫方案有很大幫助。

不過,楊濤同時表示,新技術的運用只是城市治理水平提升的一個方面,“這是城市主政者決策的職責而不是規劃的結果,而科學理性的城鄉空間治理制度建設,尤其是幹部任用與決策機制才是解決問題最關鍵的地方。”

江蘇經濟報記者 耿文博 曾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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