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得意門生、得力助手，
他襄助其師發動中國資產階級第一次改良運動——戊戌變法，從此二人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這一對共患難的師徒，在合作中分歧越來越大，後來竟分別站到了對立的陣營。探究二人的交惡根源，對探尋清末民初跌宕起伏的政治風潮給尋求救國道路之士造成的衝擊有所幫助~
學術門戶的分立
1890年（清光緒十六年），梁啟超初次拜會康有為，“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被康有為的學識所懾服，下決心追隨康有為。
1895年後，梁啟超撰寫了大量膾炙人口的救亡圖變文章，“啟超之學，實無一字不出於南海”，在思想上與康有為亦步亦趨。維新運動失敗後，康梁相繼出逃日本。在日本期間，梁啟超如飢似渴地閱讀日文書刊，思想發生大轉變，對康有為的學術觀點越來越不能接受。
首先，對於康有為一貫提倡的尊孔保教論，他由模糊的懷疑轉為明確的反對。康有為把孔子學說拔高到宗教的地位，梁啟超則認為孔子學說不是宗教。孔子學說講求倫理道德，治國安邦，是一種積極進取的學說。孔子本人也不是宗教家。
其次，對於康有為一向堅持的託古改制，梁啟超也漸漸視為陳詞濫調。託古改制學說是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時期著力宣揚的理論，也是他呼籲君主立憲的理論基礎，梁啟超早年對這一學說津津樂道。到日本後，梁啟超拋棄了這一論斷，“啟超自三十歲以後，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康有為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
第三，對於康有為頗為推崇的《大同書》，梁啟超也不以為然。梁啟超認為所謂烏托邦式的“大同”實際上是西方的世界主義，是一種理想，可施於未來，而中國的現狀岌岌可危，講大同於事無補。
從兩人的性格和治學精神來看，兩人學術思想的分家是必然的。首先，康有為為人固執，他的學術體系成形較早，之後不願有所改易。梁啟超則善於學習，易於接受新思想，學問突飛猛進的梁啟超與墨守成規的康有為之間的差異，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明顯。其次，梁啟超長期跟隨康有為，對其為人為學的短處洞若觀火。梁啟超曾批評其師：“有為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煞證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最後，梁啟超反對治學“好依傍”與“名實相混”，而康氏學說似乎二者均佔。二人學術上的分歧越來越大，最終造成康梁學派的分家。
政治信仰的乖異
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前後秉承其師衣缽，在保持君主政體不變的大前提下，著力宣揚變革。到日本後，他接受了大量西方先進思想，促成了其學術思想的轉變，並帶動了政見的改變。
二人最大的政見不同在於救國之路是革命還是改良。康有為始終抱著他的公羊三世說不放，認為歷史必須沿著據亂、昇平向太平世演進，相應的政體只能是君主專制、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而梁啟超思想則日益激進。1899年，康有為去美洲後，梁啟超與孫中山的關係日益密切，傾向革命，醞釀兩派聯合。此事被康有為拆散後，梁啟超專心發動自立軍勤王起義。起義失敗後，受好友唐才常被殺的刺激，梁啟超又傾向革命。同時，梁啟超閱讀了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大量著作，盧梭的《民約論》對他影響尤大，認為是最適合治療中國之病的良藥。他拋開了維新變法理論，在給康有為的信中明確提出應該搞“民族革命”。
在與康有為爭論不休之際，梁啟超去美洲遊歷了一次。不想這次遊歷起到了康有為不能起到的作用，從美洲回來後，梁啟超的思想言論竟來了一個180度大轉彎，悄悄地收起了革命排滿的主張。梁啟超立場的改變，究其原因，他在本質上仍屬於資產階級改良派，對革命暴力還有一種排斥感。於是，他從革命主張的門檻又滑回溫和改良的陣營。其立場的改變，使得他與老師又站在同一面旗幟下，而不致於過早地“分手”。
1904年至1905年，梁啟超作為改良派的喉舌，與康有為一起，同革命派展開論戰。師徒二人師唱徒和，是他們到海外後“配合”得最默契的時光。但時勢變化，不論他們二人如何巧言善辯，保皇派在論戰中明顯處於下風，最後不得不主動偃旗息鼓。
梁啟超與康有為的政見“統一”，只是改良主張的統一，他們對改良的途徑有著不同的選擇。康有為認為改良必須在保持君主政體的前提下進行，最終成為不可救藥的復辟論者。梁啟超對清廷則沒有那麼忠心耿耿，在辛亥革命的既成事實面前，他很快表示贊成共和。至此，師生政見上的殊途也成定局。
國事參與的衝突
1906年，清政府宣佈要“預備立憲”，這一騙局鼓舞了流亡海外的改良派，梁啟超組織政聞社，擬回國參政，而清政府查封了政聞社在國內的組織。1908年，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先後死去，載灃攝政，把袁世凱開缺回籍。
康有為在辛亥革命勝利後進退失據，先主張“不廢舊朝”，繼而哀嘆清王朝氣數已盡，後來又提出了“虛君共和說”。梁啟超致書康有為，說其舉措乖張，不能令人心悅誠服，願師還講學之舊，相與弦誦。但康有為並沒有按他學生的指引行事。袁世凱東山再起後，積極拉攏康有為和梁啟超，康有為以“十不忍”回絕了他。
在改良派中，康有為已失去了昔日一言九鼎的地位。許多人對康有為的保皇說教早已不耐煩，力勸梁啟超擺脫康有為的束縛。梁啟超選擇聯合袁世凱的道路。
在梁袁接近時，康有為仍堅持保皇論，為拯救垂死的清王朝努力。梁啟超則不再倡言“虛君共和”，並希望康有為改變態度擁護共和，否則師生要“趨舍異路，愴恨何言”。康有為不為所動，決定了師生分立門戶的形勢。
1913年，梁啟超任司法總長，康有為極力反對，而梁啟超仍我行我素。但袁世凱要恢復帝制，梁啟超堅決反對。他苦勸袁世凱不要成為千夫所指的罪人：“誠願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願我大總統以一身作中國過去舊奸雄之結局。”他還拒絕20萬元的收買，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公開抨擊袁氏，隨後南下廣西與蔡鍔發動護國戰爭。康有為也積極投身倒袁鬥爭中，師生二人又走到了一起。
然而，梁啟超南下廣西前，康有為仍然主張復辟。梁啟超嚴詞駁斥：“吾既驚其顏之厚，而轉不測其居心之何等也。”師生至此公開、正面地決裂了。
1917年，張勳復辟，康有為當上了偽弼德院副院長。梁啟超則到段祺瑞的幕府充當反覆闢軍的軍師，師生走到了對立面。7月1日，梁啟超發出《反對復辟電》，把矛頭直指張勳和康有為。復辟失敗後，康有為對梁啟超恨之入骨，寫詩咒罵其為“食父母的惡獸”，師徒關係斷絕。
綜觀康梁的交惡，可以看出，是一個多層次的過程。他們在具體事務上的齟齬伴隨交往，但不足以使他們各奔東西。學術思想的分野，在二人到日本不久便涇渭分明，但他們還維持著表面的團結。而政見最終的迥異，及其相關聯的國事參與的不同抉擇，才是他們趨異的根本原因。
但是，二人的決裂是政治上的決裂，梁啟超對康有為的師生情從未泯滅，始終以師禮事之。1927年3月8日是康有為七十壽辰，之後不足一月，康有為病逝於青島。梁啟超聞訊後立即電匯數百元為其師成殮。4月17日，康門弟子在北京先哲祠為康有為設靈公祭，梁啟超宣讀了情深意切、哀婉動人的《公祭康南海先生文》。梁啟超在祭文中也有為逝者諱的筆調，置其他細末於不顧，唯獨婉轉地提到了丁巳復辟：“復辟之役，世多以此為師詬病，雖我小子，亦不敢曲從而漫應。”這恰好點明瞭師生間最大分歧之所在。
文 | 齊春風
來源 | 中國文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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