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財富網訊 （郝夢圓）近日，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博智宏觀論壇線上專題研討會通過網絡平臺順利召開，主題為“疫情對經濟影響的判斷、短期對策和中長期改革”。財新智庫莫尼塔研究董事長、首席經濟學家鍾正生參加併發言。
以下是鍾正生髮言摘要：
我講三個問題：一是疫情的經濟影響，二是疫情對市場影響，三是短中長期的政策應對。
先談第一個問題，疫情對中國經濟的衝擊。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會集中在今年一季度體現。其中，第三產業受到衝擊最大，尤其是交通運輸、住宿餐飲、休閒娛樂等；第二產業所受衝擊，則取決於企業復工的快慢；第一產業受到影響相對較小。考慮到正常年份企業大面積復工也要到正月十五之後，如果企業能在2月17日實現大面積復工，那麼通過提高產能利用率，有望將疫情對第二產業的衝擊控制在較小範圍內。
從全年來看，交通運輸業、第二產業、住宿餐飲業的下滑，可以在疫情之後得到大部分回補。但本次疫情不同於2003年非典的地方在於，主要造成了三個層面的衝擊。一是，本次疫情爆發正值春節期間，而歷年1-2月社零規模佔到全年的16%左右，近五年春節黃金週旅遊總收入佔到全年10%以上。因此，2020年中國GDP增長會受到春節期間可選消費缺失的拖累。二是，當前中國經濟處於下行尾端，此時企業家信心彌足珍貴。2019年12月，財新PMI中的未來產出指數，在連續多月回落後終現回升，體現了中美貿易談判取得第一階段進展後，企業家信心開始企穩回升。但在這個關鍵節點，疫情衝擊突如其來，若沒有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可能對企業家信心，對全年製造業投資造成不利影響。三是，復工如果啟動太慢，會對全球製造業供應鏈產生一定影響，可能加劇個別出口產品訂單的轉移。
中性假設下，預計疫情對全年GDP的影響在0.5個百分點左右。我們的一個建議是，這是否成為不再設立年度GDP增速目標的一個“契機”。疫情之下，眾志成城，改變年度增速考核目標，改變地方政府考核機制，易於也必定會得到社會公眾的支持。但若仍然堅持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標，必然意味著後續的財政貨幣政策需要更大、甚至“超調”的力度，這對於穩定和引導“宏觀政策求穩”的社會預期不利。
再談第二個問題，疫情對資本市場的影響。我談兩個方面，一是對企業債務償還的影響，二是對近期人民幣匯率走貶的看法。
首先，企業債務償還的確會出現一定壓力，這在嚴重依賴營收現金流或償債現金流的行業中會更為明顯，比如餐飲、旅遊、交運等，這部分企業也亟需政策給予一定的支持。
但目前企業拋股還債，造成股債聯動的風險是較為可控的。這是因為一方面，目前上市公司的債務壓力相對較輕。以前述餐飲、旅遊、交運等行業為例，這些行業中發行企業債的主體今年的應付債券佔總資產的比例達到7%-15%，但對於相同行業的上市公司而言，該比例尚不足3%。這也側面反映新冠疫情衝擊之下，非上市的或中小企業面臨的償債壓力更大。
另一方面，即使部分上市公司拋股還債，考慮到當前A股市場流動性壓力不大（多支新成立基金正處於建倉階段、陸股通資金近期大額淨流入）、上市公司股權質押風險自2018年底以來持續緩釋，預計特定公司股價的調整幅度也將有限，出現“螺旋式下跌”的可能性不大。此外，央行支持民企和小微企業融資的“三隻箭”（信貸支持、債券融資支持工具、股權融資支持工具），以及近期出臺的一系列支持企業融資和經營的定向貨幣政策，會推陳出新、持續生效，也有望平滑和紓解企業的償債壓力。
其次，新冠疫情衝擊之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貶值到了7附近。與之相對的是，近期美元指數也開始逼近100。但我們認為，對人民幣匯率不必擔心。首先，GDP短期波動不是決定匯率的關鍵。匯率定價的根本是對一國資產，及其背後對一國經濟增長前景的信心。近期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只出現較為有限的抬升，北向資金流入規模加大，體現出國際資本仍然葆有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其次，貨幣寬鬆應該不會對人民幣匯率構成主要衝擊。2019年以來央行的幾次降準、降息操作，大多伴隨著人民幣匯率的升值。我們預計，後續貨幣政策定向發力的特徵將更加突出，因為全局性的貨幣寬鬆並不能從本質上緩解一季度的經濟下挫（不是沒有生產和消費意願的問題），相反，操之過急的、易於過度的刺激對於通脹形勢和經濟轉型可能產生不利影響。再次，貨幣政策積極操作有助於減輕對中國經濟下行的擔憂，也對人民幣匯率具有正面作用。
最後談第三個問題，即短中長期的政策應對。
短期來看，需要財政和貨幣政策加大逆週期調節力度，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和重要物資供應企業進行定向扶持。央行近期超預期大額投放流動性穩定金融市場預期，推出3000億再貸款，並聯合財政貼息將融資成本控制在1.6%以下；財政部聯合五部門下發“強化疫情防控重點保障企業資金支持的緊急通知”，都體現了定向調控為主的思路。
中長期來看，可從以下層面著力，確保2020年經濟發展目標完成、夯實實體經濟發展：
1）在企業具備復工條件之後，可適度前移降準、降息、減稅降費、地方債發行等政策措施，這也是促進財政和貨幣政策更好配合的良機。但不宜過度擴大財政貨幣刺激，疫情過後經濟自然會出現快速修復，此時疊加過多的政策刺激可能導致經濟局部過熱、阻礙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進程。
2）考慮到疫情期間房地產銷售停滯影響房企投資意願，可在疫情緩解後強化“因城施策”，鼓勵各地在房價穩定的基礎上推進放開落戶等措施，這也是將房地產市場的平穩發展與城鎮化的進一步提升有效契合的重要手段。
3）把握契機，加強對本次疫情中凸起的需求領域——線上業態（包括5G建設、物流、在線服務等）、現代化醫療體系、智能製造等的支持推動，增強高技術領域的投資增長。
4）可以加速出臺一些具有全局信號意義的、真正“傷筋動骨”的改革舉措，進一步減少隱性壁壘、推進競爭中性、提升有效投資。恢復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關鍵還在於，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2008年之後，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大幅放緩（根據劉世錦等的測算，次貸危機之前我國季度TFP增速在6%-8%左右，到2014年下降到0%附近），政府債務、民企融資及產能過剩問題凸出。近年來，我們在（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推進高質量增長層面取得了進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也出現了止跌回升的可喜勢頭（2018年回到2%-3%）。在中美貿易衝突按下“暫停鍵”，新冠疫情戰役初見成效之後，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對於穩定預期、提振士氣、集聚人氣、激發活力，具有“四兩撥千斤”的槓桿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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