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在湖北随州西郊发现了一座大型的战国早期的墓葬。出土了重达十吨左右的上百余件青铜乐器及其他大量的随葬品，尤其是全套编钟、编磐等乐器还基本上保持着原来的悬挂状况，有如今天的大型乐团正在演奏交响乐的壮观场面。
那么，谁是当时拥有这些音域宽广、做工精巧的乐器的主人呢？谁又是指挥这个古代大型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大师”呢？
据文献记载，东周时期的曾国在今山东峰县和河南睢县等地。当时，今湖北境内周围楚为头等大国，随居第二，后来都先后统一于楚。随国在江汉地区。与文献上所载的“曾”相距甚远。但在古随国、即今随州和邻近的京山、枣阳以及河南新野都出土过曾国铜器。随州擂鼓墩墓葬的发现，为研究曾国和楚国的历史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资料。因此，大部分学者认为曾即史籍上的随，只是说法不同而已。
在墓中出土的青铜器物上，几乎都有“曾侯乙乍峙用终”、“曾侯乙乍峙”的铭文。正是根据这些铭文的内容，人们发现了该墓的主人，换句活说，曾侯乙无疑就是这个墓的墓主，即“曾”这个诸侯国的君主之墓。从他的墓葬中随葬品的最主要内容来看，曾侯乙就是拥有这些已发现的、前所未有的整套乐器的主人，是指挥这个古代大型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大师”。
随州曾侯乙基，位于其城郊西约三公里处的擂鼓墩。东面紧瘻水，南面距溃水稍远，西北是山峦起伏的丘陵地带。墓地原是一个圆形大土坡，名叫“东团坡”。据推测，原先应有较大的坟丘。墓室建筑在白垩第三纪红色砂砾岩上。墓坑平面形状不规整。呈“凸”形。方向正南，面积二百二十平方米，深约十三米，无墓道。墓坑置木椁，周围填木炭，总计约十二万斤。木炭上为约一尺厚的青膏泥，再上为经过夯打的填上约二点五米，夯土上铺有约一尺厚左右的石板。石板上为数米厚的填土。
椁室和墓室形状相同，分为北、东、中、西四室。中室与西室并列。由一百七十一根方木垒成，高约四米。共用成材木料约三百八十立方米。各室均为长方形，隔板下部有方形小洞相通。这种将椁室用隔板间隔出多室的结构是当时楚地大中型墓的普遍形式。二重木棺放置在东室，制作相当考究，外棺用青铜柱构成框架，其问嵌木板，四周有铜钮。棺内外糅漆，外绘彩色花纹及神兽、武十。随葬品置于北室和中室。东室和西室放置陪葬棺，二十一个殉葬者全是女性青少年，当是墓主的近幸侍妾或乐舞人员，多以“赐死”形式随葬主人。
此墓中出土有大量的青铜器、金器、玉器、竹、木器、竹简和其他类等随葬品共一万多件，这在同期墓葬发掘中都是罕见的。特别是钟、磬、鼓、瑟、琴、笙、箫、笛等乐器，种类全，数量多，制作精，保存好，更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音乐史上创造的奇迹。编钟自从被发现以来，一直被誉为稀世“国宝”。
上述出土乐器中，计有青铜铸编钟六十四件，加上楚王所赠的一件搏钟共六十五件；编磬三十二件，质料为石灰石、玉石等，出土时完好的只有九件；另有由青铜、或木、竹等造鼓四件（分柄鼓、扁鼓、建鼓）、瑟十二件、琴二件、笙五件、排箫二件、横吹竹笛二件，共计八种一百二十四件。绝大部分出白中室，仅十件出自东室。编钟、编磬皆立架悬挂，编钟靠中室西壁和南部，编磬靠北壁，建鼓靠东壁，瑟、笙、箫、笛列于钟、磬之间。
曾侯乙墓中“交响乐团”使用的整套编钟，经过音乐工作者的研究和试验性演奏，证明它虽在地下埋藏了二千四百多年，音乐性能仍然很好，音色优美，音域很广，变化音比较完备，其音阶结构与现在国际通用的C大调七音阶属同一音列，中心部分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故它能演奏古今乐曲、包括釆用和声、复调以及转调手法的乐曲。而且它还涉及到我国古代乐器与传统乐律学中的有关其他领域，包括乐律史地位、水平的重新估价与诸如音阶、调式、变化音体系、唱名体系等方面的理论和运用的评价等。仅从编钟的全部标音体系来看，就可知道近代乐理中的大、小、增、减等音程概念和八度位置的概念，早在两千四百余年以前，我国就有了自己民族的表达方法，从而提高了我国音律学在世界音乐史上的地位。
真可谓我国古代文化音乐艺术的瑰宝，是华夏之邦优秀的民族音乐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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