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尚重生。圖源於武漢大學官網
【財新網】（記者 張子竹）武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近兩個月，公共應急事件中如何讓信息更透明？武漢大學教授尚重生認為，“我覺得我們只要能夠更尊重常識，可能就會有一個很大的進步”。
今年59歲的尚重生為武漢大學城市安全與社會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特聘教授，中外政治制度專業方向研究生導師。2月16日，身在武漢的尚重生在微信朋友圈發佈了一篇隨筆，題目是“武漢疫情耽誤期間我所接受的一次重要採訪”，詳述了他在疫情大規模暴發前的一次受訪經歷。
據尚重生所述，2020年1月9日，自己接到中央廣播電視總檯湖北站記者的電話，希望就武漢市新發現傳染病一事向尚重生徵求專家建議。尚重生了解到，該傳染病很厲害，央廣記者已經採訪多名患者，其中一名是在武漢打工的年輕人，為了治病花光了掙來的9萬塊錢，仍沒有確診，後來因無法承擔院方要求的20萬元治療費，只能回家等待。
此時正值武漢“兩會時間”。1月6日和7日，武漢市第十三屆政協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和武漢市第十四屆人大第五次會議相繼召開，《長江日報》1月6日頭版發表題為《武漢進入兩會時間》的報道。至1月10日，武漢市兩會閉幕。在此期間，1月6日、7日、8日、9日、10日，武漢衛健委連續五天未發佈疫情通報。此後，11日至17日，武漢又進入湖北省“兩會時間”，這7天中，武漢市衛健委發佈的通報均稱，當日無新增新冠肺炎病例，無新增死亡病例報告。
而武漢兩會之前，1月5日，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通報稱，截至2020年1月5日8時，武漢市共報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診斷患者59例，其中重症患者7例，無死亡病例。在59例患者中，病例最早發病時間為2019年12月12日，最晚發病時間為12月29日；已經追蹤到163名密切接觸者並進行醫學觀察。流行病學調查顯示，部分患者為武漢市華南海鮮城（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經營戶。截至目前，初步調查表明，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已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傳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和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等呼吸道病原。
尚重生2月17日向財新記者回憶說，“當時（接到記者電話時）我還是很驚訝的，因為政府說‘未發現人傳人，疫情可防可控’。”此時距離武漢因疫情大規模暴發而於1月23日交通封城，還有兩週時間。尚重生直言，自己當時對這一傳染病也沒有什麼準備，“沒有什麼防護，也沒有戴口罩”。
採訪中新華社湖北站記者稱稿件會以“內參形式”上達，並問及在這種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應急管理部門應採取什麼措施？尚重生在回覆中提到兩點：第一，每個人都是這個社會的組成部分，他的疾病和不幸與他人和社會緊密相關。這個看不起病的打工者走出醫院既可以傳染他人，也可以由於絕望而做出反社會的行為。
第二，危機管理有兩個鐵的原則必須遵守。一是“黃金時刻”原則，即務必在危機事件發生的最初狀態，開始處置。因為隨著時間的流逝，事情的演變，危機事件又會導致更多的危機事件，從而形成“危機事件群”。到後面就越來越難以處置，且代價更大。二是“到達危機事件現場”原則，即一旦有危機事件發生，所有“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都必須儘快到達現場，無論級別。在辦公室聽彙報，很難避免重要信息被過濾和信息失真。
尚重生同時表示，武漢市黨政領導以及新組建的應急管理局負責人應該高度警惕，遵循危機管理的科學規律，趕緊處置在漢口華南海鮮批發市場已經發生一個月的不明原因肺炎事件。處置包括，組織協調以及調動各方面的資源來應對，對於染上這個病的患者應該實行全免費，通知各醫院，“不談錢、先收治”。媒體應對則包括新聞媒體如何應對危機事件，以及政府部門如何使用和應對新聞媒體，等等。
“不幸的是，2020年1月9日後面不該發生的事，都發生了。”尚重生在隨筆中寫道。他稱，自己記錄下這次採訪的經過，“既為撫慰自己的良心，也為告訴世人，湖北和武漢肯定存在許多許多尊重常識和科學的人，敬畏生命心繫蒼生有良心說人話的人。”
從發現新冠病毒到武漢“封城”至今，尚重生一直身在武漢。據他觀察，武漢疫情最終發展到封城，應該是糾結之後的“無奈之舉”。在與財新記者的交流中，尚重生重申，“黃金時刻”和“到達現場”是此次疫情事件中“最高的反思”。“其實危機管理的理論已經講得很透徹了。你一旦錯過這個黃金時刻，後面的代價就很大，因為危機事件是會引發危機事件的——比如說大地震、海嘯、核輻射，這些都會引起恐慌，導致一群事件的發生”，尚重生說。
他進一步解釋“到達現場”的重要性，“這個時候我特別強調不能講級別。什麼叫到達現場？比如說醫生診斷的現場，患者救治的現場……你到達現場看過以後，就能夠下決心，我們叫它到達現場原則。如果說只聽彙報，時間會很長，彙報的時候信息也肯定會被過濾，比如下級對上級表達的時候會有顧慮”，尚重生說，“這次疫情中，為什麼許多部門的領導沒有到現場？這是要反思的。”
尚重生建議，未來在應急管理工作中，如何處理好集權和分權的關係還需要進一步細化。“也就是說，我們的立法一定要精細化、可操作。比如在一些突發事件中，包括傳染病的處理上，（各級）人民政府應當獲得什麼適度的授權，這很重要。突發就是意想不到的，如果這個時候按流程層層彙報，它肯定耽誤時間。”
除了各級政府對應急事件處理的權責需要近一步明晰，如今許多人也已知道，早在12月底，多名身處武漢的醫學專業人士曾對新冠疫情的擴散有所警惕，並向周圍的人發出過疫情預警，但後因遭到當地公安部門的警示和訓誡，這些預警並未獲得更大範圍的傳播。
尚重生表示，現在社會的分工非常精細，“專業的人應該做專業的事”，上述事件表明，目前有關部門在管控上可能還需要一些基於專業知識的甄別、判斷和專業化。在一系列訓誡事件中，如果有關部門能先請疾控部門、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專家及時做個判斷，判斷過後若仍發現有信息不實的情況存在，再開訓誡書或處理也不晚，否則容易誤傷，對政府形象也是一種損害。
“這個背後是什麼？其實對專業人員、對科學、對某些掌握了某些專業知識的人的敬畏不足”，尚重生說。
對於這次前所未有的疫情，尚重生認為，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與世界的聯結也越來越緊密，“但願從這次事件中，我們國家能從各個方面做出反省，再加上前面SARS的反思，走出我們的一些困境，把國家和社會管理治理得更好，讓中國的老百姓能夠感覺到一些好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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