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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两年，关于那天下午、晚上以及隔天的情况，我只记得无数的警察、摄影师和记者在盖茨比的前门进进出出。大门口围了一条绳索，有个警察站在旁边看守，不让好奇的小男孩儿进入，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可以从我家后院过去，于是泳池畔无时无刻不聚集着几个目瞪口呆的男孩儿。某个自信满满的人，可能是警探，在那天下午弯腰检视威尔森的尸体时说了一句“疯汉”，冷不防的权威口吻为隔天的早报定下了基调。
大部分的报道都是噩梦——丑恶、捕风捉影、急着定罪而且不真实。米开力斯在审讯时的证词讲明了威尔森对妻子怀有疑心，我以为整件事没多久就会登上腥膻小报——但最可能开口的凯瑟琳却一句话也没说，而且还表现出惊人的骨气——她看着验尸官，校正过的眉毛之下眼神坚定，发誓她姐姐从来没见过盖茨比，她姐姐跟她丈夫在一起非常快乐，从来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她说服了自己，并捂着手帕哭，仿佛光是提起这件事就令她难受。威尔森被贬为“悲伤过度而精神错乱”，整个案子维持在最简单的形式，然后就终结了。
但这些感觉起来既遥远又无关紧要。我发现自己站在盖茨比那边，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自从我打电话到西卵通报惨剧之后，任何对于他的臆测以及任何一个实际问题全都导向我。一开始我感到诧异又不明就里，然后，随着每一个小时过去，看着他躺在家里不动，没有呼吸，也不能说话，我渐渐明白责任在我身上，因为除了我以外没有人有兴趣——我所谓的兴趣，是每个人身后都应当有人来关心。
发现他尸体的半小时后我打电话给黛西，凭直觉打，没有犹豫。但她和汤姆下午稍早已经离开，而且带着行李。
“没有留地址吗？”
“没有。”
“有说什么时候回来？”
“没有。”
“知道他们在哪里吗？我怎么跟他们联络？”
“我不知道。说不上来。”
我要帮他找人来。我想走进他安躺的房间，向他保证：“我会帮你找个人来，盖茨比。别担心。相信我，我一定帮你找个人来——”
迈尔·沃夫山的电话没有登记在电话簿里。管家给我他在百老汇的办公室地址，我打到查号台去问，但等我拿到号码时早就过了五点，电话无人接听。
“可以再拨一次吗？”
“我已经打了三次。”
“这件事非常重要。”
“抱歉，恐怕没有人在。”
我回到客厅，一时以为这些突然涌入的公务人员全都是因缘际会的访客。当他们掀开床单用无动于衷的眼神打量着盖茨比，他的抗议继续在我的脑海里打转。
“听着，老兄，你一定得帮我找个人来，你一定要加把劲儿。我一个人没办法撑过去。”
有人开始对我提问，但我离开现场上楼去，匆忙翻遍书桌没有上锁的抽屉——他从来没肯定跟我说过他的父母已经过世，但我什么都找不到——只有丹·寇迪那张照片，那早已被遗忘的豪迈奔放标记，从墙上向下凝视着。
隔天早上我请管家送信到纽约给沃夫山，信里除了跟他打听一些消息，还力劝他搭下一班火车过来。写的时候感觉这个请求多此一举，因为我敢肯定他看到报纸一定会立刻动身，就像我很确定中午之前一定会收到黛西拍来的电报——但是电报没有来，沃夫山也没到，除了更多警察、摄影师和记者之外，没有人来。管家送来沃夫山的答复时，我开始感到一股抗拒，我和盖茨比站在同一阵线，藐视所有的人。
亲爱的卡洛威先生：
我遭逢这辈子最沉重的打击，我完全无法置信。那人的疯狂举动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我现在无法前去，有至关紧要的业务缠身，不能涉入这种事。之后若有我能效劳之处，请写信让埃德加转交。听到这个消息让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只觉得天昏地暗。
您忠实的迈尔·沃夫山
下面还匆忙追加几句：
请知会我葬礼等相关事宜。又：我完全不认识他的家人。
那天下午电话铃响，长途台说是芝加哥的来电，我心想黛西总算打来了。接通以后却是个男人的声音，非常薄弱遥远。
“我是史莱戈……”
“是的？”这名字很陌生。
“那封信很不得了吧？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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