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八戒CC
这个学问跟我们的孔圣人的有关。
孔夫子有3000弟子，72大贤，其中以“子贡”在经商层面最高，因孔子学派乃儒家的开创者，后世影响深远，故名“儒商”。
子贡，姓端木，名赐，子子贡，《论语》里对子贡的评价颇高，“言语：宰我，子贡”，还有很多关于子贡的言论和做事做人的记载，这都是关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端木遗风”的佳话。
孔子评价子贡“瑚琏之器”，不仅在经商致千金，做官为宰相，言语能力超群，说服各国救鲁国，千金买奴，不受赏赐，子贡受牛等诸多典故。
子贡是天下商人的模范，榜样，楷模，“君子以财发身，小人以身发财”，孔子周游列国，所花财钱也是子贡赞助，多次在危难关头送来钱粮，这是在哪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不可多得的弟子对老师的崇敬之意和师生情意的模范代表。
更是在孔子去世后，为其选择陵墓（第一次选的地方，子贡说，这个地方仅仅可以作为一个帝王陵，怎么可以作为老师的陵墓，后来选到今天的曲阜的孔林），守孝六年，可见子贡的品行之高。
子贡作为儒商的先行者和开创者，之前“士，农，工，商”四个阶级和分别，商业排在最末，但子贡用自己高明商业智慧，犹如指明灯一样为后世之人，像很多将军，医生，商人，都把子贡作为自己追求的偶像，向他看齐，为他们指明的方向和前行的道路，告诉我们一定要向君子那样，做人有品，赚钱有道。
仅以此篇感谢本次在疫情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各路英雄，向你们致敬[祈祷][祈祷][祈祷]
易经君
儒学、儒教、儒商、儒官、儒将、儒医等六类儒家，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遵照孔夫子及历代各位贤者的教导，按照仁、义、礼、智、信五常去做人行事。
儒学
儒学即是以忧国、忧民、忧道的忧患意识，去研究儒家经典，去探讨儒家文化现象，阐发孔子儒家思想，践行孔子儒家思想，宣扬孔子儒家思想。
儒教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儒教按照现代社会政教分离的原则，将孔子儒家思想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宗教信仰结合起来，形成自主的宗教组织，在国家宪法与法律的规范与保护下开展活动，教化民众，启迪民智，培养人伦道德，提高人文素质。
儒商
按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均可称之为儒商。 儒商应当具备如下四大特征：一曰“仁者爱人”。儒家有名言：“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大学》）仁者以生财为手段，以自身的发展为目的，以保护自己的生命、人格、尊严、荣誉为目的，达到立功、立言、立德的不朽境界。二曰“见利思义”。以正义和公平作为利益取舍的根本原则，合于正义之标准的利，可以取之，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违背正义之标准的利，则必弃之。三曰“自强不息”。
儒官
儒官就是按照儒家的官德从政为官，在社会生活中起表率作用的官员。儒官应当具备以下特征：一曰忠诚，即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职守。二曰公正，即秉公办事，不以一己之私利而损害公众利益◦三曰廉洁。 四曰勤政。
儒将
依照孔子儒家思想从事军事活动的将领及战士，谓之儒将。关羽成为与“文圣”孔子相应的“武圣”。关羽的道德精神，来自于儒家思想。关羽夜读《春秋》，成了关羽之标准形象。儒将具有如下道德标准：一曰仁。对人要有恻隐之心，对生命应有敬畏之情，才不致以杀人为乐，滥杀无辜。 二曰义。武将手中掌握着杀人武器，又有尚武精神，如果不受制于义，恰如“童子操刀，其伤实多。”三曰忠。儒将应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职守。
儒医
儒医应当遵守的道德原则有这三条：一曰仁心仁术：医生对病人要有仁爱之心，看到病人的痛苦，看到病人家属的忧虑，就会动恻隐之心。有此仁爱之心，其医术方能称之为仁术。二曰敬畏生命：医生必须有敬畏生命之意识，才会尽力救死扶伤。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告诫人们：“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三曰悬壶济世：济世救人是医生的工作目标。爱护患者的生命，关心患者的幸福，尊重患者的人格，保护患者的权利。
超级科学奶爸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分享自己的哲学、商业哲学。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也许无力解决人类尽早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但是这正是中国儒商今天应该登场的原因。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令世人振奋的经济奇迹。对此，中国企业家功不可没。商业行为的背后，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那个广博而精深的思想宝库。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商业哲学和伦理，助推了当前的经济腾飞。儒商——这一雅致的称谓已被世人所广泛接受。
▲儒商在古代典籍中的出处似乎无据可查，但人们普遍认为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中华儒商的始祖
回顾中国企业的成长之路，历史上儒商诚实守信、急公好义的形象，涵养着当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研究日益深入、系统，中国的企业界和商界开始自觉塑造儒商形象，着力培育儒商精神。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国儒家思想与当代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将儒家文化与企业文化进一步融合凝聚，已成为当代中国学界和商界挑在肩头的重任。
为引领儒学与社会经济的结合，彰显儒学的经世关怀，日前，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和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联合主办了首届中华儒商论坛。儒家的经济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困境，以及基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核心价值观发展起来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念，如何为中华民族开拓一条通往世界伦理的康庄大道等问题，成了与会嘉宾讨论的热点。
子贡开创“义利合一”的儒商文化
儒商——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商业与文化概念，它在古代典籍中的出处似乎无据可查，但人们普遍认为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中华儒商的始祖。
在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张雄看来，如果作为专有名词的“儒商”确实在古代文献中出现得很晚，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很早便流传于民间的概念，作为百姓对于那些不单纯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人的赞许。这一类商人的共同特点在于以儒家的价值观念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
孔子说，“义以生利，利以平民”。中山大学原哲学系教授、博鳌儒商论坛主席黎红雷认为，这句话道出了儒家义利观的本质——义是拿来生利的，而利则是用来安抚百姓的，实为儒家经营哲学的精髓。
儒商的出现并非简单的商业现象，而是一个文化现象、哲学现象。中国的商业文明萌芽得很早，但恰恰是由于受到了儒家文化重义轻利，以及中国封建时代重农抑商观念的影响而发展缓慢。
但是，从“重义轻利”到“义利整合”，从“重农抑商”到“农商兼举”，中国的商业文化始终沿着一条自己的道路不断创新、发展。直到资本主义的出现，拦腰阻断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那条商业文化发展道路。而以“唯利是图、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本质的资本主义精神，与中国文化道路南辕北辙，却把中国商业发展模式的生存空间挤压殆尽。中国历史上从不缺少儒商的身影，遗憾的是，那只是个体的故事，而非一个被普遍认同的概念、形态，缺乏理念与理论的支持。
“儒商”是“儒”与“商”的结合体。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认为，儒商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既是儒者的楷模，也是商界的精英。儒商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追求兼善天下的理想情怀。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商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对文化与社会的关切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我们很难想象少了子贡的《论语》和没有徽商的徽州儒学。
“所谓‘当代儒商’就是践行儒家商道的当代企业家”，黎红雷认为，儒商不是外界套给企业家的光环，而是企业家自觉的选择；儒商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行为方式；儒商不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责任；儒商不是一种境界，而是一种担当，表现为企业家对于企业、社会、员工及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担当。
义中取利，在创造的价值中只取一瓢饮
原台湾大学校长孙震教授将世界经济发展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公元元年到18世纪是漫长的“传统停滞时代”；18世纪下半叶至今，人类历史迈进了“现代成长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成长于传统停滞时代。这个历史阶段当中，全民的福祉来自社会的和谐与安定。所以，中国文化只求和谐与安定，并不鼓励社会成员整天钻研财富的积累。
如何实现社会和谐与安定呢？每个社会成员必须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履行各自的社会义务，尽个人的本分。理论上，人与人之间相处所维持的关系为“伦理”，伦理的实践是“道德”，道德表现在行为之上就是“品德”，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就成了君子。儒家文化期待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君子修己安人，然后安天下百姓，从献身社会的自我实现中得到人生的幸福。然而单单依靠个人修养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制度的支持与约束，孔子时代谓之“礼”。
儒家重义务、重责任，而不重权利；重仁义，而不重财富，却不排斥财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所以，儒家思想的现代成长并不排斥对于财富的追求，两者是可以达成一致的，“儒商”为媒——义中取利，在创造的价值中只取一瓢饮。
多年来世界主要国家长期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金融业的畸形发展，从创造价值走向追求利润。一夜之间，似乎所有东西都可以证券化了。全世界的资金从生产性投资，转向了金融性投资。然后，财富分配不均、能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这些财富生产的“副产品”，自是亚当·斯密始料未及的。回归以儒家伦理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节制物欲，将伦理放在利益前面，责任放在权利前面，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孙震十分认同郭台铭先生出席互联网大会时的一段言论，“救经济不能靠西药，而要用中药，因为西药只是治标，中药才能治本”，要采取长期的疗法，种下成功的种子，然后L型的经济发展曲线才能转向U型，发扬儒商伦理才是世界经济的治本之道。
司马迁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宋代宰相赵普言，“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宋明以来，人们往往把关注点放在了儒家伦理之上，却忽视了儒家对于管理的重视，忽视了儒家的治理功能。
上世纪90年代初，黎红雷受邀前往哈佛大学做了一个题为 《当代中国企业家的国学教育》的报告，麻省理工学院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教授当场表示质疑，“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绝大多数并没有接受过现代管理学教育，他们靠什么治理企业呢?”当时，黎红雷给出的答案是——“文化资本”。
黎红雷提出，当前的儒商研究应当遵守三个“结合”:第一，学者的“儒商”要与企业家的“儒商”相结合。学者的儒商研究不应停留在书卷之上，必须与企业家具体的经营行为结合起来；第二，荣誉的“儒商”要与实践的“儒商”结合起来，“儒商”不能成为一个看得见、摸不着的光晕，其背后要有企业家的商业实践作为支撑；第三，伦理的“儒商”要与管理的“儒商”相结合。商业伦理不应只是体现在条款上面，切实可行、行之有效才是儒商研究的生命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则主张从五个维度去理解儒商精神:一，道并行而不相悖。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诚，儒商应以诚信为本。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四，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儒商的“富有”，不仅仅是财富的累积，更应该是道德的富有，心灵的充实。“日新”则要求企业力主创新，企业家在文化上日益精进。五，和合精神，即在商业万象的差异中，寻找中和与合作，和而不同，不同而和，追求商道与天道、人道的和谐。正如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所述:儒家所体现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儒家所关注的是个体身心的整合、人与社会的健康互动，人与自然所保持的持久和谐，以及人与天道能否相辅相成。而儒商正是实践儒家人文精神的企业家。
事实上，早年中国的企业家多为下海的干部、下岗的工人，大多数确没受过系统的现代管理教育。然而在传统上，中国家庭重视对于子女为人处世之道的教育，“老人言”传承了诸多可以让人“少吃亏”的小传统。小传统背后是大传统，老人言背后是圣人言:
孔子讲“信则人任焉”；王阳明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张载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孟子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无不言说着中国人的本分与担当。有了本分与担当，做人也好，做事也罢，做生意也是大致同样的道理，自然都自有方寸。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企业家自觉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经营哲学、管理模式，黎红雷称之为“儒家商道智慧”，内容包括:尊敬儒家先师孔子、承担儒家历史使命、践行儒家管理理念、秉承儒家经营哲学、弘扬儒家价值精神，以及履行儒家社会责任。
今天，中国企业家已经创造性地把仁、义、礼、智、信，细化为一条条具体、可行的标准，并每日践行。浙江中兴精密工业有限公司秉承“以家文化打造幸福企业”的理念，编撰中兴哲学手册。以德立生、厚德载物、以德服人、诚信为立生之本……50条“家训”帮助员工体会生活的美好。每早7点50分，4000多名员工以班为单位，晨读三至五条“家训”。日积月累，就这样把哲学融入生活。
儒商“为王先驱”乃应然而当然
在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朱杰人看来，儒商，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现象，更是一个文化、哲学现象。2010年10月，李泽厚提出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他说:“我认为后现代到德里达已经到头了，应该是中国哲学登场的时候了”，西方哲学——那种狭义形而上学的哲学已经走到了头，而与西方哲学相平行，既见共同性又见特殊性的中国哲学却表现出后哲学强劲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海德格尔之后，该是中国哲学登场出手的时候了”。对于李泽厚的上述观点，朱杰人十分认同: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崛起已经势不可当，但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却似乎还处于沉寂之中。作为一个杰出的哲人，李泽厚可谓先知先觉者，他已经预知到中国哲学的崛起已是呼之欲出的必然。同样，我们不能忽视商业文化、企业管理文化及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整体觉悟与素养的领域，“今天，我想仿效李泽厚先生也大喝一声，‘该中国儒商登场了!’”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最早也最自觉地运用儒家理论与价值观管理、运营商业并形成一整套儒商理论的成功范例出现在日本，其代表人物是涩泽荣一，他的著作 《伦理与算盘》 (中文译本名为 《人生实论:伦理中的处世之道》) 成了近代日本的商业圣经。日本是东方诸国中最早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它的经济发展全盘西化，商业文化完全依照现代资本主义的形式，这些因素创造了曾经的日本经济奇迹，却也很快成就了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因为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表现出了与日本这个具有浓厚儒家文化印记的国家和社会的冲突。涩泽荣一看出了其中的玄机，希望用儒家的学说对冲资本主义。但是，儒商文化在日本的商业文化中并不占统治地位，其主流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固有形态。究其原因，日本文化中的保守主义和功利主义决定了其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即便如此，朱杰人认为，“关于对儒商在现代社会的认识、实践与研究，日本比我们早、比我们深”，所以近现代以来，日本一直握有儒商研究的话语权。
李泽厚在大喝中国哲学登场时，表面上看他关注的是中国哲人的觉醒，实际上他关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自信的问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分享自己的哲学、商业哲学。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也许无力解决人类尽早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但这正是中国儒商今天应该登场的原因。
如李泽厚所言，“中国哲学是与西方哲学相平行，既见共同性又见特殊性的中国哲学”，就普遍性而言它是哲学在中国，就特殊性而言它是中国哲学。同理，中国的儒商文化是与西方的商业文化相平行的一种文化，它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又可以补西方资本主义商业文化之缺，但是它并不违背商业的普遍原则，所以它又是商业文化在中国。
人们在研究、总结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亚洲经济奇迹，所谓“亚洲四小龙”的时候，无不肯定其中儒家文化的因素。那么中国的经济奇迹与儒家文化有没有关联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中国的企业家中不乏自觉地以儒家文化为基准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管理自己的企业运作者，有些干脆以儒商自居。然而，朱杰人却为学术界、理论界的缺位表示不安，“我们的企业家们只能在繁杂的商业打拼中盲目地、盲人摸象般地求索，这是中国学术与理论的悲哀，现在应该是改变这一状况的时候了。”
中国经济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崛起，文化崛起的先决条件，是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李泽厚说:“我先冒喊一声。愿有志者、后来者闻鸡起舞，竞创新思，卓尔成家，走进世界。”他说的是哲学，那么，商业呢？商业哲学呢？企业文化呢？经济理论呢？管理哲学呢？不是应该落在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学者们、中国企业家们的身上了吗？朱杰人以为，中华儒商“为王先驱”，乃应然而当然也。
历史已经从一个辩证的否定走向了一个新的肯定从五四的反孔到今天的推崇儒学，张雄认为，历史已经从一个辩证的否定走向了今天又一个新的肯定，这代表了我们中国伟大的实践逐渐走向成熟，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反思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是一个重要的自我意识的反思阶段。中华民族是怎么看待传统的？尤其是怎么看待现代性的发育？它意味着传统跟现代性发育之间的一种张力、转换和对接，说明我们在不断地走向成熟。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开启了走向现代化、现代性发育的重要历史征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反思单一地追求物质资源、不断地开发、再开发的发展模式和发展哲学，人跟自然关系的紧张势必破坏甚至失去原有的平衡。中国发展之路该走向何方？张雄认为，必须把精神资源、文化资源、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配置进去，“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仅是物质流的问题，更是精神、文化产品的输出。
西方近代以来的发展理念被亚当·斯密阐释为:所有的社会必须发展为市场，所有的人都必须成为经济人，所有的价值都必须沉淀到商品价值上。据此产生的发展模式，我们称之为“经济理性的发展模式”。而其追求资本效益的最大化的本性只会把人类带入“强者必霸”的怪圈。
中国的制度创新将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哪些宝贵的财富？中国拿什么文化精神来整合这个受了伤的地球的发展理念？张雄认为，儒家思想的深刻价值和意义就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无疑，儒商精神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而中华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
附1：“儒商”词源考辨
徐洪兴(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
中国历史上早就有儒生、儒士、儒将、儒医、儒农、儒吏等名称，但“儒商”这个说法却出现得较晚，学界一般认为大约是在明清时期才出现的。
周知，中国古代是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历代政府无不视农业为“本”，历史上经常有皇帝下“劝农诏”、画“耕织图”等以示重视农业。而工商业尤其商，则往往被视为是“末”，政府对其采取抑制的政策，一直到了宋代，应该说主要从南宋开始，这种限制才稍有松驰。所以，从明朝开始就有了“儒商”一说。这也与当时士风、学风的转向有些关联，如明中叶兴起的王阳明“心学”，就有把传统儒学的“得君行道”风习向“觉民行道”方向转移的趋势，“王学”中人有“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议论。再如，自印刷技术大幅度提升，书籍普及了，出版成为一种新兴的行当开始在宋代出现。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上读书人激增，“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类“劝学诗”就出现在那个时代。
但这样一来科举之路的竞争却愈演愈烈，因为政府取士数量是常数，而考生数量是变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并不是现代高考所独有的。家境一般的士子不可能无休止地考下去，许多人转向经商也是一条重要的生路，明代地方志记有“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就是历史的写照。渐渐地，社会上经商的读书人开始多了起来，以后又出现了以地域为标记的所谓徽商、晋商、浙商、闽商、粤商、郴商等儒商商帮。
附2：以儒辅商与以商行儒
郭晓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重振端木遗风，弘扬“儒商”文化，其意义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以儒辅商。涩泽荣一提出“《论语》之中有算盘之理”，认为儒家学说有助于培养一种良性的商业文化并成为经济发展源源不竭的内在驱动力，已是当前学术界的共识，诸多学者都有过精妙的学理论证。
儒家提倡“生财有大道”，虽然提倡先义而后利，但同时主张“义以生利”，则由义所制之利将绵绵不绝，历史上的子贡及徽商、晋商等“儒商”的成功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日本著名管理学家伊藤肇则认为:“日本实业家能够各据一方，使战败后的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儒商文化的影响力，功应居首。”在当代国内的企业界，有许多企业家将儒家思想引入企业管理中，并因此获得巨大成功，其例不胜枚举。
——以商行儒。如果仅仅从商业本身来讨论“儒商”文化的意义，其立意尚浅。
“儒商”不是“儒”与“商”的简单结合体，它的本质在于“儒”，而不在于“商”。历史上的“儒商”之所以被称为“儒商”，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而更多取决于其“即贾也，亦常操儒行”。所以我们今天提倡“儒商”文化，首先必须着眼于企业家的“儒行”，诸如诚信不欺，先义后利，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等等。企业家之“儒行”，在无形之中引领着社会风习的导向，甚至在无形中教化着我们的社会，从而对于世道人心之维系，可谓善莫大焉。这才是当代重建“儒商”文化更为深层的意义所在。
远源流畅
众所周知，儒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弟子子贡。但儒商这一名词起源于何时?何谓儒商?其含义历代有无变化?历史上儒商的精神又是什么?人们不仅语焉未详，且众说不一。本文拟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分析，就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所言如有不当，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儒商的起源
儒商与儒将、儒医都是古今通行之词。
儒将一词至迟在唐初即已出现。如唐人姚思廉所撰《陈书》，即将陈朝将领钱道戢称作“儒将钱道戢”。钱道戢“少以孝行着闻。及长，颇有材干”。钱道戢当以孝行着闻而被称作儒将。
汉唐之间，儒臣统兵十分普遍，儒士、武将并无严格区分，所以儒将一词出现较晚。唐以下文武分流，文武兼备的儒将渐受重视，儒将一词始流行。所谓儒将，是指文儒之中有方略之士。其人“说礼乐而敦诗书”，颇具“权谋方略”，“智力权变”，即兼有“文雅方略”，“治戎安边，绰有心术”的“儒者之将”。
儒医一词在南宋中叶即已出现。如按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载，南宋初临安大街已有“四世儒医陆太丞”的扁榜。家铉翁认为，“医学问之道也，近于儒，进则为儒矣”。“医为有益，故世或以儒医并称尊之”，儒医连用十分自然。尤其是宋代设立医学，开科取士，以致医者“术虽医而习则儒”，儒医一词在宋代的流行当与此有关。
儒商在春秋、战国之际虽已出现，但儒商一词的出现却很晚。据笔者目前所知，文献中的“儒商”一目最早出现于清康熙间人杜浚所撰《汪时甫家传》中，其时约在1671-1687年之间。
而与儒商义同的儒贾一词则至迟在嘉靖时即已出现。如汪道昆(1525-1593)所撰《范长君传》，即载范长君戒其二子，“第为儒贾，毋为贾儒”;所撰《程长公墓表》则载程长公(1500-1563)去世前戒其三子，“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可知当时儒贾已成为意义分明的专用词语。其后，有耿定向为程豪作《儒贾传(作于1598年之前)》。张鼐《寿汪雨翁太年伯八十序》云“翁少习儒，已为儒贾”。邹迪光《榆村程居士传》云“儒贾之利 十”。可见儒贾当时已成为一流行的专用词语。万历时，叶向高为程汝彦(1536-1608)作《封文林郎兰溪县知县程公墓志铭》，称其为“儒而贾”，并云“昔闻廉贾，未闻儒贾”。据此可知，儒贾一词当出现、流行于明嘉靖、万历之际。清顺治、康熙才出现“儒商”一词。
儒贾一词在明嘉靖、万历之际出现并流行自有其原因。在中国，官员一向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享有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从治生或举业的角度来说，学而优则仕是社会公认的首选治生途径，通过科举入仕是广大读书人的理想和目标。明代嘉靖、万历之际，商业发展迅速，书籍日益普及，人口不断增长，进入举业的读书人增加很多，但科举名额却未见相应增加。应试者日增，而举业出路有限，为谋生计，大批读书人只能弃儒而商，进入正在迅速发展商业领域。但早年的教育使其思想和行为方式都深受儒学的影响，这就使其理所当然地成为“儒贾”或“儒商”。而儒学的转向，特别是王学的兴起和士商互动，则使士商彼此认可，并使“弃儒而商”和“儒贾”成为流行话语。
二、儒商的含义与所指的变化
嘉靖、万历及其后一段时期内，人们通常用儒贾来称呼与其含义相同的儒商。值得注意的是，时人在肯定儒贾的同时，又对儒贾持否定态度。如焦竑(1541-1620)为范濠所作《范长君本禹墓志铭》说，“世以儒贾,君以贾儒”，即批评“世以儒贾”。邹迪光《全节吴母田孺人传》和《榆村程居士传》则称赞吴母田氏子“以儒贾，不以贾贾，所至名蔚起”，直指“儒贾之利十，居士为德而如其贾，定收利十倍”，均肯定儒贾。
无独有偶，时人对贾儒也是既肯定又否定。如以上所引焦竑之言即称赞范濠“世以儒贾,君以贾儒”，对贾儒加以肯定。而汪道昆(1525-1593)记范长君诫子语曰，“第为儒贾，毋为贾儒”;并声称“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又对贾儒持否定态度。
出现以上现象的原因即在于儒与商、贾均具有多种含义。儒贾一词系由儒与贾二字组成，儒既可指治生之业和名义，亦可指行为方式、操行和内心。前者如黄凤翔《田亭草》卷15《杨公暨配薛氏墓志铭》有“再世业儒”说，黄居中《千顷斋初集》卷22《颜次公(-1598)配柯氏合葬墓志铭》有“儒名而贾心”一说。后者如江瓘在嘉靖己酉(1549)成书的《名医类案》卷1中，即称淮商朱枫野为“商而儒行者”。叶向高《程公墓志铭》云“儒而贾”的“儒贾” 程公(1536-1608)，“即贾也，亦常操儒行”;耿定向《耿天台先生全集》卷16《儒贾传》则有“仁心为质，儒之行也”一语。
贾既可指治生之业和名义，亦可指行为方式、操行和内心。前者如汪道昆《太函集》卷17《阜成篇》有“儒贾异业”说，卓发之《漉篱集》卷12《家传一》则有“所谓儒而名贾者”一语。后者如黄居中《千顷斋初集》卷22《孝友长公(1501-1534)曁配孝节李孺人(1505-1535)合葬墓志铭》有“贾行而士心”一语，黄居中有“儒名而贾心”说。儒商一词亦然。
由于儒与商、贾具有上述两方面的含义，在肯定儒行、儒心和否定贾行、市心的时代，其组合而成的儒商、儒贾和贾儒也就具有了贬、褒和不贬不褒3方面的含义。
不贬不褒的儒商、儒贾是指以儒和贾为业和名的儒和商。如赵志皋所撰《张公一桂(1540-1592)墓志铭》云，一桂父为贾，意不欲令一桂“徙业”。 一桂“请业儒不成，去而贾”。亡何，“举于乡”。其父“乃益大喜，谓儿能以儒贾”，即以儒(举业)为贾业。万历时人汤宾尹所说的“儒而贾，贾而儒”的“书贾”李一庵，则是贾为儒业。
贬义的儒商、儒贾是指以儒为业和名之贾行、市心者，即儒中之商贾。如王世懋(1536-1588)批评说：“厚藏吝予，色庄行违，士之儒而贾者多矣”。耿定向指出：“世以儒命者,衒智钓奇有市心焉,儒而贾也”。黄居中、汪道昆亦对“儒名而贾心”，“儒而贾心，则滫也”的儒而贾持否定态度。
褒义的儒商、儒贾则是指以商贾为业和名的儒行、儒心者，即儒者一样的商贾。如汪道昆即称淸贾程惟淸“托贾名，而饰儒行事”。耿定向指出：“仁心为质，儒之行也。贾而有是，不亦儒乎”。因而将“虽不废贾，然好儒益甚”，里人因咸称其为儒贾的程豪称作“儒贾”，并为之作《儒贾传》。
贬义的贾儒指以儒为业和名而贾行、市心者，即商贾一样的儒者。如孔尚任(1648-1718)即将“丑扮书客蔡益所”，称作“贾儒”和“商秀”。
褒义的贾儒指以商贾为业和名而儒行、儒心者，即商贾中之儒者。如温纯即指出石象(1511-1577)“尔业则商,尔行弗商”，“所谓商而儒者”。卓发之、王世懋(1536-1588)称世贾卓贤为“贾而儒者” ，即“所谓儒而名贾者”。汪道昆称程次公为“贾名而儒行者”。明刘康祉则为秀冈金君铭曰：“玉其衷而表珉迹，则贾儒厥心”。
由上所述，可知儒贾(商)和贾儒既可以指以儒为贾业(如举业)和以贾为儒业(如书贾)，有可指儒而贾行，和贾而儒行。儒贾(商)和贾儒词义能指虽多，但在实际运用中其所指的重点却是随时代而异的。
从本人所见之资料来看，宋代以前，不见有人使用儒贾(商)和贾儒等词。
宋以下，随着科举和书业的兴盛和从业者的大量增加，以儒为贾业，和以贾为儒业意义上的儒贾(商)和贾儒等用语开始出现。但这种意义上的儒贾(商)和贾儒不仅出现较晚，而且远不及含有贬褒意义的儒贾(商)和贾儒流行和引人瞩目。
这是因为伦理和价值评判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
嘉靖、万历以前，人们关注和批评的是儒而贾行者。如宋人陈淳(1159-1223)即指出：“夫缉时文，钓利禄之具”，“不待作也。作之者，贾儒也”。其所作所为“使圣贤明伦之重地，反为市廛乌合之渊薮”。当时，贾儒被用作贬义词，而不见有对贾(商)而儒行者的褒扬。
自嘉靖、万历起，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大批读书人弃儒而商，商贾而非士人成为社会的明星，人们对儒而贾行者批评增多，对商贾中之儒者的赞扬开始出现，且日渐流行。儒行的体现者儒商、儒贾越来越多的被用作褒义词，渐成以褒义为主的词语。这一现象表明，在社会迅速商业化和道德日益沦丧的同时，人们开始呼唤和强调士人，尤其是商贾的道德和商业伦理，以重建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道德规范、商业伦理和商业精神，促进商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三、儒商的内涵与儒商精神
对于儒商和儒贾的概念，人们可以由不同的角度出发，作出不同的界定。在本文中，笔者将依靠可以搜集到的历史资料，通过归纳概括来界定这一概念。从本人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嘉靖、万历以来人们所说的儒贾(商)和贾儒主要是就其褒义而言的。概括来说，儒贾(商)、贾儒主要是指商贾之儒行者。
具体来说，贾而儒行的概念可以说十分丰富。如耿定向认为，“扶义乐善，仁心为质，儒之行也。贾而有是，不亦儒乎”。其《儒贾传》所传儒贾程豪，“好儒”重文。“有郭今者尝游王文成门，谈良知学，子德恱而师之”。“与人交，必择贤者”。其人“恢豁”，“伟斡雅姿，识度夷旷，大类儒者”。“其为贾诚心平价，人乐趋赴”。为人仁义乐善，关心族党、乡里，热心社会公益工作。“岁侵，尝糜以哺闾阎之饿，而又椟以瘗道路之莩。出母钱贷人，贫不能偿，辄焚其劵”。尝在宗“祠旁辟庐舍，居族之贫”。又“立义仓、义塾，缮梁、除道，日费橐中装不惜”。其“好儒益甚”的结果，是“远近款其门者益众，斥奇赢振施之不厌，而财益阜，不数年且致千金”。“其为贾诚心平价” 的结果，是“人乐趋赴。赀渐起，市亦因以辐凑”。而难能可贵的是，他实现了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因此之故，程豪居常训子姓曰“吾家世受什一，不事儒。自吾一染指，而士庶亲悦，贾且什倍。由是观之，儒何负于贾”。与程豪一样，其兄子仪“笃衷质行，不殊子德，人称为长者”。其人敦恂悌友，析产尽让诸弟。笃故振穷，岁饥贷粟无告乡邻，“口不儒谈，而深醇隠厚，居然儒者”。其季弟之子国用，“恂恂愿悫，以谨让称，亦贾之儒者”。按上所述，可知耿定向所说的儒贾(商)、贾儒，是指诚而仁心，好儒重文，关心亲友和乡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具有儒者风度，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的商贾。
明嘉靖、万历以来，有关儒贾的记载为数颇多。如叶向高纪即云程公(1536-1608)是“儒而贾” 的“儒贾”。其“贾也，亦常操儒行。所至病者予药，饥者予粟，缓急者予金钱青衿，而贫者予膏楮，未婚则经营予室”。尝拾金不昧。“生平慕说王文成，往来会稽辄拜其墓。逆旅坐小楼，日读其书，紬绎良知之说，时举以告人于身心性命之际若有悟者”。为人好儒，且能推己及人。
汪道昆为程惟淸(1531-1588)所作传记称程为“淸贾”，“声利不入于其心，恂恂乎儒矣”。云程经商十年而成巨富，“诸贾人东向事之。惟所决筴，顾托贾名，而饰儒行事。父母昆弟无间言，丧兄弟若所生，抚诸孤若自出”。“以名教教子姓”，“以礼让闻四方”，并自言“吾志在儒不在贾”，亦好儒而孝友礼让。
其为潘次君所作墓志云，次君名仕字惟信。其父服贾，晩岁倦游，次君力请行，以古之货殖者必因天时，乘地利，务转毂，与时逐，毋系一隅。于是以盐筴贾江淮，质剂贾建业，粟贾越，布贾吴。方其蚤计，人不及知，往往筴其必败，卒之赢得过当，皆自以为不如。次君以善丧诵闾里，孝顺善贾，倜傥有国士风。
王世懋(1536-1588)、卓发之为“贾而儒者”之见斋卓君所作传记云，卓氏世贾，君父时家业中衰。“君为贾则大赢，五十年中屡什屡起，卒为富人。居贾之道仰取俯拾，居贱操奇，忍鸷以俟昂直，决不为人损一毛，乃君为贾独不然。嘉隆中岁两侵，斗米千钱，君稍平之，为减市价十之三。已又推其赢糜饿者，饿而死者棺埋之。人或迂君曰：‘奈何当侵岁而施，不虞竭乎?’君笑曰：‘吾以子钱施，譬贾亡赢耳。客奈何必吾赢也’。人或谓若储粟之谓何，公曰‘吾所以储非自封也，东家闭出饱欲死，西家闭入饥欲死，吾衷其间足矣’。性好善乐施，修桥、筑陂塘、设义学、助婚葬患难者无虚岁。贷而不能偿者，至焚券以示之”。“生平笃于孝友，抚诸弟使悉有宁居，而均其产，诸弟皆父事焉。慈爱诸子，多延名师教之。君虽内足于财，然生活简朴”。“为诗歌率胸怀多类宋儒者言。年老多智，人争重之，尊为祭酒三老云”。其人孝友仁慈，好善多智，关心乡里，尽力王事，居贾之道先义后利，仁在其中，堪称儒贾。
王世贞为“贾而儒”蒋次公所作传云，“今夫取者，所以资予也;予者，所以保取也。故曰知予之为取则智，知取之为予则义，此二者仁之术也”。武林俗薄轻为徂，清源俗鸷悍，多贾易忌，广陵俗恌好奢，次公能尽得其情与百物之轻重，不受欺而以不欺行之，故终其身无偾事，益訾至累巨万。次公事嫂恭，抚伯氏子希文三稚子如已子。遇交知缓急，为之至倾橐。捐千金为大石梁数十丈，治驰道数十里，茂林深樾可憩者必亭之以息行旅。其厚于人伦，关心乡里，以仁义智贯穿为贾之道，且大获成功。王世贞因此感叹道“次公之于人伦厚矣，何必儒”。
鲍应鳌所撰程次公传云，公姓程名杰，一意举子业，以父病不能卒业。父殁，伯兄与简遗赀仅二百缗，公独身走蜀，得羡息以幸完母币。为伯兄强归纔信宿，复驰之清源市，收布入滇，收价三倍，遂累高赀，家由此起。尝逢疫，或劝褰裳去之，公不忍，为一一疗治，愈而公竟不染。公奉养太孺人务得其欢，宗党称其孝。与兄异产治生，而公所受赀息逾五倍，悉与祯等中分，不隐锱铢，乡人称其让。母舅贫，养之终身，胤絶，为外王父捐三十缗，人主于汪氏祠，得不为若敖氏馁，里人称其义。一以信义行之，人心归往，财利辐辏，更倍于他贾。广陵窭人所负悉为折劵不责偿。又再捐赀治石梁，人至今德之。公晚年自家及乡慕善无厌，尝那金为祖茔遍立丰碑。岁必率子姓以一杯浇。河水为患，岁伤人，石堤以工力大莫敢任，公抱病董其事，堤成而河水不害邑。社仓之建，公首代捐二十缗倡，里人为积榖百石有奇，故社仓独公里得食其实。族建宗祠，公率侄共捐五百金为助。其人孝义礼让，热心公益事业，虽以贾起家，一以信义行之，而精神常在儒。
其所记族叔南川翁勇于赴义，曾出金以助筑城，出榖赈灾，于孝友、敦厚、廉义、无私者日孜孜焉。翁雅志儒术，与人子言则依于孝，与人父言则依于慈，与人兄言则依于孝友，人见其恂恂雅步，而逡逡道辞，絶无市嚣态心，言动固恂恂儒也。其人好儒，具儒者风范，敦族谊，修邻好，厚故旧，恤孤弱，热心公益事业，乃儒而贾，鞠躬君子。
黄凤翔为杨宗叙所作墓志云，公乃贾而儒，好行其德，家居孝友。杨氏再世业儒，弗售，家寖落。公身服贾供父母。俯拾仰取，薄饮食，忍嗜欲，所赢得过当。然耻奸富，不屑为驵侩骛趋，第躬修勤啬，时积聚已耳。阛阓中人望见公逡逡忠厚长者也，不忍用智数尝公，公赀日益起，数年之间几致千金。令尹公领乡荐，公端意本业，而服素茹，粝如曩时。惟是为二老人奉，捐已所市田与季共之，其孝友盖天性。其人孝友、好行其德，以仁义、忠厚、勤劳、敬业起家。
邹迪光为程凤辇所作传记云，其虽贾实不废读，手筹量而口诗书，若无意于趋射勾较也者，而利数倍，诸善趋射勾较者所不及，侪偶以为祭酒。既曰习为贾，则浮白吟弄风月，望之意其为骚人韵士，不知其为贾也。事父母至孝。季死而经纪家事，养其遗孤。父意爱外家孙氏，孙几不振矣，而矜孤恤夭，且复振。有同祖弟某晩出而孽，彼昆季以孽故弃之。其人暴，又以暴故絶之，得居士而弃者收，暴者化矣。族某与某争田不相下，居士默输四十金，而事解。家老仆死，所遗金有垂涎者，居士收其金营殖之，更数年而息入数倍，举以归子。郡疫灾，为出钱粟粥饥费不下千缗。即非灾疫，而待赈者赈，待瘗者瘗，待婚者婚，待嫁者嫁，待桥梁者桥梁，待道路者道路，未始遗余力而为德矣。程凤辇好儒而有儒者风度，孝友惇伦励行，乐施无倦，执书握算，儒贾之利十倍于群贾。
焦竑为金君子公所撰墓志云，君与兄子顺皆以孝友名，诚心质行，粥粥若无能者。顾中藏干略，足以映蔽数十人，徐而叩之不尽。义不茍取，自奉为窭人子所不堪。初君以亲故，弃儒而贾。与伯兄子顺无间言，无私畜，忠信不欺，使人乐就，盖不屑屑权子母，而归之者如流水，十年赀愈其旧数倍。伯兄未食且御，弗敢先也。君幼游于贾人，然性喜读书。所在必交其长者。而耆义如渴，赴人之难，振人之困，一呼即应，不避水火，终其身如一日。仿义仓为贷榖法，里中人至今赖之。岁饥，师范文正遗意，兴茔墓之役，寓赈于佣，三岁乃罢，所活人以万数。其人孝友，诚心质行，忠信不欺，中藏干略，不屑屑权子母，而十年赀愈其旧数倍。性喜读书，急公好义。
黄居中为黄镬所作墓志云，镬丰于德，宗党共诔之曰孝友长公，其人孝友，贾行而士心，乃儒而贾隐者。
俞樾为俞汝荣所作墓志云，汝荣九岁居父丧，哀毁如成人。家至是稍落，于是始弃儒而贾。精于榷会，候时转物，操赢制余，虽老于就时者谢弗及。又耐劳勚，与童仆同苦乐，人乐为用，家益以饶。性好施与，至是始得行其志，乡里之间翕然称善人。当是时禾中诸名士咸折节与君交，不以君为货殖传中人而薄视之也。尝设一米肆，历五岁，而贫户赊赁者已百余家，计其钱则三百余万，举其簿籍而焚之。其入也以孝友修于家，其出也以善士称于乡，好善乐施，急人之急，虽隐于市，令闻孔彰。其之为贾也，异乎人之为贾者，勤且仁，精于榷会，候时转物，操赢制余，人乐为用。
按上所述，可知诸人所言与耿定向所云大同小异。所谓儒贾(商)、贾儒，是指好儒重文，倜傥有儒者风范;其人孝友礼让，仁义慈善，重族谊、乡里、故旧，恤孤弱，厚人伦，好善乐施，急公好义，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具有社会责任感;为贾先义后利，仁在其中，诚心质行，勤俭、敬业，忠信不欺，中藏干略，精于榷会，候时转物，操赢制余，不屑屑权子母，多智善贾，人乐为用，其利十倍常贾，贾而士心，虽以贾起家，一以信义行之，而精神常在儒，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且获成功的商贾。简言之，传统儒商是具有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底蕴，关爱亲友、孤弱，热心乡里和社会公益之事，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工商业者。
根据以上所述儒商的内涵，可以归纳、概括，提炼出儒商之精神为：诚信中和，礼义仁德，注重文化，利用厚生，儒行与贾业良性互动，热心社会公益之事。
1840年以前，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由此可以说有文化的商人就是儒商。
1840年以后，西方思想和科学主义的影响造成了儒家文化与其它各家文化并存，文化与知识的对立，使得有知识的商人未必有文化，有文化的商人未必是儒商。传统的“儒商是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工商业者”的定义必须修改以适应这种变化。
现代儒商应是认同、重视中华文化，具有传统道德与良知，关爱亲友、弱势群体与所有利益相关者，热心环保和社会公益事业，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的工商业者。
因你仰望星空
凡在职业前面带儒字，说明温文尔雅，有长着风范，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素质，比较令人尊敬。
比如：中国出名的儒将有曾国藩，刘伯承，李宗仁等
儒商有马云，雷军，马化腾，李嘉诚，曹德旺，俞敏洪，还有在风口浪尖上的潘石屹等。
他们不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得很出色，而且还能向人们传递一种思想，观念和境界。他们除了自己的专业，对人生的理解，都有其独到的见解。
yiyi不倒翁
儒是文雅的意思，为做好本职工作，要注意工作方法，使之更加人性化。
带兵的应冲锋在前，掩护在后，要全力救护伤员，不克扣，不多占，不打骂士兵，说话和气，耐心细致的做好思想工作，办事公正，严挌要求自己，为士兵做出表率。制定作战计划时，应考虑周全，尽量减少牺牲。
医者父母心，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份。做为医生要和气对待病人，使病人心情放松，愿意和医生交流，使之医生更加会面了解病，以利早日治愈疾病，用药上尽量为患者着想，尽量做到少花钱也能看好病。
笑脸相迎能使顾客盈门，和气才是生财之道，不会为人处世，哪來的生意。门一开面前到处都是钱，就看你会不会挣。
所以古人称这三种行业谓之：儒将，儒医，儒商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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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是文雅的意思，为做好本职工作，要注意工作方法，使之更加人性化。
带兵的应冲锋在前，掩护在后，要全力救护伤员，不克扣，不多占，不打骂士兵，说话和气，耐心细致的做好思想工作，办事公正，严挌要求自己，为士兵做出表率。制定作战计划时，应考虑周全，尽量减少牺牲。
医者父母心，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份。做为医生要和气对待病人，使病人心情放松，愿意和医生交流，使之医生更加会面了解病，以利早日治愈疾病，用药上尽量为患者着想，尽量做到少花钱也能看好病。
笑脸相迎能使顾客盈门，和气才是生财之道，不会为人处世，哪來的生意。门一开面前到处都是钱，就看你会不会挣。
所以古人称这三种行业谓之：儒将，儒医，儒商不无道理。
丁迎胜
儒商、儒将、儒商都是古今通行之词
儒将：指文儒之中有方略之士。
儒将一词至迟在唐初就出现了。唐人姚思廉所撰《陈书》，即将陈朝将领钱道戢称作“儒将钱道戢”（钱道戢颇有才干，以孝行着闻而被称为儒将）汉唐之间，儒臣统兵十分普遍，儒士、武将无严格区分，所以儒将一词。唐以下文武分流，文武兼备的儒将渐受重视，儒将一词开始流行。
儒医：医学所学近乎儒，所以便有儒医之称。
儒医一词在南宋中叶就出现了。按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南宋初临安大街已有“四士儒医陈太丞”的扁榜。家铉翁认为，“医学问之道也，近乎儒，进则为儒矣。”“医为有益，故世或以儒医，并称尊之”，儒医连用十分自然。尤其自宋设医学，开科取士，以致医者“术虽医而习则儒”，儒医一词在宋代的流行当与此有关。
儒商：弃儒从商
儒商虽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弟子子贡。但儒商一词最早却出现在清康熙间人杜浚所撰《汪时甫家传》中，大概是1671-1687年之间。
书中的小世界
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为将者用之，则为儒将；为医者为之，则为儒医；为商者用之，则为儒商。
当今时代，把有知识文化、有道德修养的医、将、商，直接认定为：儒医，儒将，儒商。
南山明月
儒为做人之即是吧。
儒家四书五经被世人誉为“正经”，说一个从事的事业是否正经，则是贴合儒家的价值观念作为评判。
仁义礼智信未儒家五常，没有写五常做人基石没有着落，既不可信，又不可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