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武字區黨組織的建立及其活動
李鴻儒
1926年下半年，喬國楨由唐玉懷（唐亦民）、郭明效兩人從富平引到武字區。唐玉懷通過劉魯堂的關係，將喬國楨安排在王厚安家。
喬國楨一到武字區，就深入民間，走村串戶，進行活動。他手拿銅鈴，每到一地首先搖鈴召眾，等人們都圍攏時，就開始向群眾宣傳打土豪、分田地、組織農民協會的好處，號召農民群眾團結起來，和地主、豪紳進行鬥爭，並用一根筷子容易折斷，一把筷子不易折斷的道理來啟發教育大家。他還經常到大寨堡，給我們講俄國十月革命的故事，講組織農協會的好處和作用，並給我們教唱革命歌曲。我記得最清的一首是《打倒列強》這首歌，我們青年人整天唱，這首歌啟發了我們的覺悟，使我們懂得了窮人為什麼窮的道理。經過喬國楨同志滿腔熱情和耐心細緻的宣傳動員，武字區廣大農民群眾強烈要求組織起來。喬國楨便開始做組織成立農協會的各項籌備工作。先將38個村堡劃為五個分會，每個分會都確定了負責人，我們村被劃為第二分會，我們刻了圖章，縫製了會旗，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
1926年陰曆十一月初十，武字區各鄉農民群眾1000多人，手持黃蛇尾、鐵叉、木鍁等農器傢俱，打著紅旗，從四面八方彙集到大寨堡南漢聖母廟，參加武字前區農民協會成立大會。當時，天上飄著雪花，大會由喬國楨同志主持，他首先宣佈武字區前區農民協會今天正式成立，接著唐玉懷等人在會上講了話。大會選舉喬國楨為農協會主席，唐玉懷為副主席，肖德印（武裝）、薛廷俊、薛炳元、侯守愚、薛風（調解）等人為委員。農協會為伸張正義，當場重新公開處理了土豪崔福成強佔胡老本土地一案，使胡老本十多年來的冤屈得到了申雪。群眾一致拍手稱快，崔福成懾於農協的威力不敢表示反對，只得乖乖地將地還給胡老本。當時，我以農協會第二分會會長的身份參加了這次大會。
農協會成立後，喬國偵離開王厚安家，搬住到大寨薛育文家。一天，喬國楨召集我們在薛家祠堂開會，會上，喬國楨指出：“目前，我們農協會的中心任務是五抗三分。”當時大部分人思想一時還轉不過來，認為不一定行。喬國偵在會上耐心地給大家講了一定能夠成功的理由和條件。大家聽了心情非常激動，情緒十分高漲，認為我們這些窮苦農民現在站起來敢和那些有錢有勢的地主、豪紳鬥爭，分他們的糧食和財物，這可真是開天闢地頭一回。
農協會的活動，嚴重地動搖了區、團的反動統治，農民群眾大小事情都來找農協會處理，再無人求情上民團打官司了。民團團長王厚安預感形勢與己不利，便請農協會員韓文禊、王巨英、李木軍等人聚餐，並說：你們好好幹，如搞武裝，我給你們槍和子彈。唐玉懷知道後，嚴肅地批評了這幾位同志。並在群眾中公開揭露了王厚安的陰謀和平日裡的所作所為，使王厚安目無一切的行為大為收斂。
喬國楨在武字區，一面做農運工作，一面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武字區由他介紹入黨的有：肖德印、薛炳元、薛廷俊、薛明藩等人。
1926年臘月十五，我由薛炳元介紹、唐玉懷接收入黨。1927年正月、二月，第一個支部即大寨支部在大寨堡由唐玉懷主持成立，我任支部書記，李宏玉任組織，薛炳元任宣傳，委員有薛明藩、薛廷俊。支部的主要任務是發展黨員。時間不長，我們已經發展了不少黨員，分小組進行活動，其中有：雙槐樹小組、三勝村小組、曹師凹小組。黨員有：雙槐樹村的張均德、任石頭、周赤清；三勝村的李文芳、王振懷、羅金山；曹師凹的鄭振德、曹巨德、張金才。
到1927年陰曆六月，黨員發展很快，成立黨組織的地方不斷擴大，從官路西、油坊溝、樊王溝、桃園子、柿樹坡、滾村原，一直髮展到西溝畔。
黨組織的發展以及農協會的影響不斷擴大，引起了敵人的注意，民團團總王厚安同當地豪紳剛老四、苟世英到農協會，遭到喬國楨同志的痛斥，對此他們心懷不滿，密謀後，派土豪雒彥福去三原告密，農協會遂被搗毀，喬、唐二人被捕。消息傳出，武字區農民群眾紛紛前去三原監獄探望，送飯、送饃、送錢、送衣，絡繹不絕。直到陰曆十月，兩人才被釋放出獄。喬國楨回到武字區，通知大家到西嶽廟開會，參加會議的約二三百人。會上，喬國楨講了他在農協時，農協的收支情況。並說：“有些群眾要求解決的問題我還沒有處理，以後，會有人來處理的。”並將農協會的收支賬目表貼在西嶽廟院內的牆上。
1928年，在黃子文（黃成章）等人的領導下，秘密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游擊隊。當時主要是“拉票子”，游擊隊白天分散在家勞動，晚上集中，在耀縣田家溝，拉了田宏濤300銀元。
1928年4月，三原農民的“交農”圍城運動，我是親自參加者，負責催人湊糧和饃。當時由於連年災荒和當局的苛捐雜稅所迫，武字區農民在黃子文、孫平章、侯守愚、馬先民（馬德祿）等領導下，把全縣農民按區域分成若干片，每片都有一個人領導，聯合三原各區人民，手持農具、大刀、長矛，從四面八方奔向三原縣城“交農”。
當時全縣分為五個分會，各分會的負責人是：一分會由馬志舟負責，召集口外莊、柴家窯、鐵家莊的群眾，集合於太和堡；二分會由李鴻儒負責，召集柿樹坡、桃園子、三勝村、油房溝、樊王溝、曹師凹、雙槐樹的群眾，集合於大寨堡；三分會由唐子如負責，召集唐家、興隆村、官照窯、吊莊子的群眾，集合於長坳堡；四分會由孫銘章（孫帝國）負責，召集西王堡、鮑四廟、孫家窯的群眾，集合於陵前；五分會由趙德成負責，召集侯家堡、朱家疙瘩、小道口、甘澇池的群眾，集合於朱家疙瘩；另外，富平縣石橋、三邊、三家店、楊村的群眾，由一姓劉的（名字忘了）負責召集。二、四、五三個分會將集合的群眾帶到雙槐樹。一、三及石橋分會將集合起來的群眾帶到太和堡，連夜趕到軍字區的樓底待命。
這一天，三原各區農民，從四面八方擁向三原縣城。當時吃住很困難，群眾自動給我們送開水。黃子祥（黃當時在趙壽山團當團副）從北城買饃，黑夜由城上吊下來。圍城一直堅持四天，要求縣政府減免糧、稅。由週一清在下邊不斷組織人向縣城送饃、送水。縣城附近幾個村子的饃買光了。第四天，縣長出面在城上講話，答應減免糧款。後因種棉花的時節已到，黨組織決定大家先回去，如果縣長說話不兌現，麥收後大家再來。
麥收後，我們在鮑四廟開會，成立了中共武字區委，孫平章任書記，唐玉懷、侯守愚、康德寬和我為委員。區委下轄蒙家支部，支書王曲賢；大寨支部，支書是我；鮑四廟支部，支書孫平章；南原支部，支書馬志舟；西王支部，支書康德寬；上河支部，支書張建忠（張五）。
1928年下半年，肖德印親口給我講，他在焦村附近的路上碰到敵區長李致泰從三原回來，提包裡裝有鎮壓我們共產黨員的告示，他當場把李打死了。
1931年陰曆臘月，反日會組織群眾到三原縣城舉行示威，在東關大操場召開大會，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當時正值三原臘八古會，參加會議的群眾達數千人。唐玉懷、西安工人代表李永福等人在會上講了話。
1932年陰曆三月初七，三原縣民團總團長李養民率領民團上原“圍剿”，在武字區大寨堡捕去了區委書記馬先民同志。當地群眾追趕數里營救，但因赤手空拳，沒有武器，未能救回。馬先民被捕後，黃子祥在武字區籌款買槍，成立了武字區游擊隊。
農曆三月底四月初，約在馬先民被捕20天之後，黃子祥通知我到鮑四廟孫平章家開會，參加會議的有：孫平章、黃子祥、韓文禊、侯守愚、王曲賢，孫一君、周芝軒，還有四五個是上級派來的，我不認識，共十多人。會議由唐玉懷主持，選舉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孫平章為主要負責人，黃子祥、韓文禊和我等人為委員。當時我還不懂得啥叫蘇維埃政府，會後我問唐玉懷，他告訴我，蘇維埃就是工農兵代表，是政權組織。這次會議不久，敵人又來武字區“剿匪”，捕去了侯守愚、孫太章、王曲賢、張樹紅四人。
1932年農曆七月間，黃子祥到我家對我說，現在上邊有指示，要求在分糧時，只能分糧，不要分其他財產，更不準傷人，咱們在孫家壕開個會。過了一兩天，我去孫家壕在孫樹林院北邊一個空窯裡開會，參加會議的有：黃子祥、孫平章、孫銘章、孫海章、唐玉懷、康德寬和我。金理科、趙應奎來時會議已經開始。會上，黃子祥傳達了上級的指示精神，並說，為了統一指揮分糧和進行肅匪，需要成立革命委員會。經會議研究決定，黃子祥任革命委員會主任，唐玉懷任副主任，委員有康德寬和我，其他人記不清了。
1932年秋，我們在鮑四廟開會，主要是討論分配土地問題，會議由孫平章主持，要求馬上開始分配土地。會後，我們支部召開了黨員會，傳達了會議精神，確定人均不到5畝地的戶為分地對象。然後，我們決定首先分解坊村大地主劉載福家的7頃多地，但在分地時人卻叫不到場，都不敢要，於是我就帶頭要。當時我家四口人，共分了20畝地。給劉載福家的4個夥計每人也分了5畝地。分地後正趕上種麥，我二哥就把分的地犁了種上了麥。種麥後不久就發生了六縣民團“圍剿”，都不敢要地了，我也在家呆不住，就上了陝北。
1933年春，黨組織發展很快，當時已有10個支部，我記得有：陵前支部，書記康德寬；大寨支部，書記是我；太和堡支部，書記馬志舟；長坳支部，書記王宏玉；上河支部，書記記不清了；蒙家支部，書記韓文禊；侯家支部，書記侯新民；甘澇池支部，書記馬志軒；鮑四廟支部，書記孫平章；石橋支部，書記姓劉。當時上級任我為聯絡員，經常和各支部聯繫，負責檢査工作，傳達上級指示，因此各支部書記記得比較清。我們大寨支部的黨員當時有：鄭振德、張福田、喬居德、張金財、劉文強、湛世祥、李文芳、李新義、王振懷、薛炳元、薛明藩、薛廷俊、劉樹銀、薛紀福、李宏福、薛德仁、田文舉、劉天成、王子錄、蔡家榮、趙福興，肖德印、張均法、任石頭、週一清、李均才，共26人。
渭北游擊隊改編為紅四團，地點是在焦村，授旗典禮大會是在小道口，當時區委通知各支部、各分會派代表拿慰問品到小道口參加大會，我們分會是我和李宏玉。當時我倆拿了十雙軍鞋和四件棉背心，到小道口村東邊的廟裡見到了楊森，我們把東西交給廟內的登記處登記後，就去參加大會。大會主持人和授旗人，我都不認識，只認得黃子祥在會上講了話。會後殺了於官狗和一個國民黨偵探。
三原焦村舊址
紅四團成立後，王泰吉率起義部隊到武字區，當時因大部分人都去紅四團，只有我、李宏玉和渭北中學的兩個團員學生招呼大家。當晚部隊駐在西王、侯家、陵前等處。王泰吉住在慕振業家，我和從紅四團回來的王瑞琪兩人趕到王泰吉住處，王泰吉給了王瑞琪一把盒子槍，給了我一件皮大衣。晚上，部隊在陵前街上召開大會，有個叫姜宏謀的連長在會上講了話，上河一個原在渭北中學上過學的學生李振榮致答謝詞。第二天清早，起義部隊過了西原，在轆轤把與敵孫友仁特務團遭遇，經過激戰，起義部隊損失很大。
轆轤把戰鬥後，敵對武字區進行了大規模“圍剿”，見人就抓，路上行路的，地裡幹活的群眾，不管男女都被抓走，全武字區抓走了300多人，看守所都押不下，整個院子都擠滿了人，最後只好把一部分人押到文廟內。以後，為了應付敵人的“圍剿”，子文指示我們在樓底坡、李家坡、屈家坡都安排了人，如果發現原下敵人有什麼動靜，立即用點火、放紙炮、打土槍等向原上群眾發出信號，使敵人的“圍剿”一次又一次地撲空。但是由於周有清、趙德成兩人叛變，他們引上敵人到處抓人，我和黃子祥、唐玉懷等人，被迫先後離開了武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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