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華夏文明中飽受爭議的朝代之一。民族屈辱、皇帝北狩成為統治者無法抹去的傷痕，國防不堪一擊更與其龐大體積格格不入。但宋代經濟體量在歷朝名列前茅，四大發明之三與之密切相關，也自宋朝起，國家層面公共衛生領域的管控逐步加強，其措施領先受黑死病折磨的歐洲數百年。
一、宋代在防疫方面已經有了豐富經驗
我國醫學可追溯到岐黃之術，而歷朝歷代均有名醫於草藥學上卓有成就。古人有云：“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出自《呂氏春秋》）。而唐宋時代亦有名醫，如唐代藥王孫思邈有《千金翼方》等，還有王燾、旅日的鑑真等都是一時著名的醫生。到了五代時期，也湧現出來了韓保升這樣的醫學名家。
這些醫學家治病救人中總結下來的經典著作都給宋朝留下來了許多寶貴的經驗。
此外，防疫的相關藥書，如蘇軾的《聖散子方》、官方的《慶曆善救方》等在應用方面促進了疫病防疫，北宋著名的大家沈括所著的《夢溪筆談》中也有專門的醫藥學內容。宋代醫學具有深厚的底蘊，統治者和群眾對疫病都有一定的認知，無論中央還是地方都對民生醫療救治有所關注，為公共衛生防疫奠定了基礎。
北宋時期著名傷寒學家龐安時，出身醫學世家，畢生潛心研究張仲景的《傷寒論》，並在此基礎上，正式提出寒溫分治的觀點，認為傷寒與溫病是性質不同的兩類外感熱病，對後世溫病學說的創立和發展具有重要啟示作用，被稱為“
北宋醫王”。據記載，龐安時臨證經驗十分豐富，為人治病十愈八九，名噪江淮一帶。還和蘇軾交往很密切，也為蘇軾診治過疾病，被記錄在蘇軾筆記之中。
宋朝醫學家龐安時的《傷寒總病論》
二、宋代瘟疫的爆發
與其他朝代相比，宋代並未倖免於大災大病，這與宋代人口的急劇膨脹、大都市行程中的人口聚集不無關係。僅從當時的人口統計來看就達一億以上，南北兩宋在史書記載中更有超過百次的重大瘟疫。
王安石《送李宣叔倅漳州》“山川鬱霧毒，瘴癘春冬作”，對當時瘟疫的描寫就可見一斑。其中整個兩宋中，南宋中期瘟疫爆發最為集中，南宋末期亦是頻發瘟疫。
從地理上，由於北宋向南宋的政治遷移伴隨的人口流動，兩宋瘟疫發生的地理分佈也呈現由北向南的中心轉移。此外，南方開發相對落後，瘴氣也有分佈，溼熱天氣也是疾病肆虐的重要原因。其中的開封、臨安作為政治大都市，也多被瘟疫肆虐，迫使皇帝移駕附近城市，城中連綿橫死者不計其數。
至於其他相對落後的地區，疫情也未止步。尤其是成都府路，僅在87年間就有六次飢疫，而其他種類的如麻疹、天花和當地盛行的瘴癘更是數不勝數。
此地民間盛行宋代宰相王旦之子王素種痘的傳聞，雖未經證實，卻被認為是世界上首先有記載使用人痘防治天花的案例。面對疫情，即使是統治者及其身邊親友也不能倖免於難。
宋代著名的政治家、科學家--沈括
面對蔓延的瘟疫，官府均出手救濟，民間醫者、地方士紳也相助地方緩解災情。北宋京城汴京和南宋都城臨安在瘟疫橫行時，朝廷均有太醫局出面，以草藥供之，並由皇室、貴族捐錢濟貧。宋史中就有記載皇室拿出柴胡來製成藥材，就活的人“
甚眾”。紹興二十六年夏，行都又疫，高宗出柴胡製藥，活者甚眾。
中央在瘟疫發生之時會撥給地方資金用於購置藥物防止病疫，雖時效不顯，但財政撥款專項用於醫治地方瘟疫的制度自此常存；賑濟的同時要求地方核實情況，上報瘟疫形勢，獎懲分明；統治者也會祭天、下罪己詔，以示誠心。
紹興元年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屍無算。秋冬，紹興府連年大疫，官募人能服粥藥之勞者，活及百人者度為僧。
地方在向中央上折請求援助的同時，也會尋醫發放藥物、清理環境、疏通水源、保持衛生，並打壓利用瘟疫擾亂民心、侵擾財物的人。尤其是針對利用巫術、傳教等方式散播謠言禍害地方的不法分子。
南方瘟疫多發生在春夏之時，因此治癒時間較長，由此常形成流民，這些流民衣食無著，不講究衛生，都聚集在一起，極易形成疫病的大爆發。宋史記載，南宋隆興二年(1164)的時候，江淮地區的二三十萬百姓為了避亂，躲到了江南在山谷中露天居住，結果因為凍餓加上疫病，死者過半。
隆興二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萬避亂江南，結草舍遍山谷，暴露凍餒，疫死者半，僅有還者亦死。是歲，浙之饑民疫者尤眾。
蘇軾
元祐四年的飢疫中當時時任杭州知州的蘇軾曾減價銷售地方糧倉中的大米，個人捐錢建立看病的醫院——“安樂坊”，前後三年，這座我國曆史上最早的公辦醫院當時治癒的病人可謂是不計其數，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載:“
作饘粥，藥餌，遣吏挾醫，分方治病，活者甚眾。”《宋會要輯稿》也提到過：崇寧二年五月，兩浙轉運司上奏:“蘇軾知杭州日，城中有病坊一所，名安樂，以僧主之，三年醫愈千人，與紫衣。乞自今管幹病坊僧，三年滿所醫之數，賜紫衣及祠部牒各一道。從之，乃改為安濟坊。”
蘇軾還寫有醫論、醫方存世，著名的《蘇學士方》便是他收集的中醫藥方。後來人們把蘇軾收集的醫方、藥方與沈括的《良方》合編成《蘇沈良方》，至今猶存。
以蘇軾為代表的宋朝官員能得力防控疫情，這也是宋朝國家對於疫病防控有著統一的認知。宋代印製了大量前代的醫書，遇到疫情時宋代朝廷會採取直接派遣醫生、頒發藥方，直接賜藥等多種手段，還會對疫情嚴重地方減免稅收；另外還會建立專門的臨時機構和隔離場所，安排專人埋葬死者等等。
另外在宋朝時期，各地官員已經認識到衛生和疫情的關係，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職期間，鑑於泉州城內水溝湮閼歲久，“
淤泥惡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為癘疫”，乃作《開溝告諸廟祝文》，興工清理溝渠。宋代官辦的藥局在防範瘟疫的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於藥局名義上直屬中央統治者，政府可直接命令藥局取藥救濟地方百姓，在這過程中民間或官方的中醫醫師，尤其是專於醫學的地方官吏在地方治理、防止病疫的過程中也積攢了相當龐大的方劑和藥方，成為各朝各代在面對疾病時的法寶。
繁榮的北宋國都
宋代一度還對外國的疫情進行醫療援助。
《宋史･外國･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穀吐蕃的鐸督部族發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藥物為白龍腦、犀角、硫磺、安息香、白石英等76種。
特別值得一提是，在防治天花上，宋代開創的人痘法一直到清代，都算是世界上最為有效的防治天花的手段之一。清朝時期，俄國、日本等當時都來中國取經，學習人痘法來防治天花病毒，而英國醫生髮明牛痘從淵源上來說，其實也是來源於宋朝。
宋朝時期的衛生防疫受限於時代，雖然未能完全認清瘟疫實質，人民依然保守疫病的困擾，但宋代整個國家的防控體系，確實還是為社會維穩和為民去疾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其中的一些做法，至今依然具有借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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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
《瘟疫來了：宋朝如何應對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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