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华夏文明中饱受争议的朝代之一。民族屈辱、皇帝北狩成为统治者无法抹去的伤痕，国防不堪一击更与其庞大体积格格不入。但宋代经济体量在历朝名列前茅，四大发明之三与之密切相关，也自宋朝起，国家层面公共卫生领域的管控逐步加强，其措施领先受黑死病折磨的欧洲数百年。
一、宋代在防疫方面已经有了丰富经验
我国医学可追溯到岐黄之术，而历朝历代均有名医于草药学上卓有成就。古人有云：“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出自《吕氏春秋》）。而唐宋时代亦有名医，如唐代药王孙思邈有《千金翼方》等，还有王焘、旅日的鉴真等都是一时著名的医生。到了五代时期，也涌现出来了韩保升这样的医学名家。
这些医学家治病救人中总结下来的经典著作都给宋朝留下来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此外，防疫的相关药书，如苏轼的《圣散子方》、官方的《庆历善救方》等在应用方面促进了疫病防疫，北宋著名的大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中也有专门的医药学内容。宋代医学具有深厚的底蕴，统治者和群众对疫病都有一定的认知，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对民生医疗救治有所关注，为公共卫生防疫奠定了基础。
北宋时期著名伤寒学家庞安时，出身医学世家，毕生潜心研究张仲景的《伤寒论》，并在此基础上，正式提出寒温分治的观点，认为伤寒与温病是性质不同的两类外感热病，对后世温病学说的创立和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被称为“
北宋医王”。据记载，庞安时临证经验十分丰富，为人治病十愈八九，名噪江淮一带。还和苏轼交往很密切，也为苏轼诊治过疾病，被记录在苏轼笔记之中。
宋朝医学家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
二、宋代瘟疫的爆发
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并未幸免于大灾大病，这与宋代人口的急剧膨胀、大都市行程中的人口聚集不无关系。仅从当时的人口统计来看就达一亿以上，南北两宋在史书记载中更有超过百次的重大瘟疫。
王安石《送李宣叔倅漳州》“山川郁雾毒，瘴疠春冬作”，对当时瘟疫的描写就可见一斑。其中整个两宋中，南宋中期瘟疫爆发最为集中，南宋末期亦是频发瘟疫。
从地理上，由于北宋向南宋的政治迁移伴随的人口流动，两宋瘟疫发生的地理分布也呈现由北向南的中心转移。此外，南方开发相对落后，瘴气也有分布，湿热天气也是疾病肆虐的重要原因。其中的开封、临安作为政治大都市，也多被瘟疫肆虐，迫使皇帝移驾附近城市，城中连绵横死者不计其数。
至于其他相对落后的地区，疫情也未止步。尤其是成都府路，仅在87年间就有六次饥疫，而其他种类的如麻疹、天花和当地盛行的瘴疠更是数不胜数。
此地民间盛行宋代宰相王旦之子王素种痘的传闻，虽未经证实，却被认为是世界上首先有记载使用人痘防治天花的案例。面对疫情，即使是统治者及其身边亲友也不能幸免于难。
宋代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沈括
面对蔓延的瘟疫，官府均出手救济，民间医者、地方士绅也相助地方缓解灾情。北宋京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在瘟疫横行时，朝廷均有太医局出面，以草药供之，并由皇室、贵族捐钱济贫。宋史中就有记载皇室拿出柴胡来制成药材，就活的人“
甚众”。绍兴二十六年夏，行都又疫，高宗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
中央在瘟疫发生之时会拨给地方资金用于购置药物防止病疫，虽时效不显，但财政拨款专项用于医治地方瘟疫的制度自此常存；赈济的同时要求地方核实情况，上报瘟疫形势，奖惩分明；统治者也会祭天、下罪己诏，以示诚心。
绍兴元年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尸无算。秋冬，绍兴府连年大疫，官募人能服粥药之劳者，活及百人者度为僧。
地方在向中央上折请求援助的同时，也会寻医发放药物、清理环境、疏通水源、保持卫生，并打压利用瘟疫扰乱民心、侵扰财物的人。尤其是针对利用巫术、传教等方式散播谣言祸害地方的不法分子。
南方瘟疫多发生在春夏之时，因此治愈时间较长，由此常形成流民，这些流民衣食无着，不讲究卫生，都聚集在一起，极易形成疫病的大爆发。宋史记载，南宋隆兴二年(1164)的时候，江淮地区的二三十万百姓为了避乱，躲到了江南在山谷中露天居住，结果因为冻饿加上疫病，死者过半。
隆兴二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是岁，浙之饥民疫者尤众。
苏轼
元祐四年的饥疫中当时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曾减价销售地方粮仓中的大米，个人捐钱建立看病的医院——“安乐坊”，前后三年，这座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公办医院当时治愈的病人可谓是不计其数，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作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宋会要辑稿》也提到过：崇宁二年五月，两浙转运司上奏:“苏轼知杭州日，城中有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乞自今管干病坊僧，三年满所医之数，赐紫衣及祠部牒各一道。从之，乃改为安济坊。”
苏轼还写有医论、医方存世，著名的《苏学士方》便是他收集的中医药方。后来人们把苏轼收集的医方、药方与沈括的《良方》合编成《苏沈良方》，至今犹存。
以苏轼为代表的宋朝官员能得力防控疫情，这也是宋朝国家对于疫病防控有着统一的认知。宋代印制了大量前代的医书，遇到疫情时宋代朝廷会采取直接派遣医生、颁发药方，直接赐药等多种手段，还会对疫情严重地方减免税收；另外还会建立专门的临时机构和隔离场所，安排专人埋葬死者等等。
另外在宋朝时期，各地官员已经认识到卫生和疫情的关系，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
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宋代官办的药局在防范瘟疫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药局名义上直属中央统治者，政府可直接命令药局取药救济地方百姓，在这过程中民间或官方的中医医师，尤其是专于医学的地方官吏在地方治理、防止病疫的过程中也积攒了相当庞大的方剂和药方，成为各朝各代在面对疾病时的法宝。
繁荣的北宋国都
宋代一度还对外国的疫情进行医疗援助。
《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磺、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
特别值得一提是，在防治天花上，宋代开创的人痘法一直到清代，都算是世界上最为有效的防治天花的手段之一。清朝时期，俄国、日本等当时都来中国取经，学习人痘法来防治天花病毒，而英国医生发明牛痘从渊源上来说，其实也是来源于宋朝。
宋朝时期的卫生防疫受限于时代，虽然未能完全认清瘟疫实质，人民依然保守疫病的困扰，但宋代整个国家的防控体系，确实还是为社会维稳和为民去疾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的一些做法，至今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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