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人類歷史上，野蠻與文明一直是強勢民族用以描繪世界圖景的基本詞彙。建立這樣一種話語修辭結構，既可以塑造本民族的身份意識，也可以為武力征服或文化輸出提供理論依據。即使在讚美"野蠻人"的美德時，"文明人"其實也只是在表達一種懷舊情緒，把這些美德想象為已被拋棄的祖先遺產和可以療救時代病症的藥方。
歐洲史上發生的蠻族入侵
歐洲的"野蠻人"( 古希臘語 barbaros，拉丁語 barbarus) 概念無疑也具備這些共性，但它的演變尤其複雜，其主導性因素有時是文化，有時是政治，有時是宗教，但最核心的、從未消失的因素則是種族和民族。
天主教教廷
以文明自命的意識始於古希臘，它經過古羅馬國家和天主教教廷的培育，發展為一種強大的歐洲中心觀念( Eurocentrism) ，即使在他們的政治、經濟、文化處於低潮時，這種信心也從未動搖過。追溯"野蠻人"概念的演變，為理解歐洲人的世界意識提供了一把鑰匙。
一、"野蠻人"的概念
古希臘人發明的 barbaros 一詞最初僅僅指外族人或外國人，它是一個擬聲詞，模仿含糊不清、難以理解的話音，早在荷馬的《伊利亞特》中就出現過 barbarophonos( 詞根 phon 就是"聲音"的意思) 的形式。
但在古希臘語中，言語和理性( 邏格斯) 恰好是同一個詞———logos。所以，在潛意識的排外心理作用下，原本用以表示語言差異的中性詞逐漸變成了表示文化等級的貶義詞:口齒不清的人必然思維不清，缺乏文明人的理性，或者說與動物相似。
在古希臘人看來，與野蠻人相對的文明人就是他們自己。文明人的主要標誌包括: 有城邦形式的政體; 懂希臘語; 會欣賞( 希臘式的) 文學、藝術和哲學。按照這樣的標準，以希臘文化為規範，幾乎所有其他民族、尤其是亞洲民族都被定義為蠻族。
Medea. Hippolytus. The Bacchae 歐里庇得斯戲劇集
事實上，在古希臘作品中，異族人幾乎總是以傻子、奴隸和貪婪者的形象出現的。由於波希戰爭的宿怨，希臘人的仇外情緒尤其聚焦在波斯人身上。
安德洛瑪刻哀悼赫克託耳
歐里庇得斯的劇作《安德洛瑪刻》和斯特拉波的《地理學》都散佈了波斯祭司與母親亂倫的說法。
地理學家斯特拉波
只有少數知識分子能超越這樣的狹隘心理，例如希羅多德就深知埃及人和波斯人的文明成就，一些斯多葛主義和犬儒主義哲學家也相信"世界公民"的概念，認為各種文化之間沒有天然的優劣之分。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為古希臘社會的民族偏見提供了一段著名的"理性"論證。
他提出，由於氣候條件的限制，希臘之外的居民總是缺乏成為好公民( 也就是文明人) 的某些因素。住在寒冷地帶的歐洲人野性難馴，無法聚合為城邦; 與此相反，亞洲人生活的地域過於炎熱，居民怯懦恭順，只適合專制統治。只有溫和氣候下的希臘人兼具亞洲人的智力和歐洲人的血氣，能夠設計出理想的政治制度。
古希臘人以文明自居
按照這樣的邏輯，只有希臘人是"天然"的文明人，其他民族都是"合理"的野蠻人。後來的古羅馬史家李維完全認同上述立場，他說: "全體希臘人和外族人、野蠻人的戰爭是永恆的，因為決定他們是敵人的乃是天性，而非每日都在變化的因素"。
但這種基於民族立場的反蠻族意識在實踐中遇到了挑戰。即使一些從整體上鄙視蠻族的希臘人也發現，異族中的某些個體文明程度完全不遜於自己。對這類人的稱讚一般是，雖然他們出身蠻族，在習俗、文化和宗教方面卻"純然是希臘的" 。
著名演說家伊索克拉底
隨著希臘人地理知識的擴展和"世界" ( oikoumene) 圖景的成型，"野蠻人"概念中的民族意味日益淡化，文化意味日益增強。將文明人定位於文化的代表是著名演說家伊索克拉底。他在《雅典頌辭》中宣稱: "在思想和語言方面，我們的城市已經把人類的其他部分遠遠拋在後面，她的學生都已成為其他民族的老師。她讓希臘從民族之名變成了智慧之名，那些與我們血統不同卻親近我們文化的人都應當稱為希臘人。"
亞歷山大遠征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
亞歷山大的遠征正是以這種文化蠻族觀為背景的。如果希臘代表了人類文明的巔峰，如果異族的野蠻並非天性，可以通過文化的薰染變成文明，那麼自然的推論就是，希臘應當擔負起教化全世界的重任，將文明的種子播撒到天涯海角。亞歷山大滅掉波斯，報了數百年之仇後，並未停下腳步，而是繼續推進，在所到之處按照希臘樣式建造城市，表明他的確以傳播希臘文化作為武力征服的終極目標。在同時代的希臘人甚至許多異族人眼裡，文明化就是希臘化。
二、文明的對抗性
最早使用希臘語 barbaros 對應的拉丁語形式的是古羅馬劇作家普勞圖斯，他的戲劇都是以希臘為範本，甚至直接從希臘作品改編，出現過 barbarus、barbaria、barbaries 等說法。這些表示"野蠻人"的詞指的恰好是羅馬人———希臘人眼中的未開化者。
蠻族——日耳曼人
在共和國後期和帝國前期開疆拓土的過程中，羅馬人逐漸將"野蠻人"的稱謂轉移到其他民族身上，並以人類的文明中心自命。在邊境與羅馬發生過沖突的許多民族，尤其是凱爾特人和日耳曼人，都被稱為野蠻人。最初讓羅馬人感受到強烈威脅的是在意大利北部定居的高盧人( 凱爾特人的一支) 。
人高馬大的羅馬人屢次在高盧人手中慘敗
從公元前 4 世紀開始，羅馬人與高盧人發生過多次戰爭。公元前 1 世紀，愷撒徹底擊潰了這個對手。這一時期的羅馬錢幣和花瓶上描繪的高盧人總是身軀龐大，披頭散髮，衣服和武器都奇形怪狀。當時的記述也稱，他們是嗜血成性、以人牲獻祭的民族。
為了對抗高盧人，羅馬人發明了"避邪儀式"，就是處於危急關頭時在廣場上將高盧人和其他異族人活埋。但當高盧人不再有對抗的實力，並大量融入羅馬社會時，其在羅馬人心目中的形象也發生了變化。愷撒和西塞羅都說高盧人與羅馬人有同宗關係。
在愷撒看來，高盧人終歸可以同化，萊茵河彼岸的日耳曼人才是真正的野蠻人。由於與蠻族的衝突曠日持久，羅馬人的文化自負感和對蠻族的鄙夷情緒比希臘人更為強烈，他們更愛用道德的語彙來描繪文明和野蠻之間的對峙。西塞羅就說，兩種文化的根本差異不在語言，而在風俗和道德。
在羅馬共和國後期和帝國前期，"野蠻人"的概念第一次和政治、歷史、地理、軍事融合到一起，形成一種系統的"羅馬意識"( Romanitas) 。集中體現古羅馬人天命觀的作品是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這位羅馬第一詩人將皇帝屋大維的血統追溯到了特洛伊王室，從而讓羅馬的族譜和希臘的神譜接續起來。
詩中反覆強調的一點就是羅馬統治世界乃是神的諭旨:
"羅馬人，記住，用你的權威統治萬國，/ 這將是你的專長:確立和平的秩序，/ 寬宥溫馴之民，用戰爭降伏桀驁者"。這意味著無論文治還是武功，羅馬征服異族並非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為了神聖的道義使命，將整個世界納入文明的秩序。
羅馬民族的《聖經》
《埃涅阿斯紀》就是羅馬民族的聖經，它勾勒了一幅救贖的宇宙圖景，只是它並非猶太民族的自我救贖，也非後來基督教教義中上帝對人的救贖，而是文明人對野蠻人的救贖。公元 2 世紀末期的阿里斯提底斯表達了這樣的信念: 羅馬不只是一個政治或地理存在，它就是文明本身，由自由人組成的自由世界，羅馬人是所有民族融合成的一個新民族，它的文化就是文化本身。
正因如此，在羅馬人的詞彙裡，羅馬國家管轄的範圍就是"世界"( 拉丁語 orbis terra- rum 或者借用希臘語 oikoumene) 。羅馬人相信，"一切有智性的人在神聖理性的指引下形成統一的社會，這就是宇宙的意圖。"
在羅馬控制的文明區域之外，則是與之形成對立的野蠻國度( Barbaria) 。蠻族的特點是野性( saevitia) 和殘暴( crudelitas) ，他們的世界是荒涼悽慘的。萊茵河和多瑙河不僅是羅馬和北方蠻族的地理邊界，也是道德邊界。
兩個世界最直觀的呈現是古羅馬的競技場。競技場的中央代表著異族人、罪犯、奴隸和荒野所組成的無序的野蠻世界，環形的觀眾席則代表著羅馬公民的文明世界，它擁有著完備的法律制度、宗教體系、道德規範和高度發達的物質水準。
這樣的意識形態或許空洞，但歷史證明卻極其有效。羅馬人深信他們的格言: "來自外部的恐懼是內部團結最牢固的鏈條"( Externus timor，maximum concordiae vinculum) 。其實，如果跳出希臘—羅馬的地中海世界觀，所謂的蠻族根本不具備某種統一性，無論人種、語言、風俗、文化、政治，彼此之間都有極大的差異。
僅在羅馬帝國邊境或者邊界之外生活的民族至少就以數百計，除開部族眾多的日耳曼人，比較重要的有東邊的波斯人( 文明高度發達) 、西邊的愛爾蘭人、南邊的埃塞俄比亞人( 黑皮膚非洲人的統稱) 和來自亞洲的遊牧民族。
但在羅馬人的想象中，這些民族共同構成了一個永不改變的野蠻邊界，他們無休止的兇暴、奸詐和混亂反襯出法制社會的美德，他們的存在證明羅馬的強力統治是合理的，否則黑暗將迅速吞沒文明之光。
古羅馬西塞羅:起訴貪腐總督的大律師
"羅馬意識"的形成不僅靠政治，更靠教育。西塞羅等人的教育理論讓"文明 = 羅馬"的公式深入到每一位公民內心。西塞羅認為，"野蠻人"( homo barbarus) 的對立面是"文明人"( homo hu- manus) ，而"文明"( humanus) 其實就是"羅馬"( Romanus) 的同義詞，它意味著像羅馬公民那樣熟悉希臘的文學藝術和羅馬的政治法律。
羅馬公民的政治自豪感和文化自豪感是融為一體的。羅馬何以在眾多民族中脫穎而出，成為文明的化身? 維特魯維烏斯的解釋和亞里士多德一脈相承。他說，這是因為意大利位於世界的中心，天意讓亞平寧半島的民族兼具北方民族的堅忍和南方民族的機敏，宜於統治世界。
必須指出的是，當時這種帶有種族偏見的論調尚未發展到種族主義的程度，後者是建立在人種學謬論基礎上的。羅馬人並不認為蠻族的特徵是由內在的生理基礎決定的，地理環境畢竟可以通過遷徙而改變。以埃塞俄比亞人為例，在非洲陷入動亂前，他們在羅馬人心目中的形象一直是正面的。羅馬人用氣候來解釋他們的膚色，並無任何歧視，甚至對他們的宗教、哲學和科學還多有稱讚。
三、宗教改變"野蠻"
公元 4 世紀初，天主教成為羅馬的國教。早在公元 1 世紀，教會領導人保羅就打破了早期基督教從猶太教沿襲而來的猶太人/外邦人( gentile) 的區分，將接受核心教義視為教徒的根本標誌，從而將基督教從猶太教的激進分支發展為帶有世界主義( cosmopolitanism) 傾向的新宗教。
強調精神和道德統一的天主教理應對羅馬人原有的以民族觀念為基礎的文明/野蠻之分造成衝擊，然而歷史的實際演化卻令人驚訝。改信天主教的君士坦丁和繼任的諸位羅馬皇帝並未奉行世界主義的政策，反而將天主教納入了羅馬意識的體系之內，成為羅馬帝國的信仰。
成為國教前被羅馬異教徒攻擊為野蠻迷信的天主教，搖身變成了羅馬文明的另一個標誌。羅馬統治世界的傳統天命和上帝通過羅馬之劍傳播福音的新天命融為一體，米蘭主教安波羅修等教會人士深信，天主教和羅馬帝國的聯盟將為雙方都帶來勝利。
絕大多數信奉天主教的羅馬公民也認為，宗教和國家的目標是一致的，羅馬與蠻族之間巨大的文化和道德鴻溝，即使天主教都無法跨越。普魯登修斯甚至宣稱: "羅馬人和野蠻人的區別就像人和動物的區別，會說話的人和啞巴的區別，遵奉上帝教誨的人和盲從無知迷信的人的區別"。
因此，天主教的世界主義理想在政治現實中日益狹隘，最終與羅馬的民族中心論基本重合，野蠻/文明之間的道德邊界沒有拆除。雖然蠻族不可教化，奧古斯丁等人仍然相信，上帝的大能偶爾會在"野蠻人"身上造出奇蹟。西哥特軍隊沒有破壞教堂和聖產，令他既驚且喜，相信在聖靈感召下，兇殘愚頑如蠻族者，也可能表現出與其本性不相符的虔誠和仁慈。
天主教成為了羅馬人用來教化"蠻族"的工具
於此，一些羅馬人看到了通過宗教改造蠻族的一絲希望。奧羅修提出，接受天主教為野蠻人走向文明化提供了最好的希望。如果野蠻人和羅馬人能忠於這種共同的信仰，兩種文化的衝突就可最終解決，而這樣的前景與上帝拯救全人類的計劃是一致的。
與此同時，隨著羅馬國力的衰落和來自蠻族的現實壓力日益增大，恐懼和憎惡情緒導致羅馬人對蠻族形象的妖魔化傾向。公元 4 世紀開始，在動盪的北非和西亞地區，羅馬人開始把黑膚色視為邪惡的象徵。在天主教聖徒傳中，黑色總是和罪的概念聯繫在一起，撒旦也被普遍想象為一位兇惡恐怖的黑人，這也最終成為魔鬼的標準形象。
此時，北方邊境的衝突更為激烈，一波接一波的遊牧部落向帝國發起了衝擊。戰爭越來越頻繁殘酷，羅馬也不再佔據軍事上的優勢。這一時期官方的戰爭圖像刻意突出了蠻族非人的獸類特徵，把戰敗的野蠻人描繪成人首蛇身之類的怪物。而在更早的圖拉真和奧勒留時期的功勳柱上，羅馬人卻沒有明顯貶損"野蠻人"的跡象。
在羅馬帝國內部，一個新敵人也被創造出來了: 猶太人。特土良在 3 世紀初就宣稱，天主教徒不是羅馬世界的國中國，他們反而是真正的、最優秀的羅馬人。猶太人才是國中國，而且是邪惡的。
古代猶太人定居遺址
從奧古斯丁時代開始，在整個 4 世紀和 5 世紀，天主教的反猶呼聲日益高漲。舊的三分結構"異教徒、猶太人、基督徒"變成了新的三分結構"猶太人、異教徒、異端分子"，基督徒已經融入羅馬國家的正統，新的三類群體都是純正信仰的敵人。經過近兩百年的發展，羅馬形成了天主教信仰、羅馬民族和帝國政治三位一體的"文明世界"概念，被排斥在這個體系之外的都是"野蠻人"。
四、"野蠻"一方的轉換
在西羅馬帝國最後一百年裡，政權岌岌可危，文明/野蠻的天平已經傾向"野蠻人"一方。爭權奪利的羅馬貴族總是更關心政治對手，而不是異族敵人，在皇位爭奪戰中，來自蠻族的將領和士兵往往成了他們的同盟。
在邊境地區，處於守勢的羅馬帝國無法擊退蠻族，只好用定居地來賄賂他們，換取和平。公元 382 年，第一個允許蠻族在帝國境內聚族而居的協議達成，此後便成為通例。到了 450 年左右，西羅馬境內已經形成許多哥特人、汪達爾人、勃艮第人的自治區。
在這樣的形勢下，懷柔政策明顯佔據上風。特米斯丟呼籲政府關心蠻族的生活。他說: "用武力征服蠻族，如果不繼之以仁慈，解決不了任何問題。"蠻族地位的提高不僅因為其政治影響力，也因為與此時的羅馬政權相比，他們的文明程度有後來居上之勢。
5 世紀中葉，馬賽的一位神父寫道，人們"在蠻族中尋求羅馬的仁慈，因為他們已無法忍受羅馬人野蠻的殘酷。" 根據普羅柯比和阿加提阿斯的記述，工匠和"基督教的哲學家"都拋棄了羅馬，遠赴他們心目中的理想之地———波斯。
普里斯庫斯也記載了一位羅馬人背叛羅馬、投奔匈奴王阿提拉的故事。歷史的悖論浮現出來: 羅馬社會在普遍的道德敗壞和精神空虛中沉淪，失去了基督教文明的特徵，變得比所謂的蠻族更野蠻了。
所以，人們寧可在"奴役的表象下做自由人"，也不願在"自由的表象下被奴役"。這一時期的蠻族獲得了道義上的自信，開始反客為主，以羅馬正統自居。哥特人的國王狄奧多里克在給高盧臣民的詔書中，敦促他們"遵守羅馬風俗"，摒棄"蠻族的殘酷"，披上"道義的託加袍"，享受"源遠流長的自由"。
他還聲稱，"信靠法律是人類生活的安慰，是弱者的盾，強者的軛。"西羅馬帝國滅亡後，蠻族在歐洲西部建立了許多王國。羅馬意識( Romanitas) 的國家基礎已不復存在，民族基礎也因為各族雜居而消失，羅馬人/野蠻人的界限日益模糊，"野蠻人"的概念在公元 5 到 7 世紀也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
公元 6 世紀的法蘭克史家格列高利極少用"野蠻人" ( barbarus) 這個詞，更未用於法蘭克人。在他的書中，barbarus 與 pagan( 異教徒) 是同義詞，表明這個詞逐漸獲得了宗教意義。在中世紀前期，由於世俗政權的削弱，天主教教廷的影響力大幅提高，宗教成為歐洲人日常生活的中心。"野蠻人"變成了天主教徒的對立面，與是否出身傳統意義上的蠻族無關，此時的"蠻族"主要由異教徒和基督教內部的異端組成，以前附著於野蠻人身上的道德屬性———諸如兇暴、狡詐、殘忍———也成為新群體的標籤。
barbarus 一詞的貶義逐漸淡化，甚至在敘述本民族皈依基督教之前的歷史時，都可以用這個詞來形容。在許多中世紀文獻中，barbarus 就是基督徒( Christianus) 的反義詞。只有在語言和文學領域，barbarus 仍保留了與羅馬或拉丁語相對立的意思，比如指拉丁語之外的其他語言或者拉丁語中不規範的用法( barbarismus、barbarolexis 之類)。
歐洲人心目中的世界( oikoumene) 圖景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不再是羅馬的文明世界被蠻族包圍，而是一個基督教的地上天國被野蠻的異教徒包圍。 8 到 9 世紀的時候，"羅馬人"( Romani) 、"羅馬共和國"( respublica Romana) 等詞語已經用來指接受天主教權威的人。
這種比喻用法有利於教廷引述羅馬帝國的傳統，作為宗教戰爭的依據。教皇艾德里安一世就曾寫信給查理曼大帝，希望他征服所有的野蠻民族和上帝的一切敵人。後來的神聖羅馬帝國同樣體現了以教會名義重拾羅馬榮光的願望。
五、"野蠻"成為相互抨擊的名詞
中世紀中期，異教徒對歐洲的進攻趨於緩和，歐洲的經濟、政治、文化也發展起來。到了 11世紀，歐洲外部相對安全，內部的異教徒也基本消失，"野蠻人"一詞似乎暫時失去了針對性，但歐洲各地文明程度的欠均衡狀態為它找到了新的使用空間。
歐洲各民族和國家之間開始用"野蠻人"( barbarus) 的稱謂彼此貶低。既然他們都信奉基督教，在這種主導權爭奪戰中，barbarus 在中世紀前期獲得的宗教意味就減弱了，主要表達的是部分歐洲人相對於某些落後地區的優越感。
羅馬教皇烏爾班二世
在 1095 年煽動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著名演說中，教皇烏爾班二世就曾把新近皈依天主教的斯堪的納維亞諸國形容為"野蠻"。下任教皇帕斯查爾二世在勉勵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倫的信中也說，他被派到英國就是"置身蠻族之中"( positus inter barbaros)。
到了中世紀後期，"野蠻人"的宗教意味近於消失，幾乎完全恢復了羅馬帝國接受基督教之前的用法，形容在文化、經濟和道德方面的落後。隨著古典文化的復甦，歐洲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傾向於從心智的角度來定義"野蠻人": 思維幼稚，缺乏邏輯，易受迷惑，不服從法律和理性。
阿爾伯特、聖托馬斯、羅傑·培根等著名人物都持這樣的觀點。在歐洲人的心目中，從 13 世紀開始重新對歐洲構成威脅的亞洲遊牧民族為"野蠻人"提供了最合適的畫像。最被歐洲人仇視的也是對歐洲衝擊最大的蒙古族，遭到了歐洲人結合傳說和聖經進行的系統的妖魔化。
據稱，亞歷山大遠征亞洲時，曾下令在裡海之濱建造了一扇巨大的門，以把可怕的戈格族( Gog) 和馬戈格族( Magog) 擋在歐洲人的文明世界之外。公元 395 年匈奴侵入歐洲造成的巨大恐慌，讓這個說法在地中海地區廣泛流傳。
13 世紀蒙古人的到來再次喚醒了歐洲人的噩夢。學者們稱，蒙古人的名字( Magogoli 或者 Mogoli) 就是從 Gog 和 Magog 演化來的。歐洲人更進一步說，根據聖經《啟示錄》，這些遊牧部落的到來預示著世界末日。13 世紀的英國史家馬修·帕里斯是如此形容蒙古人的: "他們有著可怕的身體、猙獰的面容、狂暴的眼神、猛禽般的臂膀和滴血的牙齒，他們的喉嚨隨時準備啖人肉、飲人血。"
相比之下，雖然基督徒和穆斯林在這一時期多次交戰，歐洲人卻並不把穆斯林稱為野蠻人，這一方面是因為在十字軍東征過程中，歐洲人意識到阿拉伯文明的先進，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們認為伊斯蘭教不是異教，而是一神教內部的一種可憎的異端。
即使偶爾用"野蠻人"形容穆斯林，其含義一般也只是"非基督徒"。直到 1453 年奧斯曼土耳其攻佔並洗劫君士坦丁堡，驚愕的歐洲人才開始用具有傳統含義的"野蠻人"指稱信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強調它的狂暴與兇殘威脅到了整個歐洲的生存。
在歐洲內部，猶太人成為與穆斯林地位相當的敵人。在天主教徒看來，猶太人在基督教文明內部建立了一個危險的國中國。因此整個中世紀，歐洲都瀰漫著濃重的反猶情緒，並伴隨著多輪宗教迫害和大屠殺。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前夕，在教皇烏爾班二世慫恿下，歐洲許多城市都爆發了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天主教徒的邏輯是: 既然我們中間都還生活著上帝最危險的敵人，怎麼能立刻動身去東方拯救聖地? 因此，除掉猶太人是發動聖戰的第一步。在這個意義上，猶太人也被歸為"野蠻人"。
六、"文明"與"野蠻"成為劃分文明優劣性的名詞
文藝復興時期，隨著民族國家意識的興起，歐洲內部對待前基督教時代"野蠻傳統"的態度發生了分化，不再一致把羅馬視為異教時代的文明巔峰。羅馬傳統的讚頌者相信，意大利之所以沒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淪入蠻族之手，並迅速建立了以羅馬為中心的神權體系，應當歸功於羅馬千年文明的遺澤。
匈牙利文化
同時代的鄰國匈牙利之所以在文化、習俗、政治方面都顯出野蠻的痕跡，是因為長期遭受匈奴、阿瓦爾和馬札爾等落後民族佔領。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把人文主義當成了一種民族主義。
和他們崇拜的古羅馬作家一樣，他們也用文明/野蠻的對立來張揚自己強烈的文化自豪感和愛國主義情緒。但丁在給倫巴第人的一封信中，鼓動他們拋下"習得的蠻俗"( coadductam barbariem) ，迴歸與他們的特洛伊和拉丁血統相稱的文明。
然而，北歐的學者對羅馬傳統卻不以為然，他們轉而欣賞自己的蠻族血統。他們覺得，祖先在文學上的遜色不足以遮蔽他們在道德和政治上的優越。日耳曼族的人文主義者雷納努斯就以自己的祖先征服了羅馬為榮。他說，"哥特人、汪達爾人、法蘭克人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荷蘭著名的古典學者伊拉斯謨聲稱，意大利貴族其實是蠻族後裔，"一些學者深信，意大利人的英雄氣概源於哥特人和其他蠻族，那些孱弱矮小的當地居民反而是羅馬人的子孫。"
這些學者雖然也欽佩古典時代和意大利的文學成就，但他們更認同自己祖先雄健陽剛的魄力，甚至好戰尚武、心思單純的特點都成了仰慕的理由。與此同時，歐洲的人文主義者普遍加入了反穆斯林的合唱。
殘忍血腥且非正義的十字軍東征
在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時期，天主教教廷主要是用宗教意識形態煽動反伊斯蘭教的情緒; 這一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則著力恢復古代"文明/野蠻"的二元修辭。他們一方面沿襲了教會的偏見，將穆斯林對手描繪成魔鬼的工具，一方面也從土耳其人遊牧的生活方式論證他們的野蠻出自天性，不可信任。
在如何對待土耳其"野蠻人"的問題上，人文主義者分成了兩派。一派支持聖戰，認為土耳其人是殘暴的野蠻人，一心只想喝基督徒的血; 另一派則反對聖戰，竭力將土耳其納入西方的文化傳統。雙方都以貌似學術的態度討論土耳其人的血統———因為前現代的人普遍相信，血統即天命，會在種族的性格上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這方面的文獻從 14 世紀開始出現，一直持續到16 世紀中葉。以 1453 年為界，此前佔統治地位的觀點是，土耳其人( Turci) 是特洛伊人( Teucri或者 Troiani) 的後代，從而與歐洲人有親緣關係。
但在土耳其滅掉東羅馬帝國之後，強烈的反伊斯蘭情緒使得歐洲人不願接受這樣的說法。15 世紀的新理論認為，土耳其人絕非源於特洛伊人，而是古希臘史家希羅多德提到的斯基泰人的後代，是地道的蠻族。
馬丁·路德就是一個狂熱的反猶分子
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發展並未遏止對猶太人的妖魔化。事實上，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人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屠殺從未停止過。德國宗教改革的領袖馬丁·路德就是狂熱的反猶分子，英國文豪莎士比亞也在《威尼斯商人》中表達了強烈的排猶情緒。無論外部敵人如何變化，猶太人始終被看成歐洲內部的"野蠻人"。
七 、突破"封鎖"
從 17 世紀到 19 世紀，歐洲主要國家陸續完成了政治和經濟的現代轉型。歐洲文明成為世界的強勢文明，在拓展市場和搶佔殖民地的過程中，其他民族都被劃入"野蠻人"範圍。歐洲人在歷史上第一次衝破了"野蠻人"的封鎖，反守為攻，如釋重負。
18 世紀的英國史家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欣慰地宣佈，依靠技術和物質上的優勢，歐洲終於不再受蠻族噩夢的困擾，西方文明終於不再如履薄冰。政治、經濟和科學的全面領先讓歐洲獲得了空前的自信。
"野蠻人"概念從此成為推動"文明世界"向外拓展的利器。總體來說，歐洲現代史上的"野蠻人"概念是羅馬傳統、基督教傳統、啟蒙傳統和殖民傳統的結合。就羅馬傳統而言，"野蠻人"意味著沒有歐洲的文化和社會制度; 就基督教傳統而言，"野蠻人"意味著異教徒; 就啟蒙傳統而言，"野蠻人"意味著缺乏理性和科學精神; 就殖民傳統而言， "野蠻人"意味著沒有白人的血統。
兩千多年間，"野蠻人"概念的主導因素從古希臘的文化變成古羅馬的政治，再從古羅馬的政治變成中世紀的宗教，再從中世紀的宗教變為文藝復興時期的民族，最後變成現代史上的文化、政治、宗教、民族( 種族) 四位一體。
但無論如何演化，其不變的內核仍是民族中心論( ethno- centrism) 。這一點在歐洲文明國家內部的爭鬥中尤為明顯。納粹德國建立的血的宗教( religion of blood) 歸根結底就是民族/種族的宗教，而二戰結束後一位法國史家借古諷今的評論也頗能表明法國憎惡德國的立場: "日耳曼人居住的是一片可怕的土地，他們個性懶惰，不願耕作。他們寧可選擇戰爭，也不願有效率地工作，所以'在飢餓驅使下'，他們總是侵略鄰國。這麼多世紀過去了，無論是希臘的影響還是羅馬的薰陶，都沒讓他們步入文明。"
從"野蠻人"概念在歐洲的演變可以看出，民族中心論是一種極具彈性和適應性、同時又極度頑固的心理傾向和思維模式。它一旦紮根，就可以根據本民族的具體歷史環境吸收一切精神資源，為自己的成長提供"營養"，形成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讓深受其控制的人相信，一切維護這種中心的話語都是合乎理性、甚至合乎天性的。
反過來，構成其對立面的民族無論如何演化，都難以擺脫這種話語強加其上的野蠻標籤。例如，19 世紀德國的猶太人曾以為主動融入現代化進程就可改變自身的地位，卻遭到了德國社會主流兩種看似彼此矛盾的兩套說辭的攻擊。
叔本華和瓦格納等非理性主義者指責猶太人代表了可憎的工具理性，傳統的啟蒙信仰者卻貶斥猶太信仰沒有理性的根基，註定無法融入德意志民族。兩種論調的共同結論是，猶太代表了歷史的落後一面。
不僅如此，民族中心論是一種選擇性失明的信仰，它會自動過濾一切不利於維繫這種人工神話的現實。例如中世紀時，無論是阿拉伯統治下的亞洲，還是摩爾人控制的西班牙，都體現了宗教寬容的精神，與天主教廷的異端迫害形成鮮明對照，阿拉伯帝國的經濟、文化、學術更是欣欣向榮，這些成就卻絲毫沒能動搖歐洲人的優越感。
結語：由於歷史根基深厚，精神資源豐富，又長期處於優勢地位，歐洲人的民族中心意識極難消除。令人欣慰的是，在二戰浩劫和戰後殖民帝國瓦解風潮的影響下，希臘犬儒主義者和開明基督徒播下的世界主義種子終於在歐洲生長起來，至少在知識界，對歐洲中心論的反思已經形成氣候。
一些世界主義的倡導者提出，通過建立更為客觀的歷史學( 時間敘事) 和地理學( 空間敘事) ，盡力消除數千年來遺留下來的偏見和誤解，是走向世界和平的必經之路。只有用差異的思想取代等級的思想，驅逐以民族意識為基礎的"野蠻人"概念，人類才能真正擺脫野蠻，進入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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