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的名声，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差。
一场席卷全国的肺炎，让蝙蝠再次成为人们眼中可怕的病毒源头；然而对蝙蝠而言，这又何尝不是一次无妄之灾。
用人们的玩笑话说：蝙蝠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自己的样子进化得不像个食材，但还是被人拉出来炖了。
在中国文化里，蝙蝠向来以积极的形象出现。因为谐音、文化性格等因素，蝙蝠形象在吉祥装饰纹样中几乎无处不在，人们把蝙蝠当作“福”的象征，视为祈福的第一吉祥物。
以往在年节装饰中常见的蝙蝠，却在这个春节里给生活蒙上了一层恶魔的阴影。长久以来都代表福泽祥瑞的动物，如今成了让人心生恐惧的祸患源头。
几千年的“福”，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祸”。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中国人对蝙蝠不陌生，但真正接触蝙蝠的机会并不多。
蝙蝠平时远离人类，过着自己的生活。它们昼伏夜出，栖息在幽暗隐蔽的洞穴里，与人类的活动空间并无太多交集。
小时候在乡下，夏天傍晚在外面乘凉，夜色渐浓的时候，会看见有蝙蝠飞过。老人之间有离奇的传言：蝙蝠是老鼠吃盐之后变身的。孩子们从课本上得知蝙蝠身上有一种“雷达”，晚上飞得再快也不怕撞到，而且还会捕食蚊虫，对人是有益的……
虽然大家都对这动物感觉奇异，但还是各说各话，任那蝙蝠飞着，也都不慌不忙。蝙蝠只在半空飞过，对人从不招惹。待天黑下来，人们各自回家，灯火之外，谁也不知道那些蝙蝠又在暗夜里来来回回飞了多久。
回想起来，大概几千年来，中国人与蝙蝠就是这样不即不离、相安无事的吧。
在人们眼里，蝙蝠昼伏夜出，习性神秘。若是近看，蝙蝠长相怪异，难免引人厌恶。在西方文化里，蝙蝠常代表着吸血鬼、巫师和邪恶势力，不是不可以理解。
但是中国人对蝙蝠，却分明有另一种认识：
在各种瓷器、漆器、建筑、石雕、家具、刺绣等等造型和纹饰中，我们常用蝙蝠形象表达美好的愿望：两只蝙蝠相对是“双福”，五只蝙蝠围成一圈是“五福捧寿”，万字加蝙蝠是“福寿万代”，蝙蝠倒挂休息有“福到”之意，蝙蝠进家门则是“福临门”的征兆……
“蝠”与“福”谐音，因而蝙蝠成了吉祥符号。同样谐音的佛手、葫芦，也会被当作吉祥图案，但相比起来，还是不如蝙蝠的象征意义来得稳固而主流。
在中国人深层思维里，人与自然万物都是可以和谐相处的，其中当然包括蝙蝠。蝙蝠很神秘，也很特殊，它是唯一能够飞行的哺乳动物。蝙蝠“似鸟似兽”，像龙、麒麟一样，是“多不像”的神奇生灵，似乎天生就容易受到崇尚。
中国人对蝙蝠有一种敬畏，对它的认知则有很大一部分基于联想，比如它长寿、视力好，叫它“仙鼠”等等。在吉祥图案中，常与其搭配出现的桃、鹿、寿字、万字等元素，和蝙蝠本来也无特殊关系。只是，在蝙蝠丑陋的外表下，中国人却能发现“善德之美”，美化出迎合人心的吉利意象。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中国人对自然界的蝙蝠也向来十分友好，不去打扰，不去侵犯它们的栖息环境，更不会去捕杀、食用。
把自然寄寓在文化里，把喜爱安置在敬畏中，中国人曾经如此对待蝙蝠，也本应如此对待自然万物。
直到有一天，当这种关系被打破，释放了令人无法招架的恶魔。
时疫之下，“禁止食用和交易野生动物”的呼声越发高涨。其实，这是不仅仅是医学问题、环保问题、法律问题，也是社会习惯和文化心理问题。
在科学不那么发达、法规不那么健全的时代，中国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文化基因，在潜移默化中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对于大自然，中国传统的“天人观”不去讲征服，而是要让人遵循天道。自然界有它的规则，自然万物之间理想的状态就是相互制衡。一旦人类狂妄到试图插手改变这一切，原先的平衡便岌岌可危，福也便可能成了祸。
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微生物，对于平衡生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对于人类而言，它们却有可能成为恶魔。
蝙蝠体内携带有大量的微生物，这是自然的选择。蝙蝠不主动招惹人类，也像是一种冥冥之中的默契，人本应该为此庆幸。
微生物来到地球上已经超过了34亿年，分布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而现代人类，从农业社会开始算起，至今仅仅1万年。1万年对比34亿年，谁更有资格生存在这个地球上？谁应该对谁的栖息地有更好的尊重？
中国古人虽然没有掌握那么多的科学数据和知识，但他们显然比我们某些人更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并不全是一片静好：从活翠鸟身上拔取羽毛做点翠，从活熊体内提取胆汁制药，用蟒蛇的皮制作二胡琴皮，用虎骨泡酒，用象牙做工艺品……
尽管这些行为没有对人类产生致病的影响，但随着文化观念上的改变，人们也意识到了其中的生态伦理问题，并进行过全社会的反思。生态文明，除了强制性法规，更需要从文化心理上做疏导。
中国各个朝代，都食用野生动物。《周礼》中记载过的野味有“六兽”、“六畜”、“六禽”，包括麋、鹿、熊、野猪、兔、豺、雁、雉等等。不过，古人吃野味基本上只是为了获取蛋白质和脂肪而已，较少强调野生来源的珍贵，或者夸大其美味或效用。可以说，吃野味，在中国从来都算不上什么深刻的文化传统。
当肉食需求不再是吃野味的充分理由，有人就标榜野生动物的药用价值。“进补”潮流逐步走向极端，几乎所有奇花异草、珍禽异兽都可以被视为滋补药品。
现在也有一些吃野生动物的人，不是为了果腹，而是出于恶俗的风气，用野味的稀缺性，满足虚荣心，甚至炫耀特权。食物的背后，其实是社会心理。
禁绝野味，法律只能保住底线。社会文化动因，才是关键的一环。要改变一种行为和观念，无疑要从民俗、生态伦理等文化手段上做根本的改善。
“肉可以吃”，“骨可入药”，“皮毛珍贵”……都是人与动物最原始的关系。人从动物界脱颖而出，是因为我们有不断进步的文化，能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判断和选择。生而为人，在本能之外，我们还背负了更高的道德和文化使命，食用野味这种陋习和低级欲望本应被弃绝。与自然更好地相处，也是在保护人类自己。
古人相信万物有灵，不是因为他们迷信，而是因为他们早就意识到，每一种生灵都可能与人类息息相关。因而在我们的文化理念中，也始终保持着对自然生物的亲近和尊重。唤醒中国文化中合宜的天人观念，重建当代人与自然生物的文化关联，或许可以重新引导人们在当下诠释生态文明。
最近央视主持人董卿在一次点评中，从人和熊的对立关系出发，引申到平衡关系，最后说出了一句令人感慨的话：
“枪响之后，没有赢家。” 其实，枪在人手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最终取决于人。
现在再回到乡下，也很难看到蝙蝠的影子了。人类在一步步扩大着自己的活动范围，野生动物在不断退让。当缓冲区越来越脆弱，我们也越来越接近危险。
不要等到灾难来临的时候，才意识到人类的渺小。平衡，是万物之间最理想的状态。我们要做的，无非是寻回对自然的敬畏、对生灵的尊重，以及人与自然的平衡。
今天的蝙蝠，是福，还是祸？答案还在人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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