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祁见祐

（竹书纪年）和（史记）都存在被儒家篡编的问题。关于上古历史的真谛，只能从做过周朝管理整理上古历史文献守藏史的老子李耳在古稀之年、晚年著作的五千言的（道德经）中来悟得。从（道德经）的内容上就能来知道，老子著作（道德经）的时期是在孔丘重新篡编了上古历史（春秋）四书五经之后。（竹书纪年）与（史记），都是儒家抹杀掉了“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以前的“道可道；冥可冥”上古历史，而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盘古开天辟地大禹治水的夏朝开始的。至于（山海经）结尾：“洪水滔天……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洲”的上古帝，風姓女娲居上座的母统母系久久女儿红堂虞天朝历史，不适合用来鼓吹“天尊地卑，男尊女卑”儒家学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祭祀不辍”！“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专气致柔能婴儿？涤除玄览能无疵？爱民治国能无知？天门开阖能无雌？“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总之，万年黑，千年白的天朝华下大中华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到无极（太阳）！

盖天宣夜说

《竹书纪年》的横空出世，彻底颠覆了儒家所推崇的明君帝舜和忠臣伊尹的形象，那么，《史记》真的欺骗了我们吗？

01 《竹书》的来源

《竹书纪年》是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一个盗墓贼在偷盗汲郡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的一座战国墓时，无意中找到了许多竹简，扔得满地都是。

村民发现后，报告官府，这才出土了大批古书，《竹书纪年》便是其中之一。后来经过分析，才知道它为春秋晋国史官和战国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02 《竹书》的内容和版本

《竹书纪年》内容非常简单，与《史记》无法相比，而且大部分内容相同。但是，就是这本简史却震撼了世人的心。

《竹书》的一些内容彻底颠覆了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形象，如舜囚尧、启杀益，伊尹放逐商王太甲等等。

可是《竹书》又分古本和今本两种，而上面的很多毁三观的真相有可能出自后人之手。

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出土的古本总共十三篇，按年编次，包括夏、商、周三代，然后是晋国、魏国。平王东迁后以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以魏国纪年，到魏襄王20年为止。

03 《竹书》为何在宋代亡佚？

《竹书》后来在宋代亡佚，因为那时儒学为正统国学。《竹书》被视为异端邪说，必然要被毁掉。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 为什么会如此？

1）国君禅让

儒家所称颂的禅让是礼治的典范，在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竹书》却直接将它全面推翻，指出根本没有禅让，而是抢夺。这段记录当然来自《竹书》今本，因为《竹书》古本从夏朝开始。

2）忠臣辅政

商朝的开国功臣伊尹，在儒家古籍里作为忠臣的表率，匡正幼主。因为太甲不守王道，被伊尹关在桐宫，后改邪归正，伊尹又把他迎回都城。

而《竹书》的记载却截然相反，伊尹放逐太甲自立，太甲两年后从桐宫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却不计前嫌宽宏大量地对待伊尹的两个儿子。

一个是忠臣匡扶国君；一个是佞臣篡位，国君忍辱负重，夺回宝座，却善待其后人。两种不同的说法让世人大跌眼镜。孰真孰假？真的无法辨认。

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种说法的背后，是对儒道所推崇的仁政和礼治的挑战。无论是今本对禅让的颠覆，还是古本对伊尹忠臣形象的摧毁，将帝舜和伊尹一君一臣的儒家典范人物彻底否定。

而《竹书》想传达的是儒家那样的仁政根本不存在，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一种手段罢了。

04 就这两件事，我对《竹书》还是存疑的。

1）禅让的记载来自《竹书》今本，后人为何要伪造这段文字？

首先，如此而为是为了和夏代的伊尹相呼应吗？为了告诉世人，既没有那么心胸宽广的仁君，更没有那么忠心的贤臣。

其次，五帝以身作则，常常身先士卒，他们废了那么大心思夺来的帝位，就为了去带头吃苦吗？这点我始终不敢苟同。

2）如果伊尹非贤臣，儒家完全可以以周公为忠臣的典范人物，将伊尹从儒家书籍中抹掉即可，何必大费周章给他人留下把柄？

而《竹书》关于周公的记载与其他儒家经典如出一辙，儒家为何要冒这个险？

另外，我发现《史记》有许多记载与《左传》有明显的出入，但却与《竹书》却意外吻合。所以，我个人认为司马迁可能看过或者参考过这些国家的史书，他根据手上的史料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即《史记》中的描述。可惜，后人意外获得了那段资料，便如获至宝，宣告天下，将其观点全部否认。

结语：

《竹书》和《史记》对了解先秦的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于对儒家所推崇的仁政礼治的态度。

《竹书》颠覆了明君舜禹和忠臣伊尹的典范形象，动摇了儒家伦理道德体系。

但是，我想问的是，为何《今本》要通过造假来否定禅让制度？为何儒家不以《竹书》认同的周公作为忠臣的楷模，而偏偏要费尽心思去包装一个“篡权”的伊尹？

读春秋思无忌

整体而言，我更相信《竹书纪年》。但对于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而论。

《史记》一直被作为正史，其历史定位毋庸怀疑，但具体到一个具体的历史史料，就不可能绝对是真实的。

《竹书纪年》面世之后，所记载的许多史料与《史记》是很符合的。有力的佐证了《史记》的可信度。但也有一些史料与《史记》不同，而且截然相反。

对于这些不同的地方，大多数内容，我的观点认为《竹书纪年》更可信一些，但不是绝对的，有些地方则不如《史记》可信。

现存的《竹书纪年》有两个版本，分“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6年），有较为完整的体例。《竹书纪年》在宋代曾经亡佚过，这绝非偶然。

一般的推论，年代久远，无规整是一种自然状态，规整反倒是不自然；如果起事年代与终止年代有一处不同更符合自然状态，同时不符就显得不自然。

儒学一向被看作是国学，《竹书纪年》那些与《史记》不符的地方，彻底颠覆了思想学术界，被宋代崇尚儒学的理学家们看作是异端邪说，并不奇怪，无端消亡也就是自然地事。

等到“今本”再度面世的时候，就面目全非。其中的猫腻不言自明，这个就不去细说了。“今本”作为参考是可以的，就不以此说事了。

只说一点，“今本”与《史记》不同的地方，我宁愿相信《史记》。

就依照“古本”说一下与《史记》的不同之处。

“古本“《竹书纪年》共有十三篇（有说是十二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从时间节点上看，这正是中国断代史最珍贵的史料。是目前为止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

大家清楚，孔子编纂春秋，已经对上古史料进行了一次清洗，始皇的焚书坑儒，又把六国的史料全部销毁，致使今天看到的史料，都是已经经过洗白、过滤、筛选。

《竹书》没有经过孔子的修订，也就躲过了秦火这一劫。

因此，《竹书纪年》这些原汁原味的史料更值得采信。但不可就此说《史记》所采用的的史料就是造假，起码是不全面、完整。

具体看一下，二者不同之处的历史记载。

尧舜禹禅让这是在人们脑海里根深蒂固的理念，是儒家一直推崇的理想。

但《竹书纪年》在《五帝纪》中记载：

联想到，圣人周公旦流放成王的事，何其相似者也。

再联想一下历代历史上的老年政治，很多的帝王，在主政前期都是很有作为，但到了晚年荒淫无道，特别是在继承人问题上犯浑。

由此可知，《竹书纪年》更符合一般的历史规律。

相信《竹书》的记载，但并不能否定尧舜的伟大，圣人也是人，也会犯错。

同样的道理，孔子也会犯错。他也会说假话，把那些他不想看到的东西删除，也是很可能的。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诗经》流传到孔子的时候，本来还有三千多首，孔子做了大量的删减，仅仅保留了305篇。恐怕孔子删除的不仅仅是不符合韵律的那部分吧。

由此推论，孔子对留世的史料，做过手脚也不足为奇。

类似的情况，“太康失国”，“周幽王之后两王并立”等等，这是完全可能的事。

就因为不符合推崇仁德，教化社会的需要，做一些必要的修改，这是不是很可能的事哪？

从后世几千年的历史来看，这些记载更符合一般的历史规律。

像这些史实，我更相信《竹书纪年》。

再如《竹书纪年》中《周纪》记载的“共和行政”，与《史记》不同。

按照史记的记载，共和行政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之后，周公、召公二相共同执政。而《周纪》则说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诸侯国共国伯，名字叫和，摄行君位。这是不是更符合“共和行政”的说法哪？

把周公、召公共同执政，称作“共和行政”，今天看来是很穿越，但《史记》记载的，也差不了多少年间。

但我还是相信《竹书纪年》。

《殷纪》记载的第一贤相伊尹的形象与《史记》相差很大，记载伊尹流放太甲而称王，结果被太甲潜逃回来杀害。幼主被大臣欺压流放，这似乎是更符合历史真相。

但对不同地区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破译，发现整个商代伊尹都是师权的象征，地位尊崇，而且有伊尹放逐与迎回太甲的记载。

对于伊尹的史料，我更相信《史记》。这可以参考周公流放成王的故事。

豹眼看历史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编著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史记》则是汉朝司马迁编著，以儒家为指导思想的一部纪传体史书。两部史书对于“尧舜禹禅让”和商朝伊尹有很大的不同，那么究竟哪部史书记载更接近真相？个人认为《竹书纪年》的记载更接近真相也更客观。

1.从《竹书纪年》的两次失散看，极可能是统治者故意销毁不利于统治的文献

《竹书纪年》分为今本和古本，在今本的记载中，尧舜禹并非禅让而是被继任者篡权囚禁，伊尹也不是贤相，而是流放太甲意图篡位。不少人以今本是《竹书纪年》失落后重新编撰的版本反驳其真实性，但我认为恰恰是两次散落，证明这两段记载的真实。

《竹书纪年》的第一次散落，发生在汉朝，我们都知道司马迁编撰《史记》时，参考了很多春秋战国的史料，为什么偏偏《竹书纪年》没有被提及？再看看《竹书纪年》失落的时代背景，恰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间，儒家倡导的仁政爱民和后来董仲舒提出的君权神授，都和《竹书纪年》大为冲突，所以《竹书纪年》的散落，绝不是巧合，而是有意为之，不然儒家的思想该如何推行？

《竹书纪年》的第二次散落，发生在宋代，宋代虽然积弱，但却是封建历史上少有的政权平稳过渡的朝代，核心就在于“重文抑武”，大兴儒家思想，社会主要的思潮不允许夺权篡位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竹书纪年》这么重要的研究资料，应该被宋代史学家和统治者好好收藏，怎么偏偏就昙花一现从此失落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竹书纪年》的记载颠覆了儒家思想主导的仁义道德，真实残酷的揭示了政治斗争的真相，所以必须被毁掉。

两次的散落，一次出现在“独尊儒术”的背景下，一次在重文抑武的宋朝，这真的是巧合吗？

2.从“尧舜禹禅让”，“伊尹流放太甲”的历史背景分析，权力交替从不光鲜

读《史记》我们发现，除了尧舜禹的上古传说，之后秦汉以后再无主动禅让的情况，二十四史里日后记载的禅让，无一不是被迫的选择和走走流程的表面把戏。如汉献帝禅让，魏晋的交替，北周禅让杨坚，无一例外。

那么问题来了，儒家思想的仁义道德的概念是春秋孔子首次提出来，之后不断被完善，怎么经过这么久的儒家思想教育统治阶级都没人主动禅让，夏商周之前的部落制度居然会有“禅让”这一说？

参考部落制度的生存方式，部落最为强壮的人作为首领，和我们熟知的动物界“族群”生存方式十分类似，我们知道一个族群的前首领被新首领打败后是要自己离开族群独自生活的，《史记》只简单描述了禅让，但是禅让之后上一任首领结局如何，在何处落脚，后代情况怎么样都没有记载，这不很奇怪嘛？相反《竹书纪年》很好的解释了这个问题。

商朝是一个奴隶制社会，国君就是最大的奴隶主，其次是按照贵族的等级划分利益，先不去猜测伊尹的品格问题，只说伊尹如果真的是自愿迎接太甲回国，那么伊尹所在利益集团的利益怎么平衡？商朝也不是太甲一位继承人，为什么不可以另选人继承王位？流放太甲伊尹真的不怕太甲秋后算账清洗自己和家族嘛？

所以《史记》关于伊尹的描述更可能是儒家学派的“臆想”，这个人物的塑造极有可能借鉴了西周的“周公辅政”。同时司马迁在《史记》中每篇都有“太史公曰”，不少纪传中也有部分主观情绪用词，从立场决定观点的角度，《史记》的立场明显不如《竹书纪年》客观。

3.从史官的角度分析两部历史真实性

首先《竹书纪年》的编撰史官是春秋和战国时期人物，这时候属于百家争鸣的萌芽时期，在多学派思想的时代背景下，更容易客观的对史实记载，而司马迁经过了儒家思想的灌输，潜意识认同儒家思想。

其次春秋战国诸侯混战，诸侯国统治者对史书和官员还有百姓的控制绝没有汉朝强，司马迁“因言获罪”就被处于宫刑，那么他的《史记》会不会随着中央集权的加深而被后世略做修改甚至对君权有一定的美化？我认为非常值得怀疑和探讨。

4.《竹书纪年》内容和商朝甲骨文记载惊人一致

在已经出土的并且破解的商朝甲骨文中，所记载的商朝世系年代和《竹书纪年》相同，和其它43家史书包括《史记》在内记载都不同。

第二在甲骨文记载的关于夏商两朝的帝王称谓，和《竹书纪年》相同，如“中宗祖乙”，《史记》的记载则不同。

总结：从立场、历史背景、已证史实等多角度来看，《竹书纪年》的历史真实性大于《史记》

毫无疑问，司马迁的《史记》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参考素材，《竹书纪年》和《史记》在多个历史事件人物的记载都大致相同，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对儒家思想的否定的这一部分，所以《竹书纪年》可能更加客观的记载了上古时期的事实，而不是被“装扮后的小姑娘”。

那么，颠覆儒家仁义道德的《竹书纪年》和仁义为核心的《史记》，你认为哪个更真实呢？

历史密探零零壹

这个问题有点问得过于简单了，《竹书纪年》虽然是战国时期的作品，而《史记》是西汉时期的作品，但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说因为前者年代更早所以更可信这样的结论。

就整个历史呈现和描述而言，《史记》不仅无疑更完整宏大，而且脉络清晰，其所依据的史料记载今天的学者也大多能进行研究考释——比如《五帝本纪》很大部分是来自于战国时期的史料《世本》。

而《竹书纪年》其用帝王编年的方式所记载的很多内容，究竟源自和依据那些史料，我们今天还不可得而知。其记载也确实和《史记》有很多区别，比如关于尧禅让舜的记载，《竹书纪年》就写成了舜囚禁尧。哪个更可信，这个留给历史学家做进一步考证。

但历史的可信与否，有时候不是简单的事实还原——实际上也几乎不可能还原，而是找出一种历史脉络。比如《史记》为何要美化尧舜，我们今天可以找出脉络，是和儒家对典籍的重新整理和再阐释有很大关系了，而且这种美化也确实影响了中国其后数千年的文化思想和历史发展，那你能简单地说这种尧禅让舜的记载不可信没意义吗？

况且，今天我们看到的《竹书纪年》已经经历过佚散，而后又在宋朝重新收集整理，其可信度和史料价值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综上，今天的历史学已经不是简单的去对比哪个更事实——这个实际上也很难简单对比，而是更多地关注这个史料为何这样记载，以及其有怎样的价值和影响。《竹书纪年》是很有研究和参考价值的史料，但是《史记》。。。其价值和影响，我想我几乎不用多说了——甚至我都找不到言语形容了。

回答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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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家学

首先，先介绍一下两本书的基本情况。

《史记》就不用多说了，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竹书记年》相传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记载自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在晋武帝太康二年，不准（音Fǒu Biāo）的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比当时通用的文字还要古的战国文字，或说"蝌蚪文"，或说"古文"，或说"小篆"，不一而足）记载，史称"汲冢书"。其中有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史书十三篇，晋人初名之"纪年"（又称"汲冢纪年"）。

《竹书记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即晋人荀勗﹑和峤考订释义的"初释本" ，卫恒、束皙考正整理的"考正本"。至宋明时期的"今本"和清代的"古本"，在初释本、考正本也渐渐散佚后，今本被清儒斥为伪书。现今较为精准的是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由于《竹书记年》记载先秦时期的历史，与传统正史记载多有不同，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相类，所以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皆在古代经史之上。但由于其所记载的内容冲破了儒家古代历史体系，完整本又在在宋代进一步亡失，导致后代的疑古派和古史辨派怀疑其真实性，更有甚者甚至怀疑《竹书》为伪书。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纪年》亡失原因："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

其次，根据考古发现和科学解释，似乎《竹书纪年》比《史记》可信度高。

1、关于商代：《殷本纪》说商代三十一王，而《纪年》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殷墟甲骨文证明商代确系二十九王；《殷本纪》认为中宗是太戊，而《纪年》以为中宗为祖乙，与殷墟甲骨文发现的“中宗祖乙” 的称谓却完全相合；《殷本纪》以为盘庚自河北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至帝乙时才迁都今之殷墟，而《纪年》以为自盘庚到帝辛均居殷，“更不徙都”。殷墟甲骨文证明武丁、祖庚、祖甲、禀辛、康丁等确在殷墟，并不在河南的所谓汤之故居；又如《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无“王亥”之名，而《纪年》载：“殷王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对此，王国维说：“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却非虚构。”

2、关于战国年代的记载：《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桓公午的在位年数，《史记》的《六国年表》和《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而《纪年》作十八年，《陈侯午敦》的铭文记载陈侯午十四年的事，郭沫若曾据此断言：“有本铭之‘十又四年’，足证《纪年》为是，而《史记》实非。”

诸如此类，《纪年》还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但经过出土文物的核实后比较接近史实。

再次《竹书纪年》与《史记》记载迥异之处，乃至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史学观，长久被儒家学派斥为异端邪说，导致《纪年》长久不为世人所知，逐至遗失，需要后世的史学家费大力气去考证才得以略窥全貌。

目前双方的主要冲突表现在“禅让制”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远古尧舜盛世上：

1、尧是禅让，还是舜夺尧位。《纪年》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 三条记载，脉络非常清晰。《韩非子·说疑》更是一言以蔽之："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2、益和启谁夺王位。传统儒家的孟子说法是禹禅让给益，启不服气，益控制不了局面就避位，启当权建立夏。《纪年》说“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后，“益干启位，启杀之。” 真相是禹没有正式的传位给益，夏部落中作为禹助手和东夷部势力代表的益自立并打算逮捕启，启发动支党和益对战。启益战争几乎是朱舜战争的翻版，区别是最后由于禹的声望取得的支持，39岁正值盛年的启战而胜之，杀死益称王。

3、伊尹辅佐大甲，还是自立为王。《纪年》载“伊尹夺大甲王位，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不过，《纪年》关于伊尹与大甲关系的记载，令人生疑。如果伊尹夺位，流放大甲，大甲潜出后又杀了伊尹，那么，根据甲骨文和历史文献记载，历代商王皆隆重祭祀伊尹就说不通了。若是幼主被大臣流放欺压，似乎更符合历史的真相。当然，究竟如何，还要加以考究。

……

最后，综上所述，从总体看，《纪年》在某些方面的历史记载，比《史记》可信度高。一来春秋笔法误人，儒家所谓"为圣者讳"，"为尊者讳"，"一字褒贬"等等手法为后世史学家所法，历史的真相也在这些史学家橡皮泥式的笔法中变得面目全非；二来《史记》的成书时代较晚，虽然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精神不下于古史官，但限于材料来源和个人价值偏好，追述先秦历史必会有失实之处。

启良先生在《中国文明史》中写道：在人类的政治史上，如此美好的“禅让”不能不让人醉心。特别在奉行家天下的古代中国，此种政权更迭的模式更具有道德上的魅力。历代儒生对此津津乐道，原因也就在于试图以此模式规范王朝政治，并以尧、舜、禹的人格引导君王们厉行德治。

事实上，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竹书纪年》更加贴近人性，人类绝对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由血腥走向儒雅，所以在先秦时代，黑暗，血腥，刀光剑影之间的残酷斗争，你死我活的以命相博，才应该是主旋律。

明德书院

历史的真相大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况且上古史料不多，誰也说不清楚孰是孰非，窃以为史记的可信度高些，因为作者是世袭史官，他是根据当时大量的史料和民间传说加以筛选甄别而写成的，不要因巜竹书纪年》的出现而否定其价值，竹书来源复杂，出于何人之手，无从追踪，权作野史看待，我们要相信国家朝廷编纂的正史，如果这样怀疑这怀疑那就乱套了，西方国家从来没有质疑过自己的历史，上千年的历史我们只能信其有！

邦训

一阴一阳之谓道。曾师讲出了个大圣人你就知道也出了个大坏蛋，没什么值得高兴的。出了个司马迁的史记。肯定也会有像《竹书纪年》这种存在，至于真不真假不假没人知道，这世上东西不真不假。实不实才是值得推敲的。﹉有人捧肯定有人不捧，﹉就像你用那套的时候觉得有用，你不用就一文不值。这种书的存在，也给现代人不要脸找到更好的借口理由而已

朱哥哥zyx

竹书更可信，不过自宋后就消失了。现在看到的只是明清时代人写的翻版，不可信

汤姆打杰瑞

相比之下《竹书纪年》的可信度高，而《史记》可信度低，司马迁儒家思想太重，粉饰正统。

關鍵字: 文化 上古 道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