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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此次新型肺炎疫情的爆发，疫病这一在历史上时时显现，甚至影响历史进程的存在，也不时搅动着人们的心绪。2020的庚子新春，也与之前的数个庚子年一样，染上了令人担忧的底色。
对于已渐成中坚的90后与初登舞台的00后而言，前一次的非典疫情，尚属年幼之时所历之事；虽有耳闻目睹，但彼时毕竟心智尚未成熟，并无能力站在台前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非典时期的故事，恐怕也是追忆感怀多于亲历的危惧。时至今日，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引致了谣言与要闻齐飞的广阔现象，触手可及的信息与其间一时无从确证的真伪一道，在其中酝酿出群体性的焦虑情感。
其间，有湖北以外的晚辈对于长辈甚或父母“不听劝阻，不戴口罩“的焦虑，也有朋友圈内部分群众缺乏防护知识，而求助于”吸烟喝酒防新冠“的谣言的焦虑。各个年龄，各个阶层，都无不浸泡于各自的焦虑甚至恐慌之中——虽则所虑之事各有不同，而各怀忧虑这一事实总是相类的。
在这纷乱之中，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流言和《叫魂》一书描述的群体性恐慌，常常被放在现实的情景之中加以审视。在本文中，笔者无意详细分析此中的异同；但在这特殊时期的众生相中，同辈之人年前于社交平台上常常发出的“长辈不听劝，不肯戴口罩“的感慨，也足以作为优秀的田野调查样本，为我们展现出”网络世代“观念的一角，以及这一观念向外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的思想影响。毕竟，盲目将评价性的语句归诸某一年龄段之人的行为并无实际效用，情绪化的表达也并不能够对观念的转变产生实际助益。而对现状背后重要因素的分析与溯源，才是对明晰实际情形的有力辅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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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虽然在基础教育阶段已经被大家记忆得稔熟，但其内涵未必总能在实践中被认识到。只要不将“经济基础”一句做过于狭窄的理解，正视经济、文化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归于实践之中，是总能够看到点现实世界运动的轨迹的。 朋友圈内的代际差异——即“朋友圈内老少两代在信息接触、处理、反应上的重要区别”——也无出其右，在接下来的讨论内，我们也将看到，经济发展周期对创新的影响是如何经由商业市场而渗入到个人生活，进而对个人的观念产生深重影响的。
“人生发财靠康波”这句话，近来已经逐渐走出券商的研报，为在已经不再平稳如昔的经济浪潮中浮沉的“改开”后一代人，提供着某种建议与警示。尽管此句话的提出者本人所做的预测并未按期实现，却也无改此句话在新常态下被人们用于自我调适的频繁度。
所谓“康波”，就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即经济波动的长周期，一般在40到60年。一个康波，就是GDP在40-60年内的一整个包括上升和下降的周期。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康波的上升和下降，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创新；这一理论也和经济学内索洛增长模型做出的判断相合。如果在人生的重要领域遇到了康波的增长周期，搭上了新一轮创新的积聚与发展阶段，经济状况好一些，那么人生相对就会容易一点；如果不幸遇到了康波的拐点，基础创新带来的红利基本消耗殆尽，在经济停滞或下行的阶段内遇上了人生的重要抉择，那么可以腾挪机动的空间就小了很多。
人一生的重要抉择大抵是集聚在一定时间内的，鉴于康波不是一个接着一个，而可能穿插出现的特性，一个人可以利用的康波上升周期大概是两到三个；错过了，自我实现的概率就降低很多。这就是在“历史进程”的基础上，“个人选择”所起到的作用。
理解了创新对于康波的重要性，就能够理解国家在包括“强基计划”的诸多行动中，体现出的对基础科学的重视程度；因为创新的大量增长，都是在基础创新完成的基础上逐渐达成的；增强对于基础科学的重视与投入，就增大了创造新一个康波周期的可能性。由国家入手，寻觅新的经济增长点，争取开创新一波的周期，无疑是对民众未来增添的一重长久保障。理解了创新、经济增长与康波之间的关系，再回头来看中央的一些政策布局，就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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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可能有读者会问了，“康波和朋友圈里面的个人想法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就不得不讨论到我国的实际情况了。从全球来看，离我们比较近的康波有两波；一波是第四波康波，始于二战以后，其间代表性的创新是航空、航天、电脑等技术；另一波是第五波，在第四波尚未结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其间具有代表性创新的是互联网技术的大规模运用。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有一些熟悉之感？没错，支撑后一波康波的创新，正是当下年轻一代及其部分父辈所熟悉并赖以为生的创新。不同的创新形态，在影响到该时代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同样会影响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因素，经由人群的交游、经由艺术创作者之手，在所处的时代内留下清晰的印记。若有喜欢“考古”的朋友，去寻一寻漫威的老漫画，翻一翻旧有的科幻小说的插画，就能看到工业科技为基础的第四波康波塑造而成的独特美学风格，寻找到那些基于工业机械美学的独特元素。
同时，人都是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的。人的行为与认知模式，均受到已有路径的深刻影响。鉴于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逐步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原因，第五波康波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时间，实际上相较于全球的时点晚了十余年。也就是说，认知过程受到电脑与网络影响较深的那一批国民，刚好与“90后”的认知形成过程良好契合。因而，虽然70后、80后与90后都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逐步实现了对互联网的接触，但由于认知形成过程中路径依赖的缘故，90后的思维相对而言就更加清晰地呈现出彼时互联网时代的部分特征：自由化、多元化、个人化。事实上，时至今日，互联网在作为传统媒体发声渠道的延伸之外，还同样成为了个人思想表达与声音传达的重要阵地，大大丰富了群众的交流途径。
回到本次疫情当中，在疫情发展的早期阶段，鉴于时近春节的早期考虑，电视实际上并未成为信息传递的主要渠道。不论是相关信息的播送频率上，还是单位时间传达的信息量上，电视都很难与网络终端相媲美。
可以印证这一元素的现象是，随着电视逐步加强了对疫情的重视程度，提高了播送频率，戴口罩和减少聚会的行为才逐步扩展到原先拒绝“戴口罩”的远离疫区的老年人中。“戴不戴口罩，进不进行聚会”，尽管与“戴口罩”等行为的社会含义相关，但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人对疫情危险性的判断。若是信息来源仅限于电视、报纸，或者仅仅将电视报纸作为权威信息的来源，则误判危险程度的概率就很高；如果接触到互联网上的诸多信息，但认知模式仍停留在旧时信息有限、发布信息者皆权威的状况下，则易于陷入夸大或者虚饰的谣言之中。
而对于在互联网信息中形成了认知模式构造的人而言，熟悉了信息来源多样化、信息量大、真伪并存的特点，并将其内化于认知模式的人，发现足够信息，得到准确判断的概率就更大。基于现实原因，这一群体中90后乃至00后的比率会高一些；在疫情发展的前期，对疫情严重程度的较高了解，就因而体现为“戴口罩”这一行为。故而，疫情前期年轻人“劝长辈戴口罩无效”之类的抱怨，就表述的多一些，在朋友圈等社交网络上的表达也丰富一些。涓滴碎语汇成溪流，便成了我们所见的担忧、焦虑情绪的集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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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是本文仅仅止于“90后在成长认知的过程中恰好契合了以互联网创新为基础的第五波康波，部分70后80后也对互联网有所接触；人生中不同的康波周期影响了对信道（即信息获取与传播途径）的选择，对信道的依赖影响了信息获取与处理的能力”，那所得难免过于狭隘。信息的获取固然和成长中的影响认知的历史进程相关，也同样和个人因历史境况而抱有的态度相关。
对于1980年后生人，尤其是1990年后生人而言，随着国家的经济逐步走上正轨，其所能够享受到的资源日渐丰足，但与之相伴的，是集体生活话语在生命中的逐渐消减，与市场竞争的逐步激烈；特别是对90后而言，在成长的过程中，相较于集体主义话语居于优位的父辈们，他们往往更熟悉个人主义的竞争化的语词——从教育阶段的“分数竞争”，到就业之后的“市场竞争”。竞争越激烈，个人越孤独，便往往愿意寻求个人的表达，经由相异观点中觅得的合唱，在共同体中寻求自我存在的慰藉。从“自由或共同体”到“自由与共同体”的转变，即是如此。
对于90后及00后而言，“集体主义”之观念并不总是缺位，但其形成过程与其父辈则迥然不同——其父辈在集体主义的思潮下长大，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构建了与集体分离的“自我”的存在；90后的集体主义，则往往是在个人主义形成之后，基于对国家、对民族的自豪感，经由个人选择而产生的。
尽管不同年龄段的人最终都实现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平衡，面临的实际境况则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个人在不同主义之间宣示何者的决定。随着“享受过计划经济的保障，又拥有了自主选择的自由”时代的逝去，90后既已身处于一个包含着矛盾的境况中——市场经济下以个人主义为本位产生的竞争关系，令人倾向于在无意识间放大自我个体的存在；而激烈的竞争与未来的忧虑催生的孤独，也令人倾向于寻找共同发声的“共同体”。
基于信息梳理习惯和共同知识的代际群体，无疑是最具符号化，也最易辨识的共同身份之一。互联网为主的信道依赖、对疫情的焦虑、无意识间对自我存在的宣示和对共同体的寻求，和对家人的担忧一道，构成了汇集为一的“长辈不听劝，不肯戴口罩”的回响。
当然，网络空间的表达并非完全反映现实，焦虑的回响也终究不能代表全体青年在疫情前的意见表态和生活经历。随着疫情相关消息科普的进展，电视、报纸等媒体宣传频率的提高，朋友圈相关消息的接力提醒，重视防护的思维已逐渐铺开，戴口罩的意识也逐渐普遍，“长辈不肯戴口罩”的焦虑发言也随之不见。
网络时代的热点来来往往，一时喧嚷过后的忘却无痕也并不鲜见。尽管朋友圈里面的焦虑思潮终将随风而逝，关于肺炎疫情的记忆却将随之铭刻入中华儿女的心中。“前事易忘，流光迅往”，除了为湖北同胞与各地医护人员们加油努力的情感外，在微痕之间寻觅事件的源踪，也同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与铭记这一风波。“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疫情当前，不论生于何年，身处何地，不同的人们，都怀着同样的祈愿，跨越了一年的结末。面对新世情的90后、00后，关于如何平衡集体主义价值与个人主义价值之间的关系，已经逐步做出了自己的回答；面对未来，出生于各个不同时段的群体，达致鲁迅先生在《这也是生活》中所言的“我存在着，我在生活……”和“无数的人们，都和我相关”这两种不同态度的平衡，仍然有待我们的实践。
前路未已，整装再行；时艰当渡，来日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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