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唐朝眾所周知，皇帝和朝廷的權威在安史之亂後一度十分衰落，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由安史餘黨搖身一變的河朔藩鎮如田承嗣等人立足於藩鎮割據，敢於向皇權發起挑戰。
但一個多世紀的藩鎮歷史並沒有顛覆唐朝中央集權的統治，因為他們的挑戰主要在於維護自身的權力和河北的自治，並未對皇權造成直接威脅。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事實上，在當時位居武將之首、被後世譽為人臣典範的郭子儀才是這一時期皇權的真正威脅之所在。
郭子儀（697—781）歷任玄、肅、代、德四朝，是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亂的元勳。代宗將女兒昇平公主嫁給了郭子儀第六子郭曖，兩人因此而成為親家。在德宗朝，郭子儀更憑藉四朝元老的身份被德宗尊為“尚父”。
在郭子儀身後，唐代史官也給予他大概是作為人臣所能得到的最高評價，即“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立下拯救唐王朝的巨大功勳而又能恪守為臣之道並得以終身享受榮華富貴，這一切自然使得郭子儀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完美無缺的人臣典範。
然而歷史上真實的郭子儀真的是如此嗎？顯然大眾沒有把他們作為當時帝國朝堂之上的政治家的身份考慮進來。我們不妨看看史料是怎麼記載的。
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罵公主：“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公主恚啼，奔車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實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豈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還。尚父拘曖，自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諺雲：‘不痴不聾，不作阿家阿翁。’小兒女子閨幃之言，大臣安用聽？”錫賚以遣之，尚父杖曖數十而已。”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也採用了這段記述，證明這個故事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反映出唐人對代宗與郭子儀關係的認知，對於我們重審這種君臣關係的性質頗具價值。
如果我們孤立地看上面這個故事，則它的主要意圖不過是告訴我們，在聽到了郭曖的大逆之言後，代宗不僅沒有深究其罪，反而對前來請罪的郭子儀父子安慰有加，甚至還給予賞賜，充分體現出一種極為難得的寬大胸懷。
可是，人們似乎往往忽略了代宗對女兒講出的“汝不知他父實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豈汝家有也”之語，這句極為沉重的話說明代宗對郭子儀的強勢地位有著清醒的認識，而說完之後的“因泣下”則更加形象地體現出代宗對郭子儀強勢地位的極度擔憂。這就說明前面所引用的史官對郭子儀的大段讚美褒獎之語有可能只是一種溢美之詞。
顯然歷史上的郭子儀並不是史家所說的那樣“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其實從聲威最盛之時的郭子儀與皇帝之間的君臣關係之中就可看出端倪。
歷史上層出不窮的權力鬥爭早已告訴我們，一個權傾天下、功蓋一代的大臣很難不引起君主的猜忌，所謂功高震主、尾大不掉，都是對君弱臣強的政治格局的真實寫照。
安史之亂以後的唐王朝，就是在這種皇權衰落的政治格局中開始重建的。武臣恃寵而驕的情形十分普遍，即便是郭子儀也未例外。
至德元載（756）九月，廣平王李俶（即代宗）被肅宗任命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也正是從這時起，二人正是具有了上下級的關係。當時郭子儀作為關內、河東副元帥與廣平王率軍收復長安，以收復兩京為李俶在乾元元年（758）三月被立為太子奠定了基礎，兩人後來還結成姻親，郭子儀與代宗的私交進入蜜月期。
但鑑於安祿山叛亂的前車之鑑，一旦戰事稍息，代宗就試圖從“傾同患難”的郭子儀手中收回兵權。最早的一次嘗試發生在寶應元年代宗即位之初，當時安史之亂已近尾聲，代宗大概是覺得勝局已定，於是免去了郭子儀的副元帥之職，將其留在京師。
然而不久之後，原本效忠於朝廷的大將梁崇義、僕固懷恩等接連叛亂，後者還聯合回紇、吐蕃一同入侵，對剛剛平定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形成了極大的威脅。在這種危急時刻，新晉的統帥既難以服眾，代宗不得不再度請出郭子儀，代宗收兵權的首次嘗試也就此宣告失敗。
對於代宗的猜忌，郭子儀自然也有所回應他在此期間的表現仍然“可圈可點”。
初，車駕東幸，衣冠戚里盡南投荊襄及隱竄山谷，於是六軍將士持兵剽劫。郭子儀領部曲數百人及其妻子僕從南入牛心谷，子儀遲留，未知所適。行軍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謂子儀曰：“令公身為元帥，主上蒙塵於外，家國之事，一至於此。今吐蕃之勢日逼，豈可懷安與谷中，何不南趨商州，漸赴行在。”子儀遽從之。
由此可見，郭子儀本來並無積極的意願去勤王救駕，後來還是在幕僚的勸說之下才趕赴行在。
直到戰事已經基本平息的大曆末年，代宗遂再度嘗試收回兵權。大曆十三年（778）郭子儀入朝期間，“部將李光懷與監軍陰謀代子儀，乃做偽詔書等”。
雖然李懷光此次奪權之舉未能成功，但監軍的直接參與策劃以及李懷光並未因“為偽詔書”而獲罪，都說明此時極有可能是受代宗的指使，否則很難想象一個被“郭子儀頤指進退，如僕隸焉”的李懷光敢如此膽大妄為。而郭子儀對代宗此舉的反應也很強硬，他找了個藉口將節度副使張曇處死，作為一個有力的反擊。
雖然終代宗之世，皇帝徹底收回郭子儀的兵權的願望未能實現，但從代宗的幾次嘗試來看，他對郭子儀的猜忌之心已是昭然若揭。因此我們不難看出，最擔心郭子儀功高震主以至於取李唐天下而代之的，無疑就是代宗本人。
另一方面，郭子儀則竭力要打消代宗的疑慮，因而表現得十分謙遜。但是從後來的郭曖之事看，郭氏父子對於自己的實力顯然也是心中有數的，這自然使代宗的猜忌之心更加嚴重。
郭子儀居高位日久，與眾多官員皆有交往。當常袞出任宰相之時，“散官尚朝議，又無封爵，郭子儀因入朝奏之，遂特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河內郡公”。可見二人關係非同一般。
加之二人又分別為文武大臣之首，必然引起地位尚未穩固的新皇帝之猜忌。時任金吾大將軍的裴諝就指出，“郭公威權太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眾”。因此，德宗將常袞貶黜不久，便對郭子儀下手。
但由於郭子儀德高望重又手握雄兵，與常袞不同，故德宗採取了小心謹慎的做法。一方面予以高官厚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並增加實封，另一方面則解除郭子儀的兵權，將其“所領諸使、副元帥並罷”，以其裨將李懷光、常謙光等“分領其任”。
代宗在表面上雖對郭子儀極為尊重，並與之聯姻，但事實上，代宗一直對郭子儀的權勢防範有加，他是對皇權的真正威脅。這一局面的出現也成為代宗和德宗努力擴張皇權的主要原因。
可見朝堂猶如一架天秤，一邊是皇帝一邊是大臣，當有共同的外敵的時候雙方根本不在乎孰重孰輕，一旦外因消失，雙方的關注點便會立刻轉移到對方的分量上來。雖然雙方都會相敬如賓，但一切都在波瀾不驚之下。
閱讀更多 0官場思維0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