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要說軍機大臣處理機務時擬稿之事，那麼，就先得從軍機處說起。
軍機處是清代的官署名，也稱“軍機房”、“總理處”，是清廷的中樞權力機關。
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廷因用兵西北而設立“軍機房”。
此前，清廷的內閣在太和門外，雍正帝為防止漏洩機密，於是，在隆宗門（位於乾清門前廣場西側）內設置了“軍機房”。
“軍機房”選取內閣當中謹慎周密的人入值繕寫，主要為處理緊急軍務之用，同時也輔佐皇帝處理政務。
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軍機房”改稱“辦理軍機處”，設軍機大臣、軍機章京等職務，且均為兼職。
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乾隆（公元1736年～公元1796年）時期，復設軍機處。
從此以後，軍機處成為清廷的中樞權力機關，一直存續到清末。
由上可知，在清代的初期，是沒有軍機處的。
清廷在設立軍機處之前，皇帝需要發佈的諭旨，大多是由南書房擬定的。
所謂南書房，就是清代皇帝文學侍從的值班之所。
南書房位於乾清宮西南，原本是康熙帝讀書的地方，俗稱南齋。
當日，康熙帝命侍講學士張英、內閣學士銜高士奇入值，此為選翰林入值南書房之始，即內廷詞臣直廬。
翰林入值南書房，初為文學侍從，隨時應召侍讀、侍講，常隨皇帝左右，備顧問、論經史、談詩文；皇帝外出巡幸，亦隨扈；皇帝即興作詩、發表議論等，皆予記注；進而常代皇帝撰擬詔令諭旨、參預機務。
高士奇在南齋時，頗招致物議，當時有句，譏刺其人云：
“萬國金珠貢澹人。”
高士奇（公元1645～公元1704年），字澹人，號瓶廬，又號江村；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樟樹鄉高家村（今慈溪匡堰鎮高家村）人，後入籍錢塘（今浙江杭州）；為康熙帝近臣，是在文、史、哲諸方面都有貢獻的學者；他死後，諡文恪；學識淵博，能詩文，擅書法，精考證，善鑑賞，所藏書畫甚富；著有史學著作《左傳紀事本末》53卷，《清吟堂集》等。
“萬國金珠貢澹人”中，所謂“澹人”，即高士奇的字。
因高士奇親近康熙帝，所以，“萬國金珠（即各國進貢清廷的金銀珠寶）”都可以“進貢”到他那裡。
由此可見，身為皇帝近侍之臣，其權勢的顯赫。
高士奇之所以招致物議，原因大約如下：
一方面，是因為他受貢“萬國金珠”；
另一方面，還是因為，康熙帝重用近侍之臣。
皇帝重用近侍之臣，其實是對權力的收緊與集中。這種收緊與集中，一來與舊規往例有悖，二來也是在擠壓外朝的權力空間。所以，由此而引發物議，自然是正常的事。
最後，高士奇因“萬國金珠”而被彈劾。高士奇被彈劾，自然不只是就事論事的行為；其中，必然有一定的政治動機。假若真如譏刺所云，“萬國金珠”進貢給了高士奇，高士奇的罪可就大了，康熙帝也不可能維護他，將此事輕輕放下，只給他一個“休致回籍”的處分。
之所以要詳說高士奇“萬國金珠”之事，就是想說：清廷當日設立軍機處，其初衷並不是處理緊急軍務、防止機密外洩那麼簡單。
其實，設立軍機處，還是專制體制下，一脈延續的權力集中。
絕對的集中，必然導致絕對的昏聵與腐朽。
這在帝制史中，也是一種完全的倒退。
到了雍正帝時期，張廷玉為軍機大臣。
張廷玉入值時，會攜同編修戴衢亨等人共進。
其時，皇帝有諭旨，編修戴衢亨等會代張廷玉撰擬草稿。
這個時候，還沒有軍機章京的缺額。
回望往昔，雍正、乾隆兩朝的詔書諭旨，內容迴環往復、詳細周密。比如說，朝廷要拔擢起用一個人，必定要明確宣示之所以拔擢起用此人的原因；比如說，要施行一項政策，也必定會表達清楚不得不施行這一政策的良苦用心。這一時期的詔書諭旨中，凡是戒飭臣工的，其內容之懇切，就如同家人父子之間的交心。這一時期的詔書諭旨的篇幅，長至每份達數百字到數千字之多。猜想，詔書諭旨的內容，肯定是皇帝自己確定大意並親自閱讀修改過的。因為，就一些詔書諭旨的內容看，軍機大臣是不敢擅自擬定的。
到了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光緒初年，潘祖蔭、翁同龢號稱績學之士，頗工詞藻。所以，他們在軍機時，詔書諭旨的擬稿，自然沒有多大問題。
戊戌〔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以後，瓜爾佳·榮祿執掌樞機。據說，榮祿曾經在私邸擬旨，同僚都不能參與，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麼寫的、寫了些什麼。同時的瞿鴻禨，雖說是具有文才，但是，他也不敢張揚炫耀。直到榮祿死去之後，瞿鴻禨才稍稍執筆擬稿。
瞿鴻禨在軍機時，鄂卓爾·榮慶也參與當值。因為榮慶是翰林起家的，有擬稿機會時，他總是躍躍欲試。安排榮慶擬稿，每寫一稿，瞿鴻禨都會十分不客氣地進行塗抹修改。在瞿鴻禨面前，榮慶自嘆不如，所以，稿子被塗抹修改時，他也不敢爭辯。
瞿鴻禨罷軍機，張之洞、袁世凱相繼進入軍機。
張之洞暮年，已經有些江郎才盡的情況了。每至擬稿，執筆沉思，半天都寫不出一個字來。袁世凱在旁邊看著張之洞發笑，但是，他自己也不能贊襄一個詞出來。
清德宗光緒帝的遺詔，乃是張之洞所擬。遺詔之中，光緒帝竟然自稱“在天之靈……彌留不起”。讀到遺詔的人，忍不住掩口失笑。
十餘年來，清廷的朝政失綱。
這一時期，似乎就是把軍機處的樞機要務完全看成了例行公事。
凡是需要諭旨批答的事務，軍機處動輒就命令軍機章京查檢以往的案例，照抄過來，隨便修改幾個字，就送進內廷。如果沒有成案，各位軍機大臣就各出私意，湊合著寫成一篇文字，根本就不會考慮文字能不能打動人、說服人，只求完成一天當差的任務就行了。
在此情況下，就發生了很多漏洞百出的事情。
此督、撫參奏的官員，馬上就被彼督、撫保舉；彼省上奏請撥的款項，馬上就被此省截留；甲部上奏確定的奏章，馬上就被乙部動議修改。
這樣亂七八糟的場面，朝廷竟然很少嚴旨詰責。
監國攝政王愛新覺羅·載灃最初主持機務時，他的興致非常高。各省章奏的批答，他也做了調整，將原來的“依議”改作“允行”，有點像史官記事的體裁。摺子後面恭敬讚譽的套話，他還會常常加點濃圈。
不過，後來，載灃也慢慢懈怠了，甚至比光緒帝時期還不如。雖然，也會交秘議秘查的詔旨，但是，累月經年也不回覆，就像是忘了有這事一般，大臣也不會過問。
浙江巡撫增韞（蒙古鑲黃旗人）上奏，請求簡拔王豐鎬為交涉使，硃批“著照所請。”
朝廷二品大員（交涉使實為正三品），沒有正式除授的諭旨，就批四個字了事。聽說這件事的人，沒有不驚怪詫異的。
按照以往的制度，凡是屬於參奏的案件，即便是小到一個典史因為疏於防範而導致案犯越獄，處分時，也是要正式宣降諭旨，以示懲戒。
兩廣總督袁樹勳被彈，密旨交博爾濟吉特·瑞澂查辦。關於此事，內外人等，都在密切觀察其動向。等瑞澂查復請旨時，也是隨折批“著照所請”四個字，就沒有下文了。
己酉（公元1909年）兩宮大喪，民政部請求獎勵出力辦事的司員，有百餘人；禮部也同樣請求。這都是違反舊例濫邀恩澤的舉動，根本算不上是議案。上奏之後，竟然全部奉旨依議。
本文據清人胡思敬所撰《國聞備乘》卷四《軍機不勝撰擬之任》一節成章。
（全文結束）
閱讀更多 史遇春之塵境心影錄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