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乱世之起，曹操得天时之利、世家拱卫，率先一步在中原地区崛起。建安十三年（208年），袁氏余党基本被曹操扫清，这也意味着曹魏政权已经基本成立。北方既定，曹操无不感慨道：

于是在此后的数年间，曹操连下五道诏令，分别是《论吏士行能令》（203年）、《求贤令》（210年）、《效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214年）、《选军中典狱令》（214年）和《举贤勿拘品行令》（217年）。从这些诏令来看，曹操言辞愈发恳切，充分体现出了他“唯才是举”的执政心理。曹魏本就坐拥中原地区，有着极为雄厚的人才储备；再加上曹操对人才破格提拔，导致大批人才有了晋升之机，于是曹魏政权的实力愈发强大，已经远超吴蜀两国。

正因如此，沈约在会在《宋书》中感慨：“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基于这个论调，不少读者便难免认为：曹操颁布唯才是举令，直接促进了曹魏政权的兴盛。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评价过分拔高了“唯才是举令”的政治作用。

一、地域上的局限性

在汉末三国之际，有一个政治派系始终活跃，这便是以荀彧为首的颍川籍士族集团。乱世来临之际，荀彧认为颍川是

不久之后，曹操自领兖州牧，同时采取毛玠“奉天下以令不臣”的政策，将汉献帝迎至许都，由此走上争霸之路。值得注意的是，许都便是颍川属下的一个县城。借此之便，荀彧向曹操举荐了不少颍川籍谋士。裴松之注引《彧别传》记载：“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锺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

在这里，荀彧向曹操推举了13位贤才，他们日后都成了举重若轻的曹魏重臣。但不可否认的是，诸如赵俨、钟繇、陈群等共计9人，皆是出自颍川。不难发现，曹操虽然唯才是举，但依旧没能脱离地域上的限制。这也难怪颍川士族集团，能隐隐压过谯沛武将集团，成为曹魏政权中的主导力量。

二、政治上的妥协性

不仅如此，曹操通过唯才是举，并非世人想象中的不看出身。恰恰与之相反，曹魏政权选拔人才入仕，也极其注重门第和家世。显然，这是曹操对门阀士族的妥协。究其根源，源自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局限。

自两汉以来，朝廷选拔官员，以察举制为主体。地方长官考察本郡应举者的家世、才能和名声，然后将他们推举给中央。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汉代统治者笼络中小地主阶级的重要手段。而汉代尊奉儒学，以经学入仕。故而到了东汉中后期以后，地方上的豪族纷纷研读经学，俨然成了儒们世家。

汉末王室衰微，地方上的豪族势力逐渐兴起。再加上他们的子弟常年入朝为官，并各自“抱团取暖”，由此衍生出一个又一个在政治上颇有影响力的朋党集团。在汉末众多世家豪族中，又以弘农杨氏与汝南袁氏最为出名。尤其是后者，有四世三公之美称，其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在政坛上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乱世之初，袁绍雄踞中原四州、袁术横跨江淮两岸，靠的便是家族影响力。由此可见，豪族世家对于政治的强大影响力，这让曹操也无法将其忽视。

曹孙刘三家，皆是庶族出身，然而他们能取得天下，也离不开本地豪族世家的大力支持。虽然曹操出身谯县曹氏，但后者毕竟闻名于乡里，无法给予曹操太多的政治资本。东汉末年选拔人才，注重“唯贤是举”；而曹操颁布“唯才是举”，虽然意味他更加注重才能，但依旧没能改变才子的出身问题。也就是说，曹操选拔人才的范围并没有变，依旧以豪族世家为主体；而唯一有区别的，便是曹操对才能的看重，凌驾在了名声之上。

三、思想上的开创性

曹操为何不重贤名，只重才能呢？以笔者观点，这可能与曹操的思想有关。《晋书》记载：“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曹操虽然也是举孝廉出身，但从他的经历中不难看出，曹操崇尚名家、兵家和法家思想，欲以法术势推行自己的治国理念。这一点，从曹操经常擅杀名士可以看出。

最初，曹操在兖州时，便擅杀名士边让。此举引起张邈、陈宫等人的惶恐。于是曹操外出征讨徐州时，陈宫等人便拥戴吕布进入兖州，给曹操带来了极大麻烦。后者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将自己的根据地夺回。吃了如此大亏，曹操并没有悔改。每当更进一步时，曹操总要以一位名士的生命，来打击一下朋党集团。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初定北方，成为大汉丞相，于是孔融下狱而死；曹操欲加九锡之礼（212年），进封魏公，荀彧饮药自尽；曹操称魏王（216年），名士崔琰惨遭诬告而死；到了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魏政权大局已定，为替世子曹丕铺路，曹操杀杨修。

不得不说，曹操对名士清流极为反感。不过以笔者观点，曹操擅杀名士，不是为了发泄自己的私人情绪，而是为了破除朋党风气。《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

东汉以来，不少名士清流“阿党比周”，逐渐形成了朋党之风。例如大儒孔融，与祢衡、杨修为友，三人间互相吹捧。这种名士，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他们自命为“清流”， 不仅讲究门第出身，更加注重人的道德修养。显然，这是察举制度在东汉末年的腐败现象造成的。朝廷选拔官员，不再看才能，只注重应举者的出身与名望，这就形成了“唯贤是举”的现象。在此情形之下，“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便成了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曹操不尚慕儒术，因此他很容易从这种思想禁锢中跳脱出来。而他数次颁布唯才是举令的真实目的，便是欲打破这种朋党风气、打破名士清流标榜的“名节”，从而打破东汉以来落后腐朽的“唯贤是举”。因此唯才是举令，虽然没能摆脱政治和地域上的局限性，但它却证明了曹操思想上的开创性。正当吴蜀两国还在过分注重人才的德行时，曹魏政权却率先一步跳出樊笼，大力挖掘才能突出的官员。由此一来，曹魏自然会愈发兴盛。

参考文献：

裴注《三国志》

范晔《后汉书》

袁弘《后汉纪》

房玄龄《晋书》

司马光《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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