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鴉片戰爭中給人的印象都是清朝軍隊被英國人、法國人按著打，毫無招架之力。但我們或許應該記得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軍隊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勝利——第二次大沽口戰役，這次戰役清朝軍隊共擊沉敵艦4艘、重創6艘（完全失去戰鬥力）、俘虜2艘，斃傷英軍426人、法軍14人，俘虜英、美士兵各1人，英侵華艦隊司令賀布受重傷。清軍陣亡38人，直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在戰鬥中壯烈殉國。本來，英法聯軍已經準備豎起白旗投降了，這時，美國人出現了。
1859年6月25日下午，渤海灣上硝煙瀰漫。英法聯軍為“進京換約”，即到北京互換一年前簽訂的《天津條約》，第二次進攻大沽口（第一次是在1858年5月20日）。由於清軍統帥僧格林沁早已做好周密的防禦準備，加上英法聯軍的傲慢輕敵，使得英法聯軍傷亡慘重。當時，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達底拿（J.C.Tattnall）正在依託旺好上觀戰，眼見英軍的軍艦沉的沉、傷的傷，不禁喃喃自語“血濃於水”。正好這時有個英國軍官來求助，說炮戰不行，咱想派部隊登陸試試看，可是實在是沒有可以用的船了，你們能不能幫幫忙？達底拿一拍大腿，激情四溢，說完全沒問題。於是，依託旺號乘著清軍停止炮擊的空隙，拖帶載運登陸部隊的英船，駛往大沽口內。但是這些登陸的英法聯軍也是被打的一敗塗地，不得不倉皇撤退。
美國人為什麼要幫助英軍？難道真的是血濃於水嗎？
在19世紀中期，英美兩國都極力擴張在華貿易，但是清政府是個硬骨頭，好說歹說（馬嘎爾尼使團、阿美士德使團的通商要求都被清政府斷然拒絕）都沒用，英國只好動用武力。美國也想對華動武，謀取特權，但是由於自身實力不足，只能在東亞擴張的時候虛張聲勢，僅舉兩例：
1843年，美國想乘著中英《南京條約》的東風，謀取同樣的在華權益。來華全權代表顧盛要求直接進京面見中國皇帝，被中國政府拒絕。在反覆的交涉無果後，顧盛通知代理兩廣總督的程採，曾經不幸在好望角耽擱下來的“聖路易號”和“潘理號”艦船立刻就要到達，並且美國政府已經決定增調太平洋分遣艦隊來華。1854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休佩裡第二次率艦隊前往日本的浦賀，以戰爭相威脅，迫使德川幕府同意在神奈川舉行談判。談判中，佩裡恫嚇說，如果日本不同意開港，20天之內將有100艘軍艦開過來，嚇得德川幕府立馬與美國簽訂《日美親善條約》（《神奈川條約》）。
事實上，美國根本沒有像英國那樣強大的艦隊，它只是通過口頭上的威脅，來迫使他國滿足它的要求。美國曆史學家丹涅特認為，“顧盛對於談判之初，沒有一支比較大的艦隊供他調度，頗為苦惱”。佩裡率領的艦隊，不過擁有250門炮，而英法聯軍第一次進攻大沽口時擁有的火炮是353門，第二次進攻大沽口時擁有的火炮是268門。由於這次火炮數量太少，英軍司令何伯向公使卜魯斯報告，英國沒有取勝的武力。第三次進攻大沽口時，英法聯軍集結的兵力是，艦艇144艘，陸軍官兵28119名，且炮兵、工兵、騎兵一應俱全（以上皆根據茅海建先生所列英法聯軍艦船表的統計）。如此龐大的武力，才能夠打敗清政府的頑強抵抗，而當時的美國，何來英法這樣的實力？美國此時還擁有不到10艘大型戰艦。所以美國最明智的選擇，就是“搭便車”，鴉片戰爭時，美國軍艦尾隨在英國炮艇之後，伺機漁利，而且最後漁利的成果還很大，顧盛曾洋洋得意的自詡《望廈條約》有16處超過了《南京條約》。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美國軍艦又是在遠處觀戰，指望英法打敗中國後，美國也能夠跟著英法分一杯羹。對於美國沒有直接對華動武的緣由，美國曆史學家孔華潤（Warren cohen）的解釋是，美國“寧願通過外交或利用最惠國條款來擴大本國僑民的利益和特權”。話說的是沒錯，但是如果沒有英國人在前賣命廝殺，美國人從哪能通過外交等和平手段來獲取在華特權？還是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的評價一針見血，他認為美國人在鴉片戰爭中表現的是“一種自私的躲避，一旦英國人取得戰爭的勝利，美國人就立即向中國人索取特權”。
所以，第二次大沽口之戰時，美國幫助英國，雖然有“血濃於水”的感情驅使，不忍心看見自己同文同種的軍隊死傷慘重，但是更多的考慮是要促使英國取得對華戰爭的勝利，自己從而趁火打劫。盎格魯—撒克遜一向是務實的民族，一直很重視對實際利益的考量。相反，我們看清政府，為了不讓顧盛進京，答應與美國簽訂《望夏條約》，不惜以損害國家主權為代價來保持所謂的帝國威嚴與華夷體制。孔華潤說，“在清政府看來，中國首先是一個文化統一體，而不是一個國家實體。中國官吏更關心涉及禮節、儀式方面的現實問題，而把主權等等抽象概念留給西方”，“領事裁判權侵犯了中國的主權，而且這種做法並不存在於西方平等國家之間，可是，它沒有使處於19世紀中期的滿清政府感到不安”。更可笑的是，清政府還希望能夠以夷制夷，利用美國人來離間、制衡英國人，殊不知人家可是“血濃於水”呢！
文章轉自：水煮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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