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麟先生:《〈大学〉广义》(连载二十九)

《大学》是儒家经典《四书》之一,有“儒家《圣经》”或“中国《圣经》”之称。作者曾参,是先秦儒门五圣之一,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中华文化促进会理事,当代杰出的原创型学者,潘麟先生撰写的《〈大学〉广义》,是新国学系列经典之一,2015年8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中,先生以其清净圆满之心性发人所未发,以其深邃高远之觉照见人所未见,不仅系统地阐释了儒家“成德之教”的特色、内涵与当代价值,而且创造性地阐释了儒家“内圣外王”之理想如何得以成立及其先天根据等,首次深度而透彻地阐明了《大学》之“三纲”的内涵与意义,因而此书成为中国学术界百年来“新儒学”思潮中又一扛鼎之作。

潘麟先生撰写的《〈大学〉广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特在此专栏连载刊发,敬请关注。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潘麟先生:《〈大学〉广义》(连载二十九)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自此以下全部经文皆是对上述之三纲八目的解释和补充。

“天子”者,圣贤也,仁君也,心性之化身也,德化人生之典范也。“庶人”,陷溺于气质之中者,受生物性(兽性)主宰者,局限于经验世界之中者,束缚于习气、业障及由诸多概念结构而成的各样意识形态之中者。“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实现三纲八目之关键环节。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佛陀劝人务必恒常修习去“我执”,认为“我执”为五毒之源,迷悟之关节。儒者教人“读书在于转化气质”。王阳明云:“万恶只因随躯壳起念。”——万般烦恼由身起。

身念是一切执著之首,凡圣之关节。如身念一节不能超越、疏通,则三纲八目一切修行和转化都没法实现。儒者修身之本,要点在于是“随躯壳起念”,还是“杀身成仁”。“随躯壳起念”者,小人也,凡夫也;“杀身成仁”者,超越身念,化除小我,转化气质,大人也,圣贤也。

佛道两家修行,重在静态之禅定。儒者虽也不拒静坐、默契,但最为重视者,仍然是于心性中寻得静定之源而持守之。故儒家修身之道,最为平实简易,三根普被。虽倡导“择善而固执之”,但相比于佛道两家,其法执(即对修行次第与修学形式的极度执著)和我执最弱,因其最没有修行相之故也。修行之外相愈明显,修行之形式愈被重视,修行之次第愈繁杂怪异,难以把控,修行之阶梯愈遥远险隘,则愈易滋生我执和法执。无论是我执还是法执,一旦执著生起,身病未除,反添心病。我执和法执,是一切身心之病、一切人生之病中最大之症结,生起容易,祛除难。

时常有后学抱怨说儒家论修身之道,高妙深邃,辨示透澈,但每感于其学囫囵浑圆,无下手处,难觅入庭之门,不若佛家有八万四千法门、道家有四千八百道门之法门繁茂。须知,法门太多必令学者无所适从,疲于比照抉择。佛家尝自谓:“慈悲出祸害,方便出下流。”不是所有的慈悲之举皆为善举,也不是所有的方便皆为正道。儒者深知身念之害,法执之弊,设无上妙道于洒扫应对之中,于人伦日用之间,尽力淡化修行外相和繁杂形式。初学者似觉无下手处,若细心体会儒家圣贤之教,平实行去,自然默识心通,体悟其中无上妙味,而得孔颜乐处。此时方知何为“大中至正”之道也。

修身或修行之要,首在识得心性之理(心性内涵本有的诸大属性)而自觉、自愿地将整个身心沉没、消化于其中,将心性之理透过起心动念、人伦日常之中,法无定法,随时随地,尽心尽力,如水一般在方则方、在圆则圆地彰显之。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不知修身之要,不得修行之本,如何所是,将必然本末倒置。“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该重视者,轻之;不该强调者,重之。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儒者所本者,一为彻知心性之全蕴;一为持守常,道——于百姓人伦日用间践行德化人生。本此二者,无上妙道自然生发,仁不可胜用,义不可胜用。佛道两家不务本,不知本,于无法之中造作无量法门和修学次第,无风起波浪,平地起险峰。故有悟之禅师喟然叹曰:“万法本闲,唯人自闹。”自闹些什么呢?胶着于法相,追逐于形式(仪式仪轨),为修行而修行,为悟道而悟道,满身佛味,一生矜持,玩弄精魂,鬼窟活计。本欲解脱,反为法奴;本欲证道,反被法障。皆为不知本之害也。世人不识,佛之八万四千法门,道之四千八百道门,种种方便,初涉之时,功效显著,似有所得。因此学者对某法门生起绝大之信心与依赖,如是久之,必为此法门所束而成祸害。不悟佛陀种种法门施设,“指黄叶为黄金,为止儿啼而已”。

潘麟先生:《〈大学〉广义》(连载二十九)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

此言诚意之要,贵在“不自欺”:心无隐曲,人格磊落。人一旦“随躯壳起念”,则念念源于自我、小我,而为生物本能和后天经验知识所束,不能将道心、天心(心体性体)与人的后天经验之心通而为一,不能以道心、天心为己之心。但诚意工夫非常平实简易,“吾欲仁,斯仁至矣”。仁义不远,当下即是。“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犹如闻到恶臭顿时生起厌恶那样,犹如看到美丽的花朵便自发地生起喜爱之情那样平实简易。人们对仁义的认取,对心性的发明,亦复如是,其中要点,即在“毋自欺”三字。人一旦不自欺,就可以超越形躯之束,复见圣人之心,“此之谓自谦”。“谦”者,虚己也,祛执著也,超越也,直面自己也,涵养心性也,践行德化人生也。“自谦”者,诚意工夫,修养之事,无人可以取代,必须自己亲历亲为方可。

庄子曰:“天机深者人机浅,人机深者天机浅。”天机者,心体性体也;人机者,后天经验智慧和机巧之心也。佛家言出世,言离垢,就是通过拒绝、远离人机,以复见天机(在佛家名曰“佛性”)。儒者不同,儒家并不拒绝、远离人机(经验知识和经验世界),而是将天心与人心贯通,以天心(心体性体)生生不已之创造和内涵万善之德性,来冲破、转化、统摄人机,将人机转化升华为心性世界的有机构成部分,转化升华为心性无限内涵的具体化呈现。故儒者之诚意工夫,只教人“毋自欺”和“自谦”,从不教人离尘绝世。

“诚”者,心性对自己的全然接受与觉知之义,换言之,即心性之回归自己、在其自己、自觉其自己之义。故“诚”者为心体性体之别名,可名之曰“诚体”,与中、仁、道、天等同义。“诚之”者,人也,工夫也,践履也,修养也。此处“诚其意者”为即工夫即本体,即本体即工夫,乃将天心与人心、先天与后天、先验与经验,贯通为一,打成一片。此为儒门独有之修养。

道家之人丹、地丹、天丹、神丹,四千八百道门之种种次第与境界,佛家四禅八定,各大佛菩萨所在之净土与禅境,八万四千法门种种之次第与境界,于儒者而言,只需心存此理此境,上根者,当下即是,中下根器者,只需涵养一段时日,无需别有修行,即可真切实现。此即儒者诚意之殊胜处。如若儒者阅佛经道经或其他各学派经论,于经论中所言之种种境界与果效(如藏密之大圆满与大手印等),儒者只需将其境界与果效,一念收摄于身心上贞定住,使其日渐真切即可!此于儒者谓之“涵养”,谓之“诚意”,谓之“存心”,谓之“充扩”。

但于儒者,多不用此行径,为化除最后一丝我执与法执,只于心性之上一味诚意自谦,心性之中本已圆满自足,无需再行头上安头、画蛇添足之事,直心行去,一切现成。如比照佛家之言,此谓之开放型大圆满,真正之大圆满。

试看阳明先生如何论诚意工夫:“《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朱子所编之)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添个‘敬’字方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有根源。若需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只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正谓以诚意为主,既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于此不察,直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工夫总是一般。今说这里补个‘敬’字,那里补个‘诚’字,未免画蛇添足。”(《王阳明全集》)

潘麟先生:《〈大学〉广义》(连载二十九)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故”者,所以也,由是也。“必”者,定然也,务必也,不可忽视之谓也。曾子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自省”者,诚意也,慎独也。慎独之道,示儒者进退之法。进则彰著道德生生不已之创造,退则诚意内省。诚意为正面工夫,积极地彰显心性,积极地践行心性。慎独为负面工夫,通过比照圣贤,察看自己还有多少没做到,有没有在待人接物之时,失去心性之全体大用,有没有于起心动念间失去心性之主宰,有没有将克己复礼臻于“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有没有时刻处于无我、超越、妙化之境界。不怕念起,就怕觉迟。私心杂念,随躯壳而起念,皆不可怕。最可怕者,为身念、杂念、自我私欲泛起时,没有内省,失去觉察。于私念起时,无内省和觉察,是为凡夫,是为小人,有内省,有觉察,则为君子,则为智者。是否有内省与觉察,是否有诚意与慎独,是迷悟之分水岭,是德化人生与物化人生之分界线。

朱子的老师李延平(字侗,1093-1163)先生平素特喜静坐:“先生少游乡校有声,已而闻郡人罗从彦(字仲素,二程再传弟子,1072-1135),得河洛之学于(杨)龟山之门,遂往学焉。累年受《春秋》《中庸》《论语》《孟子》之说,从容潜玩,有会于心,尽得其所传之奥。先生从仲素学,讲论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又曰“先生资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体粹,无复圭角精锐之气,达于面目,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祥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朱熹《延平先生李公行状》)

罗从彦喜静坐,故授其弟子,也令其“危坐终日”。“危坐”即中国上古传下来的跪坐或散坐,与随佛教传来的印度盘坐在外形姿势上有所不同。此静养默坐习惯是儒家自三代圣贤一脉相传而来,并非罗从彦、李延平师徒所独创。明代王守仁遭谪贬为贵州龙场(今修文县)驿丞,此时为先生一生来最为艰难时期,几至于绝望之境,内省曰“自觉生死一念尚未化去”。便于修文县城东栖霞山之“阳明洞”中艰苦生活和发愤修学(慎独)三年有余,在洞内静修前期还出现了一些神通(俗称特异功能)。最后于此大悟心性之理,得孔孟心法之印受,故有“阳明先生”之号。

“危坐终日”的修养工夫即是《大学》此处所言的“诚意”与“慎独”,其功用是将整个生命、整个身心消融通化于心性世界之中,用朱子的语言即是“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儒者虽不象佛道两家那样热衷于修行次第之构建,陷溺于琐碎法相与法门而不自知,但也并不拒绝静坐默识。(但朱子本人并没有传承其师“危坐终日”之修养工夫,而是走上了他所意会的“格物致知”之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求“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因朱子理会格物致知有严重偏失,故其于此处之论“内省”“慎独”也不能真切地相契、相应。其中曲折、端绪甚多,疏论起来将十分浩繁,故从略。)

潘麟先生:《〈大学〉广义》(连载二十九)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相比于阳明先生之龙场困居之时猛力内省之慎独,小人若于此时,必生种种怨天尤人之念,这就是“闲居为不善”。人生际遇不可意料,低谷困顿时有发生,世间之人概莫能外。恰于此时,无琐事俗务缠身,正好用功内省,检察和消化先前所学,超越环境,也超越自己,如此觉醒心性,回归于明德至善。不独阳明先生大悟龙场,发明“知行合一”之学和“致良知”之教,古今多少仁人志士,皆于退居困守之时,否极泰来,纵身一跃,打落陈腐旧习,冲破种种葛藤枷锁,脱落出一片朗朗乾坤,行者于此无不喟然长叹:圣人之道,吾性具足。至此始知,心性之理,圣贤之道,最核心、最灵魂之处,不能凭藉蛮力和死学而至,而是“君子坦荡荡”地活出来的——于人生日用之中,于待人接物点点滴滴之间,将圣贤气象生动地体现出来!将心性诸内涵亲切地活出来!

小人之所以为小人,并非命中注定,乃是自己于后天之选择。圣与凡、贤与愚,皆在一念选择之间。人生就是一场持续的选择,你选择什么你就是什么,如你选择为一个小人,那你就是一个小人。小人者,为生物本能所驱,为物欲所缚,为一己之身躯所束,为感官与经验世界所陷,如此而已。小人岂止“闲居为不善”,二六时中,每次起心动念,皆为不善。不善就是善(德性、仁性)临时性的缺席。当小人不善之时,各种习气业障纷纷泛起,各种欲念、邪念、恶念必蜂拥而来,此之谓“无所不至”。

“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此句有两义:其一为小人狡黠,当与君子结交时,刻意将其不善的一面掩饰起来,只示之以好的一面,以投君子所好,以跻君子之列。如是假冒君子之行状,乃伪君子也,实为真小人。

另一义为君子大德圣化,有泰山俨俨之气象,不怒而威,不严而厉,此乃心体性体创化天地之赫赫威德于君子身体上的反映与显现,此谓之“德威”,此谓之“圣容”,此谓之“天地气象”。佛家谓此为“庄严国土”或“庄严法相”。今世所言的气场、风度、魅力等可勉强与之相似,但远不及其强度之万一,唯天上日月之光明差可比拟。自君子身上散发出来的赫赫威光,小人一见之下,如星星之于太阳,小人不由得便“见君子而后厌然”(“厌然”即“蔫然”,若禾苗久不得雨露阳光而呈现出的萎靡之状)。小人之蔫然是因为久久得不到“德润身”,得不到心性内涵之无量光明之滋养所致也。有德行与无德行,一经照面,真假立判。然万分遗憾的是,小人于君子之交时,虽当下分判出善与不善、德与不德之天地差别,但小人之所以是小人,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不知内省和慎独,不爱觉察与诚意,如此云泥之别,如此星星与太阳之差,应于当下切实反躬内省,发愤见贤思齐方为正道。但小人们不仅没有这样去践行,反而极力去“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如此自暴自弃,必为天厌之。

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这就是儒家之常道——平实日常之道。自己有没有与心性相应、相契,自己有没有落实德化人生,自己有没有超越自我、化除私欲等等,不用征之于他人,反观之下,一目了然——“如见其肺肝然”!正如百姓所言:自己有几斤几两,你自己还不清楚吗?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最晓得。“则何益矣”,就是这样简单明了,无需多少口舌笔墨。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此的简易而直截。

可以欺骗天下人,但谁也欺骗不了自己,这就是诚意所言“勿自欺”之义。由“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而推导出下一个必然的结论“此谓诚於中,形於外。”——你内在有什么,必定会彰著于外,于举手投足间自发地流露出来。“掩其不善而著其善”,那只能是临时的、最下策的。明智之举是真切地践行诚意慎独工夫,发明心性,转化气质,超越小我,止于至善,方不失为人生所行之正道。

如若我们不切实地践行诚意慎独工夫,势必常常“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如此天长日久,我们必然渐行渐远地悖离自己,日甚一日地与内在生命之真实相分离,相阻隔,相对立,相敌视,而陷于自我和形躯之中,顺着习气业障滚下去,不断地物化与感性化。如此,心胸、境界必将越来越局限,越来越封闭,越来越狭小,终致于成为让自己都鄙视的小人,放着天地之宽不要,钻入自我之中而甘为身奴;放着无量光明不要,自入暗室行鬼窟活计;放着心性之真主宰不要,偏要自作主张,自作聪明,自以为是。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潘麟先生:《〈大学〉广义》(连载二十九)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君子处众,知过则喜。小人顽劣,闻非则怒。上面所说是自己检视内心时,“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处所言是假借他人来自律自己之身心言行。只要内在有什么,必“形於外”而使自己与他人,皆能知晓。故君子不仅于“诚於中”谨慎独处,时刻反观内省,于“形於外”之一面,更需时时检视,在他人严格的监视下,丝毫不敢懈怠。“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其严乎”为反问句,意为“难道这样还不是最为严重之事吗”?此句与孔子语“三人行,必有吾师”相呼应。皆明示应虚心待人,以他人为师,以诸事为镜。

君子因坦荡心胸,谦诚待人,无私无我,践行道德,因而唯君子可以亲民爱物,以成就他人的方式来成就自己,通过切实地实现他人之价值,通过切实地亲民爱物,以彰显仁性、德性,在仁性、德性越来越深入的彰显中,自然地超越了自己,成就了自己。此为三纲中“亲民”之真意。

佛陀临涅槃(去世)之时,弟子请问,如来灭后,何以为师?佛陀曰:以戒为师。佛陀所言之戒,为他在世时逐步建立起来的僧伽集体生活中所应恪守的行为规范。此类戒律为特殊之伦理,为特定环境下适用于特定人群的戒律,为特定宗教特定信仰之戒律,是他律道德,不是自律道德。唯自律道德是真实道德(因此道德之践行可以实现生命之真、善、美,实现生命之觉醒与解脱),唯自律道德是通戒——适用于一般日常大众之伦理。

“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即是真正的自律道德,是真正的适用于日常生活和普罗大众的通戒。儒家同样强调“以戒为师”,但其戒是性戒、心戒、无相戒、无师戒、无我戒、真常戒,因其戒起源于“诚於中,形於外”之自显与自发,因其戒来自于对“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的主体自觉与生命自律。

潘麟先生《〈大学〉广义》(连载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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