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缺少化解隔膜的實際行動是小說隱含著的自我批判

對魯迅小說《故鄉》的結尾有關“希望”的議論,人們的解讀向來存在“畫蛇添足”和“昇華主題”的爭議。細讀文本,筆者以為,這兩種解讀皆因忽視了文本對“我”的批判而難免與文本“隔膜”。小說結尾對“希望”的議論是對“我”的直接批判,是小說情節發展的必然。

“我”的缺少化解隔膜的實際行動是小說隱含著的自我批判

《故鄉》是魯迅經典作品


我們先看小說結尾的這段議論:

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不少論者認為,這段議論的核心內涵就是,只要勇敢地走下去,就有實現希望的路。這種信心滿懷的堅定與整篇小說瀰漫的悲涼很不協調,是魯迅“遵命文學”的結果。論者往往會引述《吶喊·自序》中的內容:

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裡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

“我”的缺少化解隔膜的實際行動是小說隱含著的自我批判

《故鄉》選自《吶喊》小說集

論者以此為依據,認為《故鄉》的結尾是魯迅聽了“將令”,用了“曲筆”,來減輕小說瀰漫的悲涼感。但這個“曲筆”與小說整體瀰漫的悲涼感不協調,有“畫蛇添足”之嫌。

關於這個結尾,又有不少論者認為,這反映了魯迅“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得出這一結論的主要依據是“反抗絕望”是魯迅的人生哲學,魯迅的許多作品都表現了這一哲學,《故鄉》也不例外。因而這個結尾是“昇華主題”:在悲觀絕望中奮起,反抗絕望。

筆者以為,這兩種爭議性解讀都是從文本的寫作背景、作者的個性氣質等文本的外圍因素來理解文本的,而沒有充分注意到文本本身的內在邏輯。寫作背景、作者氣質等文本外圍因素對理解文本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應該是文本本身的內在邏輯。細讀文本,我們可以發現,小說不僅反映了農村經濟的蕭條衰敗,批判了封建等級觀念對人性的扭曲,也批判了“我”這樣的知識分子放棄知識分子的責任,在現實面前毫無作為的行為。反映農村經濟的蕭條衰敗,批判封建等級觀念對人性的扭曲,是小說的顯性內容,大多數讀者都能感受到;批判“我”這樣的知識分子是小說的隱形內容,為很多讀者所忽視。正是對文本本身隱含著的這一內在邏輯的忽視,使人們對小說結尾的解讀難免與文本“隔膜”。

注意到小說隱含著的對“我”的批判,就不難發現小說結尾對“希望”的議論就是對“我”的直接批判,是小說情節發展的必然。

小說對“我”這樣的知識分子的批判主要隱含在“我”與中年閏土相會的敘述中。

還有閏土,他每到我家來時,總問起你,很想見你一回面。我已經將你到家的日期通知他,他也許就要來了。

這是小說第11自然段。小說第1到第10段的內容表明,回到故鄉的“我”並沒有立刻想到閏土。而閏土卻每到“我”家總要問起“我”,表示很想見“我”,並且已經決定要主動拜訪“我”。這說明“我”在閏土心目中的位置要大於閏土在“我”心中的位置,閏土比“我”更渴望重溫他們少年時代的友誼。可以說,和迅哥兒重溫兒時的友誼是辛苦麻木的閏土精神沙漠裡的綠洲。

“我”的缺少化解隔膜的實際行動是小說隱含著的自我批判

少年閏土

小說第54段到第77段敘述了“我”與中年閏土相會的情景。我們來細細品味這部分敘述和描寫。

第54段寫道“我”覺得有人進屋後,“便回頭去看。我看時,不由的非常吃驚,慌忙站起身,迎著走去。”顯然從外面走進來的閏土讓“我”大吃一驚,乃至於慌張。第55段對中年閏土外貌的描述正是“我”大驚的原因。驚慌的“我”儘管很興奮,但只是說:“阿,閏土哥,——你來了?……”這樣簡單的問候,顯然是驚慌下的結果。“我”喊完“閏土哥”後,因不知道該說什麼,而停頓了一下。此處的破折號正是表示這一停頓。“我”實在找不到話說,於是一句平淡的客套話“你來了?”之後,就再也說不出話了。此處的省略號正是表示這一話語的中斷。第58段所寫的“我”有很多話說,卻說不出來的情景同樣是“我”驚慌之下,找不到合理的表達方式的結果。顯然“我”被中年閏土的模樣驚呆了,以至於一時失語。

和迅哥兒重溫兒時的友誼是辛苦麻木的閏土精神沙漠裡的綠洲。於是閏土石像般的臉上出現了“歡喜”的神情。然而橫亙在閏土精神綠洲之前的是二十年後兩人身份的巨大差異。“我”雖然在外艱難,但在故鄉人眼裡,“我”是在外做了大官發達的人。自古以來,飛黃騰達者不認落魄的發小,冷淡落魄的發小的大有人在。更何況,迅哥兒是老爺,自己是奴才。閏土臉上的“淒涼”表明,他認為眼前的人叫自己“閏土哥”很可能只是客氣而已,他很可能不會和自己稱兄道弟了,自己很可能無法重溫兒時的友誼了。“歡喜”是閏土的本能反應,“淒涼”則是閏土對現實認知後的理智。“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終於恭敬”說明閏土本能上是要和“我”哥弟相稱,重溫少年時代的親密無間的。但是閏土清醒的理智告訴他必須要恭敬地稱呼對方為“老爺”,於是現實的考慮和等級觀念“終於”戰勝了本能——一聲“老爺”取代了“迅哥兒”。 什麼叫“終於”?“終於”是一個充滿著漫長等候感的詞語。“終於”意味著,在閏土內心“老爺”取代“迅哥兒”的過程不是瞬間完成的,而是充滿著苦苦的掙扎,經歷著漫長的煎熬。本已驚慌的“我”被這一聲“老爺”打了一個寒噤。“我”認為與閏土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原本“我”只是驚慌地不知該說些什麼,現在則是從理智上認為和閏土無法溝通了。


“我”的缺少化解隔膜的實際行動是小說隱含著的自我批判

中年閏土和“我”


身份懸殊的兩個兒時好友久別重逢後就真地無法重溫昔日的友誼嗎?按常理來說,這一般取決於身份高的人的行為。身份低的一方一般有自卑心理,兩人能否重溫昔日友誼,主要取決於身份高的人是否有積極的行動。從閏土和“我”的對話來看,“我”的行為是消極的。正是這種消極打消了閏土重溫舊夢的念頭,讓“淒涼”徹底取代了“歡喜”。

我們假設,如果“我”立刻糾正閏土的稱呼,主動打開重溫兒時友誼的話題。閏土一定會拒絕嗎?閏土每到“我”家都問起“我”,很想見“我”,並主動拜訪“我”,其目的就是要和“我”重溫兒時的友誼。可是,閏土稱“我”為“老爺“之後,“我”被驚得說不出話來。之後閏土又讓兒子給“老爺”磕頭。可是“我”仍然沒有絲毫的表示。這就讓閏土確信,眼前的人就是高高在上的“老爺”了。之後的對話中,閏土又兩次稱 “我”為“老爺”。中年閏土和“我”相見總共說了七句話,“老爺”的稱呼就出現了四次。很顯然,人在說話時出現概率最高的詞句往往最能反映人的內心世界。其實,閏土四次“老爺”的稱呼中有三次可以去掉,去掉後的話仍能表現自己在“主子”面前的“恭敬”。課文第62段的“水生,給老爺磕頭”改為“水生,過來磕頭”,第64段“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實在喜歡的了不得,知道老爺回來……” 改為“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實在喜歡的了不得”,第69段“冬天沒有什麼東西了。這一點幹青豆倒是自家曬在哪裡的,請老爺……”改為“冬天沒有什麼東西了。這一點幹青豆倒是自家曬在哪裡的,請您……”。去掉“老爺”的稱呼,修改後的話同樣可以表現閏土面對“主子”的“恭敬”。因而,閏土那一聲聲的“老爺”正暴露了他內心世界的身份自卑和本能渴望。在本能上閏土是多麼渴望“我”來糾正他的稱呼,說:“我們先前不是哥弟稱呼麼?還是照舊:迅哥兒。”從而和“我”一起重溫兒時的友誼。可是“我”卻先是驚慌地說不出話來,後來又從理智上認為與閏土無法溝通。因而面對閏土一聲聲淒涼的“老爺”,“我”既說不出話來,也無任何其它表示。這等於默認了閏土“老爺”的稱呼。雖然母親要求閏土和“我”哥弟相稱,但這在閏土看來不過是母親的客套話而已。整個會面過程,除了一句“阿!閏土哥,——你來了?……”和問閏土的景況,“我”沒有任何其他的語言和動作。用冷淡閏土來概括“我”的表現並不為過,儘管這不是“我”的初衷。“夜間,我們又談些閒天,都是無關緊要的話”。和白天相比,夜間,人們更容易褪去身份等現實的外衣,展現真實的內心。但是“我”再次放棄了打破隔膜的努力,只和閏土談些閒話。

身份懸殊的兩個兒時好友能否重溫少年時代的友誼,關鍵在於地位高的人能否展現出足夠的真誠。從兩人相會的情境來看,“我”儘管內心渴望與閏土心心相印,但卻因自己的輕易放棄,不去努力行動而未能把心中的真誠表現出來,反而給閏土以冷淡的感覺。無法重溫兒時友誼、精神綠洲幻滅後的閏土只能如石像一般,臉上的皺紋全然不動,只能用“默默的吸菸”來麻醉自己了。


“我”的缺少化解隔膜的實際行動是小說隱含著的自我批判

“我”放棄了打破隔膜的努力


“我”是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幫助閏土擺脫等級觀念的桎梏是“我”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但是“我”在封建等級觀念面前,無所作為。無所作為的“我”不僅毀掉了閏土的精神綠洲,也使自己陷入深沉的孤獨——“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可以說“我”是個只有新思想,卻沒有實際行動改變落後社會的知識分子。“我”與閏土的隔膜固然主要是因為封建等級觀念對人性的扭曲,但“我”的無所作為,放棄知識分子責任的消極行為也是重要原因。因此,“我”在離鄉的船上對未來充滿希望之時,又害怕起希望。沒有行動,只有希望,那希望就和閏土的香爐、燭臺沒有任何區別。當“我”意識到自己的不足時,便感慨:“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沒有改變落後社會的行動,空有希望,這樣的希望就“無所謂有”;倘若能行動起來,希望就有實現的可能,希望就“無所謂無”。只有改變社會的實際行動才能讓“希望”變得有意義;只有人們堅定地“走”下去,才會踏出實現希望的路。因此,小說最後一段的議論句是小說情節發展的必然:這裡隱含著魯迅對“我”的批判,同時也是一聲吶喊——呼籲人們不要像“我”那樣,要行動起來,用腳踏出前進的路。

雖然小說中的“我”不能完全等同於魯迅本人,但《故鄉》所含有的自傳性質已是讀者的共識。我們知道,魯迅的偉大不僅在於他對舊文化、舊道德的批判力度與深度,還在於他把批判的鋒芒同時對準自己,進行深刻地毫不留情地自我批判。魯迅曾說:“我的的確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地解剖我自己。”又說:“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吶喊》中的《狂人日記》《一件小事》和《野草》中的《風箏》等作品就帶有深刻的自我批判性。《狂人日記》第十二節有這樣的敘述:

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著家務,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飯菜裡,暗暗給我們吃。

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

“我”的缺少化解隔膜的實際行動是小說隱含著的自我批判

《狂人日記》等作品就帶有深刻的自我批判性。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就是“吃人”的歷史,“我”也在不自覺中參與了“吃人”。可以說《故鄉》所反映的日益貧困的生活和封建等級觀念“吃掉”了閏土生命的活力,而“我”的消極不作為也在不自覺中參與了這個過程。《故鄉》在批判封建等級觀念和社會壓迫的同時,也把批判的鋒芒對準了魯迅自己。

《狂人日記》《一件小事》和《風箏》等作品中的自我批判是文本的顯性內容,讀者很容易感受到。而《故鄉》中的自我批判卻是隱含在情節的敘述中,為讀者所不易察覺。魯迅的另一篇小說《祝福》與《故鄉》有一定的相似,也是在情節的敘述中隱含著對“我”的批判:作為知識分子的“我”因軟弱、不作為不僅未能給祥林嫂一個溫暖的臨終關懷,還加速了祥林嫂走向死亡的過程。

“我”的軟弱,“我”的缺少化解隔膜的實際行動,“我”的放棄思想啟蒙的知識分子的責任,是小說在行文中的一個暗示,是小說隱含著的對“我”的批判。這個暗示和小說結尾對“希望”的議論形成呼應。因此,小說結尾對“希望”的議論是小說情節發展的水到渠成,既不是用來減輕小說悲涼感的“曲筆”,也不是“反抗絕望”的主題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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