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太郎

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這年的夏天大概是中國歷史有文獻記載中最熱的一個夏天。究竟有多熱？作為熱衷於用詩詞創作記載生活的乾隆帝也也深有體會，他在這年夏天有感而發，於詩作《熱》中寫到:“冰盤與雪簟，瀲灩翻寒光。展轉苦煩熱，心在黔黎旁”。

當然，乾隆帝的打油詩雖然淺顯易懂，但由於篇幅過短，我們還是不能直觀的瞭解到那一年有多熱。不妨來看看一些乾貨資料。

酷暑難耐的乾隆八年夏天

一般來講，在我們現代人的思維當中，古代由於人口較現在少，且城市規模也小，在森林覆蓋率高於當今的情況下，很少出現城市熱島效應，故而在夏天的氣溫要低於現代。當然，這種邏輯是對的，可現實情況卻不一樣，在古代同樣有著嚴重高溫的問題。

以乾隆八年夏天為例，根據研究中國古代氣候的專家推算，這一年的北京在7月20日至7月25日期間的平均氣溫高達40攝氏度以上，其中7月25日的氣溫破天荒的升到了44.4攝氏度。而同樣是人口密集的北京，在近些年最高氣溫也才40攝氏度左右。這是什麼概念？還不得熱死人嗎？的確，在乾隆八年的夏天，的確熱死過人，而且數量令人震驚不已:

史料中記載，乾隆八年夏，在北京城內和郊外共有11000多少死於高溫炎熱，大多數人是在外行走過程中突然死去。也就是說有1萬多少活生生被熱死（我在想如今的口頭禪“熱死了”是不是出自於此）當然，實際上因高溫炎熱而死的人肯定不止這些，由於統計水平的原因還有很多因高溫感染其它疾病的人並未記載其中。

而面對這種災情，統治者們也沒有坐以待斃，一方面祈禱上天，另一方面派遣官員採取有效賑濟措施，比如發放抗暑降體溫的藥物，以及從冰窖中調運冰塊分發給百姓用以解暑。而乾隆和皇室成員、朝中重臣們則是前往圓明園或避暑山莊避暑，並且有御醫專門配置解暑涼藥。

舊時樓臺月

夏天過了，進入初秋，雖然中午的氣溫還是那麼高，但傍晚就有絲絲涼風吹來。晚上就涼快多了，不用開空調就能過去，甚至一不小心就會著涼。但對於剛剛過去的夏天，對於肆虐的伏老虎，我們還是記憶猶新，心有餘悸。

對於夏天的酷熱，每個人都感同身受。網上流傳過不少關於天熱的段子。

爸爸：乖兒子，不用去外面，我們在家裡吃。

小明：爸爸你又騙我，在家怎麼吃？

爸爸：咱家陽臺上。剛才的小狗毛都烤焦了，等會我們把孜然和鹽巴跟味精撒上去，一會烤狗肉就好了。

伏天的時候，“哪涼快哪待著去”就不再是罵人的話，那就是濃濃的關懷了。

不過幸好現代人有空調，有風扇，伏老虎再厲害也不怕，我們戰不過總還躲得過。

錯了，古代比現在還熱，那時候的太陽公公脾氣更火爆，一言不和就發威。

我們一定熟悉水滸傳裡的那兩句詩：“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田裡的禾苗裡都枯焦了，你說熱不熱？

如果說，施耐庵的在水滸裡寫的詩有藝術的誇張，乾坤爺的詩就是寫真了。

冰盤與雪簟，瀲灩翻寒光。展轉苦煩熱，心在黔黎旁"

乾隆爺的這首詩的意思是說，朕雖然在宮裡還算過得去，但放不下在烈日炙烤下黎民百姓，朕心疼他們呢。

那一刻，乾隆還真不是裝，也不是矯情，因為北京正經歷著一場少見的高溫。

那時候，京城也流行著關於酷暑段子：

乾隆的嬪妃突然集體求見皇帝說，陛下，求您把俺打進冷宮吧，臣妾熱得實在受不了了。

還有一則：

看過【竇娥冤】之後，大家久久不肯離去，一起跪倒在地：大老爺，再演一遍吧，涼快一會是一會。

可段子只是一種藝術誇張，和事實總會有出入。那麼，乾隆的時期那個最熱的夏天，真實情況又是什麼樣呢？

那個夏天到底熱到什麼程度？

整個三伏天，持續到40攝氏度的高溫有20多天，其中還有一週最高溫度達到了44.2度。

有三大火爐之稱在武漢，一年中最熱的七月，日平均最高溫度是32度，七月的最高歷史溫度是39.2度。而同樣有中國三大火爐之稱的重慶七月份日平均溫度是34度，七月的歷史最高氣溫41度。

我們在前些年夏天最熱的時候，就看到過多起武漢熱死人的新聞報道，這還是有空調和風扇的時代。

不錯，那個夏天還真熱死人了，而且熱死的人還很多。

乾隆八年那個酷熱難耐的夏天，僅僅是北京城裡，熱死的人就不計其數。

據不完全統計就有1萬多人死於那場酷暑，差不多佔到北京常住人口的50分之一，真的太可怕了。

那場熱浪不僅在北京肆虐，而且席捲了幾乎整個華北地區，天津、河北、山西、山東等省都被波及。

山西省浮山縣的縣誌有著關於這場酷暑的記載：這年夏天浮山出奇地熱，許多路人熱斃，北京城裡比我們這裡還熱，在北京的浮山老鄉就有不少人熱死了。

而山東關於酷暑的記載更是駭人，烈日炙烤下，馬車上鑲嵌的錫類飾品都化成了水，庫存的石蠟熔化流到戶外。好多人走著走著就仆倒在地。

每一個酷暑都伴隨著大旱，久不降雨、河水乾涸、地下水位下降，莊稼枯乾、赤地千里、杯水千金。

好多人不是被熱死就是活活渴死。還有人因為搶水斗毆致死。

古代時候，一旦發生天災，人們就認為這是上天對統治者的懲戒，統治者就要採取對策。

乾隆皇帝也不敢怠慢，一面親自去廟裡祈禱，一面下令大赦天下。同時派出官員解釋高溫原是自然原因，告訴人們不要信謠傳謠。

清朝官員還向大家發放節解暑藥物，宣傳避暑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人心，對人們度過酷暑產生了積極作用。

小約翰

“夏天”。

這個詞這幾年裡對我來說簡直是恐怖，外省的夏天是真的熱。從我剛來時，下了火車，走出車站的那一刻，就知道。

好像投入了個大火爐，冒騰騰的熱氣讓人呼吸不上，走一段路，汗水的侵透，讓衣服和後背緊緊沾在一起，特別難受。

因為老家的夏天的溫度特別涼爽，能有個二十六七八、三十度，都算罕見的了，老家還附有“涼都”之稱，所以跟外省的夏天對比起來，自然夏天還真讓人感覺不安逸。

老家的夏季讓我本以為夏天也就是跟其餘季節的溫度是一個樣的，沒什麼差別，同樣的涼快。第一次出門，我才知道，原來“熱”才是夏天該有的樣子。

不過，現在我們的生活中有風扇、空調、各種冰鎮，夏天也算能安逸地過著。

而我們在回想過去，古人沒有現在的這些東西，夏天又是什麼樣子的呢？

古代的夏天也是非常炎熱的，甚至可能比我們現在更熱。我們大可以從古人的詩詞之中，感受他們夏季的炎熱；

——《夏夜追涼》宋•楊萬里

詩題一個“追”形象地描繪出對“涼”之渴求。

要說夏夜，可能也是一件難堪的事，一是悶熱的夏夜讓人難以入眠、二是悶熱的夜晚讓人莫名其妙的產生煩躁的心情。可能北方的夏天還好，白天雖是太陽當空照，炎熱無比，難當酷暑。但日落西方，夜色來臨，清涼便可襲來。可南方就不同了，夜色再來，其炎熱還是與午時照常。

而相傳。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那一年的夏天氣溫值約達44℃，據《中國三千氣象總集》中記載，這場高溫遍及了差不多半個中國，山東、山西、天津、河北、北京等地都是異常的炎熱。

據當時的朝廷統計，那場高溫下，北京近郊、城區大約有一萬一千四百人因受不了這樣的炎熱，因而身亡。

44℃的高溫，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我們現在30以上去的溫度便與讓人難以忍受了，況且還是在那個避暑條件限制下的年代，無法想象。

《清史稿》記載：乾隆八年之夏，天津“土石皆焦，桅頂流金，人多熱死”；山西更是“道路行人多有斃者”，而帝都北京更是熱死了一萬多人。

乾隆八年的高溫熱到什麼程度呢？

記述；

一些地方地面上的泥土，包括堅硬的石頭，因為炎熱的高溫，而被烤焦裂開。當然，石頭被烤焦裂開可能誇張了點，泥土到不奇怪。還有不少人因炎熱的高溫，而身亡，走在道路上的行人，時而中暑身亡。

樹木被曬得乾枯，沒有了生氣。想想這高溫的災害得達到了什麼程度，而且還是在哪個對策至少的時代。

• 而當時給乾隆皇帝是怎麼避暑呢？
  

他的降溫法子，相傳是一件叫“龍皮”的物件（具體是什麼，並不是很知曉。）除了這個物件便就是'冰塊”。乾隆皇帝就採用了大量冰塊來為自己降溫。

這裡可能有人會問；“那時候那麼熱，而古代沒有空調和冰箱怎麼會在夏天有冰塊？”

其實不然，早在秦朝時期，古人便就懂得了天然冰塊製冷的法子，早在商周時期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絕技。

周代的王室裡，為了保證夏天有冰塊的使用，專門成立了相應的機構管理“冰政”，號稱“凌人”。這也是周代最早出現的冰窖。

這個部門主要負責的就是寒冬時節採鑿天然的冰塊，並且運到“凌陰井”（冰窖）裡存起來，用新鮮的稻草、蘆蓆鋪墊，把冰放上之後用稻糠、樹葉等隔溫材料覆蓋。最後密封窖口等到來年夏天享用。

不過，古代的夏天對於冰塊，或是一些高級的降溫方法，說的都是帝王和富貴人家，普通人家也就幾把蒲扇，只能捱著。

木易楊0613

我是水煮汗青，我來回答。

乾隆八年，也就是1743年的7月份，北京城白天最高溫度達到了44.4℃，這是北京歷史上最高的氣溫紀錄了，當時熱到什麼程度呢？下面介紹一下當時的情景：

• 1743年7月的河北高邑縣，站在牆底陰處仍然感覺像火灼一般，太陽底下的鉛錫被曬化，很多人渴死；（《高邑縣誌》記載）

• 1743年7月的山西浮山縣，路上行人有不少被熱死的。北京城情況更嚴重，在北京做生意的浮山人也有被熱死；（《浮山縣誌》記載）

• 1743年7月的天津縣，土石都被曬焦，桅杆頂上用錫做的裝飾物都被曬化流了下來，不少人被熱死；（《天津縣誌》記載）

當時的“熱災”波及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這幾個地方，各個均有被熱死的人。據當時官方統計，7月14日至25日，僅北京近郊和城內熱死的人數就達到了11400人！可見當時的高溫天氣已經是一場天災。

高溫天氣的由來

乾隆八年的時候，工業並不發達，環境汙染也不像現代這麼嚴重，但卻發生了超高氣溫的極端天氣，這是什麼原因呢？我認為導致這種極端天氣的原因有兩種：一種是地球內部運動產生的，另一種是星系的週期性運動。

• 我們把地球的環境變化做一個統計會發現，在一定時期內地球就會出現嚴重的極端天氣，比如明朝末年的小冰河時期，那時候廣東下起了鵝毛大雪，這種情況一般是有周期性的，當地球或者整個太陽系運行到某一位置的時候，這樣的情況就會發生；

地球內部運動也會產生極端天氣，比如1815年的時候，印度尼西亞坦博拉火山爆發，結果導致北半球的天氣發生了異常，第二年很多地方都出現了嚴重災情，夏天也出現罕見的低溫。當時涉及的區域有歐洲、北美洲，甚至是亞洲也受到影響，中國雲南因此出現饑荒。

結束語

乾隆八年北京城的高溫至今仍然是最高紀錄，但其產生的原因是地球的外因還是內因，目前還沒有一個準確的結論。如今我們都有了空調，一般40度左右的高溫天氣也能輕鬆度夏，所以很難體會當時在44.4度環境中生活的古人是怎樣生存的。

水煮汗青

公元1743年，是大清乾隆八年，這一年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獨特的一年，因為這一年的夏天，京城大地彷彿著了火，天空彷彿在燃燒。

從後面的資料看，這一年的夏天，是有記載的中國歷史當中，華北區域最熱的夏天。那麼，當時到底有多熱，當時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情呢？

那一年的夏天，熱到了什麼程度

當年到底有多熱，我們無法親身感受到，但看那些資料，我們都能感覺到當時溫度的可怕。那些文字，彷彿從裡到外都散發著炙熱的氣息。我們先一起看看。

《天津地方誌》記載：5月苦熱，土石皆焦，桅頂流金，人多熱死。

農曆五月，就是當年的公曆七月，地面上的土和石頭髮熱厲害，桅杆頂端的金屬都化了（這有點誇張），很多人都熱死了。

《續東華錄》記載“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師威暑。”

威暑這個詞並不常用，“威”就是威力很大的意思，威暑好像厲害過酷暑。

《高邑縣誌》載：“五月廿八至六月初六日薰熱難當，牆壁重陰亦炎如火灼，日中鉛錫銷化，人多渴死。”

牆壁背陰的地方都是熱到不行，中午時鉛錫製品都融化了，很多人都渴死了。

《浮山縣誌》載，“夏五月大熱，道路行人多有斃者，京師更甚，浮人在京貿易者亦有熱斃者。”《青城縣誌》載：“大旱千里，室內器具俱熱，風炙樹木向西南輒多死。六月間，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熱死。”

看這兩個縣誌，樹被曬死，走路的人被熱死，做生意的人被熱死。

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京城、河北大部分區域，當年七月的溫度實在嚇人。

還有說，在這些高溫之下，熱死的人達到了11400人。

這些記載都是真的嗎？

記載有真實，也有誇張成分

1743年的北京，確實有個非常“威熱”的夏天，但各種記載，未必都是真實的，不排除有誇張的成分。特別是很多縣誌，是在後面收集各種信息加工而成。

據各種可靠的統計，1743年7月25日的北京，溫度最高時是44.4攝氏度，確實很熱，地面上放個雞蛋也確實能烤熟。

但是，這個溫度融化不了鉛錫等金屬，鉛的熔點在327攝氏度，錫的熔點是231攝氏度，如果能將這些金屬融化，那死的人就不止一萬多人了。

中國新疆的吐魯番，夏天溫度突破45攝氏度是常有的事情，火焰山的地表溫度更是嚇人，隨便五六十度。

南亞的印度某些城市，今年就達到了50攝氏度，熱死了一百多人，比起京城熱死的人少了100倍，難道人的耐力差這麼大？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京城附近，華北平原，溫度確實比哪年都高，不過有些記載言過其實。

1743年的夏天，人們是如何扛過威暑的

對於記載，我們不較真了，不去質疑了。

那一年，是北京歷史上最熱的一年，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可能人們的耐受力比較低，所以死人比較多。

那當時的京城附近，人們如何消暑的呢？

關於消暑，現在人們首選是家中裝空調，沒空調的用電扇。其次是出去泡水池游泳。但四十多度的天氣下，室外水池估計也是熱乎乎的。當然，比水池外肯定涼快。

對於飲食，人們也會進行選擇和控制，西瓜、冷飲伺候，涼皮涼麵準備著。

那二百多年前的乾隆年間如何避暑呢？有錢的人到海邊，到避暑山莊。出不去的人，用冰塊。沒冰塊的人，乾熬。熬不住的人，只能聽天由命了。

不過對於酷暑，皇宮裡面還是能從容應對的，據說光是皇宮裡就有幾萬塊冰塊，這可以起到一定預防酷暑的作用，至少那些主子們不會受多大影響。

更神奇的是，說乾隆有一件“龍皮”衣服，門口一掛，房間裡面頓時就涼了。這純粹是扯，比空調還靈，你信嗎？反正，我是不信。如果有這樣的神奇材料，就不會是傳說了。

不過現在也有所謂的“冰絲”服飾，那衣服也就是穿到身上比較涼快，僅此而已。就算把二十件冰絲衣服攏到一塊，也比不上空調，達到室內戶外兩重天。

公元1743年的7月25日，京城溫度達到最高。第二天，下起了小雨，溫度下降，威暑得到了緩解。

但，註定這一年的莊稼收成不行，華北大地老百姓的日子比較艱難。有意思的是，第二年風調雨順，是個豐收的年份，人們的身心才緩過來。

1743年京城的夏天，非常熱，熱死了很多人，溫度最高達到了44.4攝氏度，讓京城等華北區域的人們，感受到了“熾熱”帶來的痛苦。還好，這麼熱的日子，並不常見。

藍風破曉

乾隆8年被稱“史上最熱夏季”，當時熱到什麼地步，發生了什麼？

現代的氣候越來越嚴酷，比不上古代的清涼自然，不過有歷史記載在乾隆八年的夏季，曾出現過“史上最炎熱的一天”，即是公元1743年7月20日~25日，當時的大清日常氣溫高達40度，然而25號那天最高氣溫逼近45度，在石頭上砸個雞蛋都要被煎熟，而此時的水異常緊張變得比油還要昂貴，據說京城內外被熱死的肥仔多達1萬餘。那麼在如此炎熱的天氣中，到底還發生了什麼呢？

據說有一個法國的基督傳教士來大清傳教，剛好遇到了這個極端酷熱的氣候，於是他就在這一切現象寫成書信寄回了法國，為此就成為“我國曆史上最炎熱的夏天”，根據當時清朝在災後統計，僅僅北京內外被熱死的黎民百姓就多達11400餘人。為此在乾隆8年間所發生的溫度高達44.4度夏季，拿它跟我國一九九九年夏天最高氣溫42.2度以及1942年出現的42.6度相比，實乃最高氣溫的夏天。

《浮山縣誌》有描述到當年的一幕，稱夏五月大炎熱，路道行人多有暴斃屍野者，而京師更甚，於京城通商者皆有熱死者眾多。在《東華續錄》的描述是這樣子的：“六月丙辰京師威暑”此書說是6月發生酷暑，而《青城縣誌》所講的時間也是發生在6月，其稱：“大旱千里，屋內用具皆熱燙，風炙草木向西南輒多死，六月間，從天津南武定府逃走之人眾多，而道路上多是被熱死之人”。

通過這些記載我們可以分析出，當時到底有多熱，導致發生了什麼事情，其一就是天氣熱到放在家中的各種生活用品都烤得發熱發燙了，而當時的百姓們實在受不了炎熱，紛紛出逃，想逃往涼爽的地區避暑，殊不知在逃亡的路上，很多人都被曬死跟熱死了。

另外《《續天津縣誌》描述的更加具體，其稱五月的時候炎熱異常，將泥土岩石都曬焦了，因此許多人多被熱死。而《高邑縣誌》也表示，乾隆8年的5月28到6月6號這段時間，天氣炎熱難擋，就連平時陰涼積水重的泥牆都被烤的像火燒一樣，然太陽昇至正午的時候（即中午12點）就連錫鉛都被融化了，人們多數被渴死。

這一幕說明，當時炎熱氣候隨著天氣移動，5月28~6月6號的到達了天津，而這次的溫度可能更高，甚至把錫鉛等物都融掉了，人們被渴死，充分證明水源多數是被蒸發掉，因此人們又熱又渴，最終脫水而死，可見當時的炎熱是多麼的恐怖，其威力甚比天災人禍，像火爐一樣烘烤著百姓。

事後，根據法國傳教士的書信，我們發現他當時採用的是大清給出的災後數據，稱七月十四日到二十五日，京城內與郊外被熱死者高達11400餘人，而實際上的真實死亡人數估計不止於此，但看北京這座各種設施完善的國都就被熱死那麼多人，然而其他落後一點的城縣估計死人數量要更多。

然而乾隆八年的人們在面對如此高溫度的“殺人氣候”之時，會採用什麼方法來抗署活命呢？平凡老百姓的主要降溫方法就是多喝涼水，然而此時的水源稀缺，乃至被商人哄抬價格，一度升至10余文錢一杯水，跟當時大清油價相比，此水簡直比油還貴，最後喝不起水者眾多，使得更多的人被活生生渴死人死。另外身為當朝天子的乾隆深處冷宮也熱到不行，結果他還因太悶熱而作了一首名叫《熱》的詩。

貓眼觀史

據記載，乾隆8年（1743年）的夏天，尤其是7月25日這天，是中國史上最酷熱的日子，由於天氣炎熱，造成水比油貴，光北京城郊內外熱死的貧民胖人數量過萬。

中國歷史上最熱的夏天

當時有一個來自法國的著名基督傳教士，其中文名叫宋君榮。他在華傳教37年，他在寄往巴黎的目擊報告中寫道“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炎熱夏天。北京的老人都說從出生以來沒都沒有見過這麼熱……”，“到處都是熱死的窮人和胖人。”官府統計光北京城郊內外炎熱致死的百姓就達11400人。

那一年，從5月開始就比較炎熱，7月13日到25日左右進入高峰。地上的黃土塊熱的不能用手摸，那些老房屋頂上的瓦塊也都被陽光烤得酥脆。尤其是《河北高邑地方誌》中記載，當時熱到“鉛錫銷化”，就連牆壁也如同火烤一樣。《北京地方誌》記載：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師威暑。

《天津地方誌》記載：5月苦熱，土石皆焦，桅頂流金，人多熱死。民國《高邑縣誌》記載：五月廿八日至六月初六日（即公曆7月19日至7月26日）薰熱難當，牆壁重陰亦炎如火灼，日中鉛錫銷化，人多渴死。 當時到底有多熱？根據中國氣象局專家記載換算，當時平均氣溫有40度，7月25日正午達到44.4度，比1992年華北地區最高氣溫42,6度還高2度多，堪稱是中國歷史上最熱的一天。

在古代沒有很好的防暑手段，普通人只能靠喝水降低體溫，所以，當時一杯水的價格，被炒到十幾文錢，比油都貴，導致當年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被熱死了。據說傳教士宋君榮帶領無數的基督徒上街禱告，祈福，也無濟於事。 總之，那一年是中國歷史上最熱的一年。

歷史時刻錄

這個問題老梁來回答。

瞅著這題目，俺嘆了一口氣。乾隆八年咱大華夏地上的老百姓那叫遭了大罪嘍！

熱的程度

就那氣溫，咱誇張一點的說能把石頭都給烤成面面。咱不誇張的說呢？乾隆家裡邊用來燙酒的錫壺，愣是被熱到都保持不住金屬的硬度——化了。

還有那吃飯用的白色的象牙筷子，軟趴趴的跟那粗麵條差不多了，擱到鍋裡滾上一滾，真就成麵條了，拎都拎不起來。

具記載，您就算是蹲在城牆根子底下所謂的陰涼地，這皮膚感覺就像擱烙鐵上熨，火燒火燎的疼。

就這波熱浪席捲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等等，範圍之廣你都想象不到。

到了7月份的時候，光北京這嘎達熱死的人數就達到了驚人的一萬一千四百多人。

這就是天災啊！

說道這裡估計有人要問了：“就這狀況這得多少度呢？”

說出來您都不相信，44.4℃，就這溫度，您擱石頭上現烙一雞蛋餅，這都不帶夾生的。

說道這裡，估計有人還要追問：“你咋知道的？這還有零有整的，那會就有溫度計了？”

您還別說，還真被您給猜對了。話說清朝的時候，很多歐洲的人漂洋過海的就喜歡到咱大華夏的地頭。趕巧了，就在這一年有一個法國的傳教士，他來的時候，就從法國那嘎達帶來了一款老式溫度計，所以才有了這麼一個記錄。

遇到這種情況，老百姓那是連躲的地方都沒有。因為遇到了這種炎熱的天氣，往往伴隨著的是旱災，這降溫用的水他也緊缺。

這大地您一腳丫子踩下去，飛起了土面面辣嗓子的嗆人！壓根就不能在大太陽下邊多呆一秒，分分鐘鐘的就能把人給烤出油來，至於汗水壓根就不會有，出來就被蒸發掉了。

這要是遇到趕路的，白天就不能走，只能晚上走。

身邊要是有一池子水，見天的就想泡在水裡不出來，但這也是奢望啊。

就拿乾隆的故宮了來說，好多深井這都見了底，感覺這空氣都是乾的，把這水都吸的乾乾淨淨的，這淺一點的井他壓根就掏不出一點水來。

您要是拿把扇子扇個小風，這都卷著一股子熱氣，燙臉！

但這樣的天氣，對於乾隆來說，生活也沒太大的影響，他那故宮裡邊有的是頭一年凍起來的冰疙瘩，整一塊下來擱到屋子裡消暑，再不濟還有宮女擱旁邊扇小風。

但老百姓扛不住啊，後來山西巡撫給乾隆上摺子，要求把冰窖打開，給老百姓用點冰。

結果乾隆壓根就沒答應，畢竟這樣的天氣，他自己都不夠用。

哎！這事弄的！

晚上睡覺的時候，有錢的老百姓抱著竹夫人，沒錢的老百姓就那麼挨著熱，這都沒地躲。

而乾隆晚上睡覺人家睡的象牙席，在不濟還有承德避暑山莊消暑，這都沒得比。所以這一年老百姓那叫個遭罪。

此後咱大華夏的地頭上也有溫度奇高的年份，但壓根就沒有乾隆八年的溫度高，最高的是，1942年出現的42.6度。

大傢伙瞅著這溫度比44.4度低不了多少，但請大傢伙記住了，空氣這東西，每高一度，這帶來的變化都是驚人的。比方說人體內高燒達到41.7度這就可以誘發腦膜炎，您要是比這溫度低，這人體還能削微的抗一下，只是時間不長，一旦到了這溫度，後果誰也不知道。

這也是為嘛小孩子最怕的就是發燒，一燒起來一家老小跟著著急上火的原因。

熱，真的很難熬啊！

好了，今天就寫到這裡，喜歡的朋友加個關注，順手點個贊呦！

梁老師說歷史

“冰盤與雪簟，瀲灩翻寒光，輾轉苦煩熱，心在黔黎旁。”

這首詩是乾隆八年夏天，中國多地出現極端高溫天氣時，乾隆皇帝在酷熱中寫下的一首詩。說來，乾隆當時這詩多少有點“蹭熱點”的意思。

乾隆這詩的意思是說：朕在舒適冰涼的屋子裡待著，可心裡卻苦悶得緊，畢竟百姓還在酷熱中掙扎。說得再白點就是：我在空調房裡，心裡卻苦悶，因為你們正在極端高溫的室外受苦。

作為黎民百姓聽到帝王“如此”為自己“憂心”，真不知心裡會作何感想。

通常，帝王都只為水患一類災情憂慮，歷史上帝王為高溫憂慮的例子真真少有。乾隆八年的極端高溫究竟有多極端，竟能讓帝王也作詩表達關懷呢？
要解開這個答案，必須得翻開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史書來一探究竟。

中國史書中關於1743年極端高溫相關的記載共計是56處，剔除重複部分，高溫相關的記載總計是48處，地域覆蓋北京、天津、湖北、山東、鄭州、武漢等多地。

根據記載，這一年夏天，全國多地都出現了44.4度的極端高溫。有生活常識的人都知道，當室外溫度達到40度時，人在戶外活動就將有生命危險，所以通常情況下，在國內若出現這種高溫各大學校和單位都是要停學、停工的。

而溫度一旦超過40度，其溫度每增加一度，危險就會成倍增加。從醫學上來講，當人體內高燒超過41.7度時，將有誘發腦膜炎的可能。

從此可看出，44.4度對於北半球的中國人而言，絕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在這種極端高溫下，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因極端高溫而遇難的人們。接下來是有關極端高溫死難者的相關記載：

此外，《天津縣誌》等多點縣誌皆有民眾熱死的記載。7月14日至25日，僅北京近郊和城內，因高溫致死的人數就達到了11400人！

從死亡人數來看，這場高溫對當時的中國來說已經構成了一場天災。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當時的氣溫如此高，在沒有空調的幾百年前，乾隆皇帝是如何避暑的，他詩中的“冰盤與雪簟”是否就是其避暑神器呢？

首先，可以肯定，古代雖然沒有空調，但是他們卻有一個相當現代的避暑物件：冰箱。明清時期，冰箱已經成為皇宮和王公大臣、貴宥的家中必備消暑神器。

冰箱在明清的普及，得益於儲冰技術的成熟。

中國的儲冰技術早在周朝時便已趨於成熟，根據《周禮》記載，當時周王室為保證夏天有冰塊使用，專門設立了相應的機構管理“冰政”，負責人稱“凌人”。

為了儲冰，通常從每年冬天12月起，負責該項目的工人便開始採取天然冰塊進行儲存。通常，一個這樣的部門大約有“職工”80名左右。從人員數量上便可知，此時的儲冰已經初具規模。

而到了明清時期，官家在儲冰的同時甚至主動製冰，通常的做法便是：冬日，去到水質良好的地區，取水放置一段時日再取出已成型的冰塊儲存。

而這些冰塊的存放地點通常是地下，一般還會有相應的技術處理，已保持其溫度在0度以下。這些存放冰塊的地方，便是百姓口中的“冰窖”。

時至今日，北京城的冰窖能被叫出名兒的就有無數處，其中，雪池衚衕內有兩座，恭儉衚衕內一座，這些都是官窖。

1922年，大學問家林長民和女兒林徽因自歐洲歸國後選擇定居北京的雪池衚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他們在歐洲習慣了吃冷食，而雪池衚衕的冰窖剛好可以滿足這對父女吃冰食的喜好。

有了冰塊，要製作冰箱便相當容易了。林徽因與丈夫在雪池林的家中

早在南宋時期，隨著儲冰技術的日臻成熟，夏日的街市上就就有商販拿著簡易冰箱出售“雪泡豆兒水”、“雪泡梅花酒”等飲料。

這些飲料冰爽可口，夏日喝去不僅消暑還沁人心脾。

明清時期，冰箱開始在儲存飲料等食物的同時，起到降室溫的作用。具體做法是，將以黃花梨木或紅木製成的箱子裝滿冰塊放置於房間內，再差人用扇子輕輕扇動。

通常，只消用扇子在打開的冰箱外扇動數十下，房間溫度便會降低很多度。這作用，幾乎就和空調差不多了。

說到此處，乾隆口中的“冰盤與雪簟”究竟是什麼便也呼之欲出了：冰盤，就是放在冰箱儲存的果盤一類；而雪簟則是被降低室溫後居室內冰涼的墊子。

有如此神奇的物件，即便有44.4度的極端高溫，乾隆自然也可以“站著說話了”。

想想，當時沒有私人冰窖的老百姓就著實慘了。說來，還是如今這年代好，畢竟，大多數人都是有空調、wifi的。

寫完此篇後，忍不住取了根冰棍在空調房裡啃……

記者李滿

據氣象學家竺可楨（1890-1974）的估計來看，我國曆史上多次出現過高溫極端天氣，但是究竟多少度，也沒有個準確的記錄。但是乾隆八年的時候，又發生了一次酷熱，這次的氣溫被記錄了下來，換算成現在的溫度，在7月25日的時候，高達44.4℃！

這麼高的溫度下，給當時的人們造成了什麼樣的後果呢？

《浮山縣誌》裡面記載，山西在5月份的時候就酷熱難當，路上行人“多有斃者”，就是說，路上能看到很多熱死的人，而且還提到，北京的情況更嚴重，那想必到了京城周圍，路上熱死的人更多。

當然，沿途死去的，基本都是一些外來戶、沒有居住之地的人，也就是所謂的“浮人”。為什麼這些人多會熱死？這就是因為周圍的氣溫太高了，因為沒有躲避的地方，或者避暑就會耽誤了買賣所以堅持曬太陽，於是產生了比中暑更可怕的事情——暴熱之下突然猝死。有的人可能就是趕路而已，結果被曬得突然倒地不起。

事情過後，京城的官員做過統計，在京城裡和外圍，這次高溫一共造成了一萬多人的死亡，這只是朝廷統計到的，加上沒有統計到的，可能有兩萬，甚至更多。

除了25日的奇高的溫度外，從20日到25日這幾天氣溫也很高，平均都在40度以上，就算是待在房子裡，也要被這酷寒給烤化了。所以乾隆在這樣奇熱無比的天氣中，還寫了一首詩，說“展轉苦煩熱，心在黔黎旁”。

黔黎說的是百姓，乾隆當時在宮中有冰鑑之類的東西，可以享受到冬天提前儲存好的冰塊，帶來的清涼，但是他依然感覺到悶熱，而且心裡擔憂百姓。

不過，也不知道他是因為北京太熱，連冰塊都不能消暑，還是因為想去體察民情，他居然在7月動身去盛京觀瞻皇陵。

去盛京要路過許多省份，包括直隸、奉天，還有出發之時的北京。皇帝出行，必然要準備極其盛大的依仗，尤其是乾隆這樣好面子的皇帝，他的行頭更加誇張，行動一次必定要勞民傷財。

於是首先北京的百姓，在官員的驅使下，頂著日頭做了許多準備，因為皇帝出行會拉動部分經濟，許多商販還趁機出來做點買賣，於是這些人也冒著烈日出來了。於是，北京首先成了被曬而死的重災區。沿途路過山西，這裡的人又死了一片，一直到了盛京之後，這裡是苦寒之地，氣溫不是很熱，百姓這才不用擔心被曬死了。

不過，盛京雖然是陪都，此時卻不是清朝的中心，於是乾隆住了兩個多月，到了十月份，盛京已經有了涼意，而這場全國的酷暑也徹底過去了，於是他這才起駕回宮。

所以，這一年的氣溫確實高，不但有44.4度這樣罕見的高溫，還把皇帝也熱得跑到了陪都。不過，那些被曬死的百姓，其實應該有不少人，是跟著乾隆出行而喪命的。皇帝嫌熱跑去陪都避暑，卻害了不少百姓的性命，果然帝王最是無情。

關鍵字: 夏天 八年 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