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賈樟柯發現了趙濤，不如說他發現了女性的另一種真實的激情和美——這是我們曾經忽略了的沉默的美，平實但決不庸俗。
我們約好在北京永安裡的五星級酒店和喬麗致見面，我沒有想象過她，在我心裡，她就是《站臺》裡纖細敏感的尹瑞娟，是《任逍遙》裡倔強的巧巧，是《世界》裡的趙小濤，以及，是《三峽好人》裡千里尋夫的孤苦女人。我在走廊等她，電梯裡出來兩個時髦女孩，我們擦肩而過，我想著去接電影裡那樣的趙濤，卻聽見錯過的女孩在唸叨我的房間號。後來，在戛納，趙濤回答新浪娛樂有關她生活中看上去和電影中有一定區別的問題時也說到這件事，“比如我和《優雅》雜誌編輯約了拍照，我從她面前走過去，她都沒有認出我來。後來，看到我，特別驚訝說你就是趙濤，怎麼和電影裡那麼不一樣啊！”
是這樣的，她比起電影裡和網絡上的照片裡小了不止一號，嬌小纖細，當然，也更漂亮。
電影，一種遙遠的烏托邦，重新喚起了她表達生命的慾望。
1999年9月底，22歲的女教師趙濤正在給學生們上例行的舞蹈課。一群不速之客擁到了她的教室，聽說，他們是來選拔一個會跳舞的女孩來做影片的演員。幾年前，還在北京舞蹈學院上學的時候，經常有人攔住舞蹈學院的學生說:“我要拍個電視劇，我給你拍幾張照片。”趙濤們一般都回答“很好，可以”。因為都希望有些這樣的機會。可是好像經歷了十幾次，也沒有一次成功，所以趙濤說“我對拍電影電視劇什麼的也無所謂了”。
趙濤並沒有感到吃驚，她讓班上穿著練功服的女孩子一字排開，一個一個輪著跳舞。中途她讓她們停下，對她們說，要學會用感情來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她的話十分簡短，隨後安靜地退回原處。她不知道有一個人靜靜站在副導演陶軍的後面，把這一切事無鉅細地收在眼底。
當然她也不知道，那個人，就是後來在第六代導演中聲名顯赫的賈樟柯。
她當時並不知道貌似平靜的賈樟柯心中湧起的波瀾：這個年輕文弱的女教師，如此削瘦，如此沉默，他覺得她特別象上世紀70年代末裡照相館櫥窗裡的那些女孩子，這與他心目中的《站臺》的尹瑞娟，竟然一模一樣。他為這樣的發現，感到又驚又喜。在此之前，他已經花了大半年的時間，走了山西的許多地方，面試過了許多專業和非專業的女演員。到後來，賈樟柯對這個角色的選拔，甚至有些灰心。
而那時候，趙濤沒聽說導演賈樟柯的名字。“太原這樣的小地方，更加文化性的東西沒有，頂多看看電影已經很奢侈了，而且看的東西都是一些什麼美國大片，好像從來沒有聽說過中國的藝術電影什麼樣子，我對藝術電影也沒有任何概念，所以導演見我的時候，覺得我不相信他。於是，他還給我帶了很多報道他電影的雜誌，說他拍的《小武》成功了，指著照片說：‘這就是我，這就是我！’”
生活有時候，的確會呈現出強烈的戲劇性。
後來《站臺》，在2000年的秋天的威尼斯影展上大放異彩，而趙濤在《站臺》扮演的女主角之一尹瑞娟，以節制、從容的氣質，卓而不群。
也許這就是所謂的“機緣巧合”吧，賈樟柯後來說。
她遲到了半個小時，她一進門就跟每個工作人員道歉。她化妝的時候，仔細跟化妝師詢問使用的產品和使用技巧，她說：“後天去戛納，我得自己化妝，不能再讓老外給我化了，每一次老外給我化的都巨難看。”她對底妝很講究，認為清透自然的膚質很重要。她拒絕過濃的妝，也喜歡自然垂順的長直髮。拍外景了，她會很仔細照顧旁邊的人，過街時會扶一下你的手臂，下樓梯會轉頭提醒你說要小心，吃她建議的川菜她會對我這個四川人說“不好意思，讓四川人到北京還吃川菜”，她吃得很少，使勁喝酸梅湯，很體貼地為攝影師點了五香豬蹄卻猶豫著該不該嘗一塊。她分明就是我們身邊的女友，柔和，讓人覺得舒服。
孤僻和沉默的青春
在太原鋼鐵廠里長大的她，從小淘氣得象個男孩，爬樹，爬房梁，玩得不亦樂乎。父親是個性格剛烈倔強的山西漢子，對這個淘氣的女兒寵愛有加。趙濤在過去，對於舞蹈有著一種熱愛和宿命的順從。
小時候看過漂亮的姐姐們在舞臺上跳舞。燈光明滅，霓裳豔影，她認為那就是美的。她的理想和願望，來得簡單。那段時間，她常常一個人關在房間裡透過窗戶看外面的世界，“我太靜了，可以一看一下午。”那個時候，趙濤認為自己是孤獨的，淘氣的男孩不見了，一個孤獨的少女面對著自己的青春和成長的煩惱，她學著思考，她品味著孤獨，“我沒有什麼朋友，可我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好，孤獨教給我的思考方式對我後來在電影中演繹人物有很大的幫助”。
13歲的時候，在一次和老師的劇烈衝突中，倔強的她毅然決然地辦理了退學手續，報考了山西戲劇學校，學習從小就喜歡的舞蹈。
用趙濤的話來說，父親的性格“太剛了”，這一次他顯然無法容忍女兒如此忤逆，竟然走上類似於“戲子”的道路。從而在很長的時間內，父女倆無法對話，形如陌路。在六年的藝校生涯中，青春的躁動與舞蹈的枯燥艱難，無時無刻不壓迫著趙濤，使得小女孩變得更為孤僻和沉默。“那些日子我只覺得壓抑得透不過氣來。”
然而學習舞蹈的經歷更是直接地幫助了趙濤成為演員，“面對鏡頭不會膽怯，會有直接而自然的表現欲，我走位能更準確，把握動作的節奏更準確”。當然，這是後話，而在藝校的日子，並不是鮮花和掌聲。
關於那場劇烈衝突的記憶已經有些模糊了。幾個外校的男孩子前來學校找她商量舞蹈排練，卻意外使她蒙上“早戀”的冤屈。老師因此把她帶到辦公室，用言辭兇惡的語言，令小姑娘的自尊心傷害到無以復加。她只記得她把外語書全部撕碎，扔出了窗外。她自動退學，成為了學校和家庭的雙重“逆子”。
關於舞蹈的故事，她有些語焉不詳。
她只能拼命練功。她不知道自己如何在練功房裡度過了孤獨難捱的歲月。她的腰因此拉傷了，很久以來不能夠在平的椅子上坐很久。
對於生活她有著她的驕傲的方式。六年後，她考上了北京舞蹈學院，她是那年被錄取的唯一的山西考生。趙濤是一個“心高”的女孩，既叛逆又順從，內心衝動而外表沉默。
從北京舞蹈學院畢業後，她回到太原，成為山西師範大學的一名舞蹈老師。“這也是父母的安排，他們認為教師是一個適合女孩子的職業。”叛逆的趙濤這一次顯得格外孝順，“我沒有想過留北京或是成為北漂，我妹妹也是這樣，畢業後也直接回了太原。”
曾對媒體說過“演戲不會改變我的生活，我將一直做老師”之類的話，幾年下來，頻繁奔波於北京和太原的日子終於讓她覺得難以負荷了，“尤其對不起我的學生，他們在學校就這麼幾年時間，而我，並不能全身心投入教他們，我做不到兩頭兼顧，我必須放棄一樣。我選擇了演戲，我只能說：對不起，就算我自私。”
如今，趙濤基本都在北京了，她成為賈樟柯的“西河星匯數字娛樂技術有限公司”的第一位簽約藝人。而關於她家人的生活，唯一的改變就是“他們很為我驕傲”，其他的，物質上的，“我想讓他們過得更好，不過，現在還不是時候”。
我們在國貿附近取景，那一天的北京異常炎熱，陽光火辣辣地直接傾瀉下來，趙濤的臉曝露在陽光下，她被刺得睜不開眼，眉頭微蹙。攝影師不停要求她不要皺眉，她那穿著黑衣的嬌小身軀蜷縮在滾燙的柏油路面上，讓旁邊的人看著都很心疼。從建築工地到繁華馬路，從寫字樓前的廣場空地到中戲旁邊的寧靜衚衕，她穿著CELINE的金色高跟鞋終於忍不住為腳丫叫苦了，徵得大家同意後換回球鞋，她長舒一口氣：“還是球鞋最舒服，高跟鞋，只有在紅地毯上才能讓我忍受”。一直，沒有人認出她，路人們並不知道，這個旁若無人在拍照的女孩就是數次在各大國際電影節上被外國媒體追捧的明星，就是被朱麗葉，比諾什盛讚的演員，對比她在電影上取得的成績，她的知名度，實在不成正比。不過，她不在乎。
電影給了她豐厚的補償
“如果不拍戲，我的生活就在校園裡。”趙濤說。
“烏蘭巴托的夜啊，那麼靜，那麼靜/連雲都不知道我,不知道——”這是她在其主演的電影《世界》中演唱的插曲。
比較國內，趙濤在海外的知名度會高一點。趙濤說，“因為在國內，知名度往往不是看你的作品是不是好，而是看你露臉時間的長短，我沒有被5000萬包養成名的機會，我也不覺得走到大街上沒有人認識是不好的事，相反，我非常自在。”
曾有兩部獲獎電影《站臺》和《任逍遙》，全世界都在發行，但中國沒有公映。所以，趙濤之前在國內的影迷更多的是DVD愛好者。
拍戲的過程，趙濤體驗到了更為豐富的中國。 “這也是電影吸引我的魅力所在。拍電影之前，我基本上關注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我不關心也沒想過關心別人怎樣生活。我可以趴在窗戶上看街道上的行人，一看就是一下午。我沒什麼朋友，也不覺得孤獨，我有很多時間思考和看書，我是一個舞蹈老師，我之前的生活就是這樣。”
拍《任逍遙》時，趙濤大概提前半個月去拍攝地大同，天天逛街，天天跟那些要飾演的年輕人在一起，她和他們聊天，聽他們說話，看他們穿著。就是在這半個月的時間，她感受到很多東西，“那些孩子是計劃生育體制下成長起來的孩子，可能從小受著奶奶、爺爺、姥姥、姥爺、爸爸、媽媽的寵愛，他們只懂得去索取愛，不懂得付出愛，我覺得他們非常的孤獨，好像沒有理想可言”。
“他們生活在服飾掩飾之下的一種想象的生活當中。所以巧巧會覺得穿上透視裝，戴上假髮，就是時髦女郎，怎麼可能，其實都是虛的。”
“在《任逍遙》中，有一場戲，我把假髮脫掉，實際上，我脫掉這個假髮，要完全地真實地面對這樣一種生活，我不再生活在一種裝束之下，不再生活在一種虛假當中。”
2004年，《世界》面世。這是趙濤主演的第一部獲准在內地公映的電影。
這部電影的靈感，來自她的一段經歷。1995年，趙濤畢業實習的時候，學校要帶她們去掙錢，從山西跑到深圳的“世界之窗”。深圳當時對她來說是個特別開闊的環境，在太原很少見到鮮花，很少見到綠色，但是當去了深圳的時候，看到滿眼的鮮花，滿眼的綠色，“女孩子都會喜歡的，那樣的生活跟我在太原的生活相差太大了。”
一次，經過深圳的時候，趙濤跟導演賈樟柯聊起來，“我覺得‘世界之窗’雖然小，但對我來說是個特別浪漫的地方。它裡面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想象中的生活，天天穿著華麗的衣服，化著很漂亮的妝。一起工作的幾個同學打電話，說我在‘印第安’等你，我在‘法國’等你，覺得太不可思議了，但是不能出那個園子，一出那個園子就完全不同了。
2004 年趙濤回到“世界之窗”，所有的一切都沒有改變。當時的一些工作人員還在那裡工作。很多人逃離不了那種環境，工作環境非常好，而且不用費什麼力就能掙到錢，玩一玩、跳一跳就可以了。所有的一切都很好，讓人不捨得離開那裡，去奮鬥，爭取其他的一切。
在威尼斯電影節上時，有人說這部電影無法用語言講述它的故事情節，但影片始終有一種神奇的魔力讓人陷入其中，讓人感動或讓人感覺備受傷害，《世界》有一種深深的無助感。
趙濤非常喜歡電影的結尾，和男主角成太生煤氣中毒後被抬到雪地上，醒來，問趙濤，“我們是不是死了？”她答道，“我們才剛剛開始”。
電影《任逍遙》中，趙濤從礦區灰黑色的宿舍裡走下來，身邊有一條幹枯的河。河岸的岩石上栽著十幾根電線杆，散落著一溜低矮的民房，一個人擔著水向那排房子走去。“那時候，我覺得，自己和那些人一樣，就生活在這樣一種壓抑的環境中，對生活沒什麼奢望。”
“拍《三峽好人》，奉節城破壁殘骸，我一直行走當中，在電影中的臺詞是很少的，也沒有具體的情緒波動，非常簡單，就是走來走去。說的臺詞都是“好的”“謝謝”這類可有可無的話，但其實劇中人正處在人生中最困難的時期。她要給自己的人生做一個決定，沒有人可以訴說。所有的一切都壓在心底——當走到外地的時候，沒有人去同情她，她只有自己安慰自己——我覺得中國女人可能有很多都是這樣。
在沒多少臺詞，情節上也沒有多少波動的情況下，我就在想怎麼把內心的痛苦表達出來。後來也找到了一些方法，用一些小細節，比如說肢體語言，一個很久的凝視，一個嘆息，只能用這樣的方式表達主人公當時的情緒。這對我來說，很困難，不像《世界》。在整個《三峽好人》拍攝期間，我走在民工和遊客裡面，不覺得自己是個演員，導演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埋在人海當中。”
許多時候，她不知道她是在演戲，還是在生活，她看著一座破敗城市下生活的人們，覺得自己與他們是一樣的。
“拍戲改變了我對社會的看法，我現在覺得社會上很多事情跟我是有關係的，無論是我事業上的需要，還是感情上的需要。我在看一個人的時候，會覺得他有一些東西，跟我生活中是非常相似的。拍戲讓我開始關注這個社會上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這些對我非常重要，以前我的世界太小了。”
“拍戲時間長了以後，對我自己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就是:我不要去表演，我要去生活。當我去生活的時候，那個角色就是屬於我的，如果我去表演的話，那個角色跟我是有距離的。”
生活中沒有過陌生人認出她的時候。但是當人們知道她就是《站臺》中的尹瑞娟之後，都會變得非常驚訝，因為他們沒有想到生活在自己身邊的人，會是大銀幕上的那個人。
賈樟柯如此評價趙濤的表演：“她從來不搶戲，她知道怎麼樣才是恰如其分的。在鏡頭前她是無私的，她不會保護自己的形象，而是很願意把自己完全交給角色。有些演員會保護自己，非常注意自己的魅力和形象。她的無私和分寸感，在演員裡是很好的。我相信，她是真正的演員。她很聰明，她一開始就明白演員和明星的區別。她到了四五十歲的時候，還會是很好的演員。”他讓她在電影面前重新開始了生活，這恐怕是電影給她的最豐厚的補償。
趙濤對於賈樟柯電影的意義，並非單純是表演。她有著有很強的即興能力，帶給導演許多創作上的靈感，包括細節的處理，臺詞的闡發等等。“《世界》裡有一些情節，比方說女主角晚上沒有班車會郊區，她只好到了一個地下旅館去。我原來就想她一個人坐在床上。她就說，導演我能不能拿手機，然後找信號？這既讓人明白這是一個地下室，又恰如其分地表現了角色無法與外界聯繫的孤獨感。這種空間裡的很細膩的反應，真的是太好了。”
“她和男友出現矛盾，她又一個人躲到地下旅館。她說導演我需要一個透明的雨衣做道具。我又不理解了，又不下雨，為什麼需要這個呢？她解釋說，這是我第二次來這個旅館，第一次來的時候很髒，第二次我還必須來的時候，我會有所準備。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她要裹著雨衣在骯髒的床上度過一夜。這透明的雨衣既有視覺上的想象，而且又表達了女性內心的細微，而後者對於我的電影，是很重要的。”
“趙濤經常讓我意外。我們一大群人去國外陌生的城市，而往往記路最清楚的就是她。也許是我們對跳舞的女孩子的一個誤解，我沒有想到趙濤會去讀小說，她有一次很突然地對我說，導演，我們要不要拍韓東的小說，她就開始說他的新小說《紮根》是多麼好，大段地講述了韓東各個時期的小說。這又讓我吃驚。”
SOHO現代城一樓的咖啡館，我們舒服地靠在沙發上聊天，錄音筆無聲地記錄著她的聲音，她面容沉靜，目光溫和。安靜的咖啡館裡，間或有客人路過我們的卡座，有人刻意會看一眼她——這個在侃侃而談的人是誰呢？明星？還是。。。。我讀到了旁人眼裡的疑問。之前在設計師的工作室試穿她接下來要去戛納走紅地毯的禮服，設計師給她設計了一條活潑的齊膝禮服裙，她禮貌地和設計師夫婦對話，聽著對方的讚揚，她淺淺地笑。看不出她是否喜歡，她禮貌而節制。後來，在新聞裡，我看到她沒有穿那套衣服，而是選擇了另一位設計師的黑色晚裝，這套衣服被媒體評論為：“整體設計簡潔神秘，吸引全世界媒體競相拍照”，這才是她，活潑可愛不是她的型。這個來自東方神秘國度的戛納的常客，在短短的紅地毯上足足停留了20分鐘，接受全世界的注視，她大方自如。
我的目標是戛納影后
她講她的故事，舞蹈，電影，她因為電影而發生的轉變，以及逐步呈現出來的熱愛和一種高度的清醒。
她知道網絡上關於她是賈樟柯女朋友的傳言，她認為有這種想象很正常，“恐怕不想象才不正常”，從未在媒體面前談過這件事，我想聽到一個答案，我追問她：“那你是嗎？”她正色：“當然不是。”我們都笑了。她補充：“真遺憾啊，是多好啊！”這是句聰明的戲言，讓我感受到她內心的坦蕩和對流言的嘲弄。
她一直稱他“賈老師”，她說“《站臺》是我演的第一部電影。我沒有任何判斷能力，不知道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惟一的判斷就是導演說的。導演給了我很大的空間，也讓我學會演戲。”
對這個創作團隊來說，劇本幾乎是沒用的，賈樟柯特別喜歡前一晚跟大家一起討論劇本，其實往往到了第二天又變了，每天都在變。常常一場戲拍了六七條，每次說的話都不一樣，但都能對上。這讓趙濤覺得特別過癮。
如今，全身心投身了演藝事業，似乎萬事具備只欠東風了。對於未來，趙濤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登上事業的高峰。這個沉默內斂、低調剋制的女演員的身上，有堅定的信念和強大的能量。“我要拿戛納或者威尼斯，或者奧斯卡的影后，我一定要拿的，我認為那是我成功的一個標準吧，至於再以後，也許功成身退，誰知道呢？”。
現在，已經有賈樟柯電影之外的機會找上門來。別的導演，趙濤說她也會接受，但有一個標準去選擇。而賈樟柯的電影，她也一定會出演。“我不能太辜負賈樟柯。我覺得我之前三部電影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我現在的成績，是他教給我。我現在要是很不在乎過往，很容易地去接一些不怎麼樣的東西，我覺得會讓我以前的東西打了折扣。我想這不光關乎我自己，也是賈樟柯的事情。因為現在的許多媒體都是把我和他放在一塊談的。”
從戛納回國後，趙濤要奔赴成都了，那裡有賈樟柯的新戲——一部跟成都有關的《二十四城記》，問她在裡面的角色，她說是一個七十年代的女性，具體演什麼目前也還不知道。七十年代！導演終於給了他心目中最具有那個年代氣質的演員最接近時代特質的一個角色，這實在讓人期待。
她並不詩化自己的經歷。她顯得理性、內斂而清醒。而她沉默的時候，身上的激情在歌唱。
在這個明星璀璨，爭相喧譁的時代，她所呈現出來的節制和自律之美，以及對內心誠實的守護，與虛榮和浮華對峙，這將為她贏得電影和藝術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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