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过去几周，我们经历了种种震惊、无助和痛苦，也时常感受到难以遏制的愤怒——为不负责任的官僚，为无辜之人的死去，为不被允许传播的真相。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和他人的愤怒？在社会议题和政治面前，表达愤怒是非理性、毁灭性的吗？美国民权运动家Audre Lorde的一段演讲或许可以给当下的我们带来思考和启发。
Audre Lorde是著名的美国作家、女权主义者、诗人和民权运动家。她的诗作以充分的技艺和丰富的情绪表达为名，大多描写她目睹的社会不公正和因此形成的愤怒，涉及民权、女权、女同性恋、残障等议题，和对黑人女性的身份探索。
在1981年6月，Audre Lorde在当年全国女性学协会会议上面发表了主题演讲，以下为讲演内容（有删减）：
种族主义，是相信某一特定种族要优越于其他，并因此拥有控制、强调和显现的权利。
女人会对种族主义有所回应，而我的回应是愤怒。
这种愤怒伴随着我成长，在我大部分的生命当中，我尝试忽略过它、以它为食粮、尝试在它扰乱我的心智之前去使用它。我也曾经沉默吞食这愤怒，不堪其重。
这种对愤怒的恐惧什么也没教会我，这种对愤怒的恐惧，同样也教会不了你什么。
女人开始回应种族主义意味着女人开始回应愤怒，那种对被排除在外的愤怒，那种对不容置疑的特权的愤怒，对种族之间撕裂的愤怒，对沉默、误用和无用、刻板印象、防御、错误的命名、背叛、收编的愤怒。
Audre Lorde
摄影师：Elsa Dorfman
我不想让它变成只是理论讨论，所以我准备了一些女人之间互动的例子来说明。
例如：
• 我曾在一个学术会议上面直接提到某些特定的愤怒，一位白人女性就说：“你可以告诉我的你的感受，但是不要太刺耳了，如果那样我就听不清你要讲啥了。” 所以是我的举动让她听不清呢？还是因为我的信息会对她的生活构成威胁，意味着她的生命可能会改变？
• 白人女性如今开始审视自己和黑人女性的关系，然而我还是经常听到她们只希望自己可以跟有色人种的小孩子有关系，或是被人喜欢的女佣们，偶尔是二年级的同学——这些柔软的、神秘的、引人入胜的、中立的记忆。你们逃避的却是这样的直接信息：你妈妈将手帕摊在公园的长凳上，仅仅因为刚刚我曾坐在那里。
• 一个白人学者欢迎了一个非黑人女性的有色人种的人群的出现，“这可以让我去处理种族主义，但是又不用面对黑人女性的严厉” ，她这样对我说。
• 在一个国际性的文化活动当中，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白人女诗人打断了一位有色人种的女性的朗读，然后读了自己的诗，匆匆离开去参加一个“重要的分论坛”。
如果学术界的女人们真的想要打开关于种族主义的对话，则需要认识到别的女人们的需求和情境。
当一个学者说，“我负担不起这个”， 她可能是指需要决定怎样使用她珍贵的钱；但当一个靠福利救济的女人说，“我负担不起这个”， 她的意思是她需要靠一笔在1972年根本不怎么够的钱活下去，意味着她常常都吃不饱。
“我深思熟虑，并且毫无畏惧。”
对于能认识到这些态度的熟悉的白人女性，更重要的是，对那些经历过千千万万次这种情形的有色人种姐妹们，对这些像我一样因愤怒而颤栗的姐妹们，或者是对于那些时常质疑我们愤怒的表达是没用的、是破坏性的人们，我想说说愤怒，我的愤怒，我在这么多年的种族主义统治之下认识到的东西。
任何东西都可以是有用的，即使看上去没用（当你在被指控进行破坏的时候，你需要记住这一点）。
每个女人都有满满的、有潜力可反抗压迫的愤怒的武器库，这些不论是个人的还是制度性的压迫，也是形成愤怒的原因。精确地使用这些愤怒，可以成为促成变革的强大力量。
愤怒饱含着信息和能量。但我说到有色人种女性的时候，我不只是说黑人女性。当一个非黑人的有色人种的女性指控我，说我预设了所有挣扎与种族歧视的人们的经验是相同的，让她的经历更加隐形了，我是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的，而不应该彼此浪费时间争吵。如果我面对别人的指责却只是以自己的经验来回应，这是浪费精力的。
当然了，能够去听一个女人解释一种你没有经历过的痛苦，甚至是你也参与压迫的痛苦，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在今天这个场合，我们需要离开女性这个明显的政治身份来说话。我们不能用一个统一的身份忽视我们面对的强大力量的巨大的规模和复杂性。我们今天不是作为女性在一个社会和政治真空当中来审视种族主义的。我们是在一个以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作为最基础、最完备的牟利道具的系统中生存。
所以我们要在压迫系统的语境下面去行动，不是专注于我们群体之间的愤怒，而是专注于那致命的，针对所有女人，所有有色人种、女同性恋，男同性恋、贫穷的人的憎恨，针对所有想要去审视压迫、去反抗、联合和行动的人的憎恨。
任何关于女人对于种族主义的讨论必须包含认识和使用愤怒。我们不能让对愤怒的恐惧把我们抽离，或者让我们仅仅努力地去挖掘自己；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个话题，因为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的对手对于我们和我们想做的事情的憎恶也是非常严肃的。
当我们仔细凝视彼此脸上的愤怒的时候，请记住，不是我们彼此的愤怒才让我们晚上谨慎地锁上门，让我们不敢在独自在街上游荡。是那些在街上潜伏的憎恨，那种想要摧毁我们所有人的强烈欲望。
这种憎恶和我们的愤怒是很不一样的。憎恨是对那些不认同同样的目标的人的狂怒，它的目的是死亡和毁灭。愤怒是对于同伴之间的撕裂的悼念，它的目标是改变。
愤怒是对于种族歧视态度的正常反应，对于那些将歧视变成行为的暴怒也是。对于那些恐惧有色人种的愤怒更甚于恐惧自己没有被觉察的种族歧视的态度的女性，我想问：哪一个更危险，是我们的愤怒，还是那些无处不在的对女性的憎恨？
能摧毁我们的，不是其他女性的愤怒，而是我们拒绝站在那里、聆听、从中学习，从表象看到实质，意识到这种愤怒是一种赋权。
对于在恐惧当中成长起来的女性，愤怒常常意味着毁灭。
在男性的力量建构中，我们被教导我们的生命取决于父权制偶尔的善意。ta人的愤怒常常需要不计成本地回避掉，因为从中除了伤痛，什么都得不到。这是基于我们之前的经历形成的，当我们是一个“坏女孩”的时候，当我们总是做得不够的时候，当我们该做什么却没做的时候。
如果我们就这样接受我们的无力感，那当然任何愤怒都可以摧毁我们。
但是女人的力量存在于认识彼此的差异，在撕裂中站出来，不因为撕裂而彼此埋怨，而是由我们去改变。女人的愤怒可以通过洞察变成力量。同伴之间的愤怒可以产生变化，而不是毁灭。这其中产生的不适感、失落感都不是致命的，它是成长的证明。
我对于种族主义的回应就是愤怒。在这种愤怒不被说出来，不加以利用的时候，它一直吞噬着我的生活。当我在课堂上意识到黑人女性的作品和历史比蒸汽还不可见，它在那里；当我发现白人女性将我的经历只作为恐惧和愧疚的理由的时候，它在那里。
我的愤怒不是你视而不见的理由，从你自己的行为产生的后果里面逃避都不该有理由。
“妇女是有力且危险的。”
当有色人种女人说起自己的关于很多与白人女性交流的场景下的愤怒的时候，我们经常被指责说我们“创造了一种无力感”，“让白人女性不能摆脱自己的负罪感”，或者“破坏了大家彼此信任的沟通和行动”。
一个女人说：“因为你是黑人，你是女同性恋，你说话就像有受尽折磨的至高无上的道德感一样。” 是的，我是一个黑人和女同性恋，你从我的声音里听到的是暴怒，不是折磨。愤怒，不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感。这是有差异的。
从黑人女性的愤怒当中用借口转移开来，或者以“给人造成威胁性，不会给任何人力量”为借口，都仅仅是为了保持种族漠视，保持不被说出口的特权永远不被僭越，毫无改变。被压迫的人总是被要求多做点什么，在人性和漠视间架一道桥梁。黑人女性总是被期待用自己的愤怒去服务别人、救赎别人或者去学习。但是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的愤怒意味着痛苦，但是也同时意味着存活。
什么样的女人会如此着迷于自己的被压迫，以至于她都看不到另一个女人的脸上有自己的鞋印？什么样的女人被压迫的话语如此的珍贵和必要，以至于这成为了她拥有无上正义的门票，可以远离自我审视的寒风？
我是一个有色人种的女同性恋，我的孩子可以吃上饭，是因为我在大学工作。如果说我的孩子的饱腹让我不能理解另一个找不到工作而没法喂饱孩子的有色人种女人，或是没法理解心脏已经被流产黑诊所弄到腐烂了而没法要小孩的女人；如果我没法理解不愿意要小孩的女同性恋，或者是因为只能依靠自己的恐同社区生活，而选择一直呆在“柜子”里的女同性恋……如果我不能理解我的其他面孔，那么我就是在助长针对这些人的压迫，也在助长对自己的压迫。
我们之间存在的愤怒必须用来做澄清和相互赋权，而不是用负罪感来入侵，来加重隔离。在所有女人都没有自由之前，我也不自由，即使她的枷锁与我的非常不同。只要有一个有色人种被束缚，我就不自由。你们每一个人也是。
我在此刻作为一个不向毁灭弯腰，而向幸存弯腰的有色人种女性来讲演。我吮吸着愤怒，用来启示，欢笑，保护，点亮没有光照的地方、没有食物的地方、没有姐妹的地方、没有方向的地方。
我们不是女神，也不是女性大家长，也不是有神圣原谅性的体系；我们不是带着评判的燃烧的手指，也不是鞭笞的工具。我们是总是被迫因为我们女人的力量而退让的女人们。我们学习了怎么去使用愤怒，就像我们学着去使用死去的动物尸体、殴打造成的伤痕，并做出改变。
我们存活下来并且成长，并且就像Angela Wilson说的一样，我们总在往前走（we are moving on）。不管有没有白人女性同行。我们用我们抗争来的力量，包括愤怒，去帮助定义和创造一个我们所有的姐妹都可以成长的世界，一个我们的孩子们可以爱的世界，一个女人们的差异可以相互触碰和见面，并且总有一天毁灭的需要会被奇迹取代的世界。
我们欢迎所有女人可以见到我们，面对面，超越物化，超越愧疚。
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意味着愤怒和反抗，也意味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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