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口搭班唱戲的時候，我母親打河北老家來到上海。母子幾年不見，我聽說母親來了，就急著趕回上海。回到上海，我大哥的病還沒有好，閒在家裡督促我練功學戲。我每天半夜三點起身，到山東會館附近去練功。那時這一帶還很荒涼，都是小河和墳堆。天墨黑的，一夜大雪，地上的雪積了尺把厚，路上只有半夜去上工的湖絲阿姐，坐著獨輪小車吱吱呀呀地走過。沒有路燈，本來是伸手不見五指的，卻藉著閃爍著的雪光才能看見迎面走來的人。
到了山東會館，用腳把雪一陣扒踢，掃出一塊空地，脫了衣服就翻起筋斗來。
一路上四肢已經凍木了，這時候摔在地上也不知道痛。等到天亮，行人漸漸多起來，這才歇了功回家，到家還不敢就進門，待在門外慢慢活動一會，然後才敢進屋。因為家裡等著我去生爐子煮飯，在外面凍了半夜，耳朵鼻子都凍硬了，乍碰著熱，一冷一熱，不小心會生病。
除了練功，大哥還先後給我請了兩位老先生教戲,一位是楊文玉老先生,一位是薛桐壽老先生。薛老先生是唱老旦的，曾在太平天國軍中的一個科班裡坐科，我的《滑油山》、《釣金龜》、《斷後龍袍》這些戲就是跟他學的。他因為在軍中生活過,所以又會操法,無論排兵佈陣、交鋒對壘他都精通。這些學問對我以後在戲中設計兩軍對陣的開打和各種隊形的變化有很大幫助。他又會上牆，一丈多高的牆，他踩著人的肩膀一縱身就上去了。他的這身本領叫我著迷，跟著他我學會了不少東西。大哥久病在家，一家人的生活沒有依仗，這時我跟著兩位老先生已學了有十幾出戏，不能老在家裡待著，沒辦法，只好跟蟋蟀似的出去咬吧，不咬沒小米吃。杭州、蘇州是大地方，北京來的角兒除上海外，大多要去這兩個地方演唱。為了掙錢養家，我只好去杭州搭班。
那時杭州城裡市面冷落，城外拱宸橋一帶是英租界和日本租界，商業市面都集中在那裡。杭州一共有四個戲館：天仙、榮華、陽春、福仙，我最初就是搭的天仙戲館的班子。
本來我的藝名叫“金豆子”，是天津隆慶和科班的老齊先生起的。他瞅我長得精神抖擻，挺有鬥性，又演的是武戲，才給起的這名字。這會兒我十三歲，人站在那兒，像個畫眉鳥似的，挺精神的。可是唱文戲用這名兒便不怎麼合適，所以到了杭州大夥兒給我合計著另外起個藝名，研究來研究去有說叫“小菊仙”，我不喜歡。那會兒譚鑫培叫“小叫天”，我說我就叫“小小叫天”吧，我的意思是藉著他的名兒，弄點小米吃。不料在座有一個人瞧不起我，在一旁冷笑說：“哼，你也配叫這名兒！”這一下把我說火了，我年少氣盛，和他當場頂起嘴來。為什麼我不能用這名字？能把人看死了嗎？不光是繼承前輩的藝術，我還要自成一家，“蓋”過叫天，獨樹一幟呢。就這樣，我意氣用事地用上了“蓋叫天”這三個字。
在杭州，我頭一天的打炮戲是《天水關》,我飾孔明。第二天的戲是《翠屏山》,因為我有《昊天關》和《趙家樓》的武戲底子，所以戲裡石秀耍的一路六合刀，很受歡迎。第三天的戲是《斷後龍袍》。頭一二天是老和尚的帽子——平平塌塌。第三天唱下來就有好評了。到第四天，我演的是《十八扯》，戲中兄妹二人在磨房中，一面磨粉，一面唱各種曲調消遣，我飾妹妹一角，踩著，挺討人喜歡的。十三歲的小武生這是以前從來沒有的，而且不問老生、老旦、武生、花旦都能唱，所以幾天打炮戲唱下來，立刻就“紅”了。戲館給我七十元一月的包銀，這在當時已不少了。我娘在家等我掙錢買米下鍋，大哥等我掙錢治病，打這時候起，我就背起一家人的生活擔子了。
在天仙唱了有八個多月，陽春戲館約我過班，加了我十塊錢包銀。在陽春唱了五個月，又回到天仙唱三個月，前後在杭州唱有一年半，然後又去蘇州。第一次到蘇州演出的戲碼我記得是：《翠屏山》、《定軍山》、《白水灘》、《搜孤救孤》和《桑園寄子》這些戲。同樣受到蘇州觀眾的歡迎。
這時候，隨唱隨學，除了登臺演出外，保持一天兩遍功，練兩出戏，早上喊嗓子。我在蘇州演唱的時候，我的觀眾中有一位鏢局裡的鏢師父名叫劉四，他非常愛看我的戲。我和他交上了朋友，早上我們一處練六合刀、三節棍。
當時會三節棍的只有鄭法祥的父親老賽活猴、張德祿的父親張順來，還有高福安、姜立成和我這麼幾個人。現在都老的老了，死的死了，會耍的人越來越少了。
杭、蘇兩地我來回唱了兩次，第二次由蘇回杭，我就累倒病了,害的是傷寒,發高燒。杭州有一個張大仙廟,我在燒得人事不知的時候,昏昏迷迷的像是被請到廟裡去唱戲。第一齣是《伐子都》，唱完了不行，又讓唱了一出《白水灘》，兩出戏唱完，人累啊，渾身的汗就像水淋的一般，喘著氣我醒了過來，原來我還睡在床上。母親迷信說這是張大仙保佑的，要我寄在張大仙名下做個義子。其實那病是打唱戲累出來的，人在病裡還惦念著戲，神志昏迷也會演起戲來，倒是這一身汗把病減輕了許多。等病好了頭髮也全禿了。
那年我父親去世，買地安葬少不得花了一些錢，加上我的病，家裡生活只得靠典當行頭度日。病後休養幾個月，沒有完全復原，腿還發軟，為了生活，趕鴨子上架，不得不再去登臺。有一天——不是初一，便是十五，大家都去靈隱寺燒香，我也跟著去了。
那天晚上我的戲碼是《花蝴蝶》，戲裡要翻三張臺子，我跟大哥不等天黑就提早回來了，路過九里松，走累了，兩人坐在一座茅亭裡歇足。那時我身上穿著鐵巾紗的大褂，裡面是生絲掛襯，腳上著一雙雲頭厚底鞋，頭上梳著根油光大辮子，手裡拿一把玉帶雕毛扇，兩頭黑中間白，有尺把多長。
坐在亭子裡看著來來往往燒香的行人，有推車的小夥子，有挑擔子的姑娘，有拄柺棍背香袋的老太太，有騎著馬、坐著綠呢大轎的官員……他們都興高采烈的有說有笑。可是我心裡卻擔著心事:想到晚上翻這三張臺子,兩腿沒有勁，翻不了能摔死在臺上，心裡就別別跳個不停，可是不翻又沒有小米吃……坐在那兒，看外表倒是挺精神的，可有誰知心裡這個苦。
正愁著，猛抬頭看見亭裡掛著一幅橫匾，上面寫著三個斗大的字：“學到老。”我對著這匾細細揣摩這話的意思，心裡暗暗地許著心願：“要是今晚不摔死，能太太平平下得臺來，今後我一定天天練功學習，一天不斷，直學到老。”——日後我時刻記著這句話，還特地請黃賓虹老先生給我寫了個橫幅，掛在家裡作為督促自己的座右銘。
晚上，我鼓足勇氣從三張臺子上翻下來，萬幸沒有摔著。可是使足了勁，落地時上下牙用力一碰把舌頭砸破了。幸好臉衝著臺裡沒人看見，忍著痛把血吞下去，然後才像沒事似的轉過身來繼續唱。
杭州唱了一個時期，我回到上海參加玉仙茶園的班子，這時我只有十四歲。玉仙茶園開在四馬路孟淵旅社附近，班主是老三麻子，他自己也登臺演出，同臺的還有趙如泉、謝月庭。記得我頭四天的戲碼是：第一天《翠屏山》，第二天《白水灘》、《搜孤救孤》，第三天《十八扯》，第四天《溪皇莊》、《蠟廟》。
這是我第一次用“蓋叫天”的藝名和上海的觀眾見面，跟在杭州、蘇州一樣，演出後受到觀眾的歡迎，觀眾時時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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