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珍(1806一1864)，字子尹，號柴翁、巢經巢主、子午山孩，晚年又號五尺道人，別署且同亭長等。貴州遵義人。精研經學、小學，著述宏富。學問之餘，精於詩文，乃有清一代一流詩家。鄭珍因其卓越的成就位列《清史稿·儒林傳》，被譽為“西南碩儒”。其人既是成就斐然的學者詩人，亦精書善畫，兒子鄭知同曾這樣評價其父:“亦嗜書畫、古玩，恆陳列左右，書祖平原，時仿歐褚，畫宗思白，間摹文沈。”鄭珍也曾自評“此(作者按:書法)於學問中特技藝耳，亦不可不善”。民國學者凌惕安贊他“詩書畫三絕”。鄭珍有不少墨跡傳世。其中很大一部分就藏在貴州省博物館。
一、黎太儒人墓表 鄭珍楷書黎太儒人墓表 拓片165CM*82CM 紙本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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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太儒人墓表》是鄭珍為母親所書。鄭母故於道光二十年(1840)，次年春正式安葬於子午山。
鄭珍與母親感情深篤，事親也至孝。葬母后，他於墓旁置屋守孝，撰《黎太儒人墓表》，並親手寫碑勒石。石碑立於光緒二十二年(1842)，全文三百餘字，書文並茂，記述了鄭氏家族的盛衰，及鄭母的生平、言行、德操、持家教子等方面。碑中言，鄭母對子女教育極嚴，“誠我子，必勤、必正、苟酗於酒，言博不力本，不孝弟長厚，此非吾養，毋上我墳也。”故而鄭珍認為自已現在的德行學問都與母親的教導不可分，即“太孺人再造我珍氏之力也”。石碑額上寫著“黎太孺人墓表”六個篆字。橫額之下為豎排碑文，以楷書寫成，取法於顏真卿的《顏氏家廟碑》和《麻姑仙壇記》，用筆肥而見骨，平正端方。在顏體的基礎上又將隸書的特點融入其中，字體呈現橫扁狀，寬博方正，莊嚴整肅，使得全篇更有一種正直、質樸、倔強與內美外溢的觀感，也恰如鄭母勤勞、堅強、嚴謹、樸實的一生。這種楷中帶隸的書風，據聞得於鄭珍年輕時的一次幕遊。道光六年(1826)，鄭珍入幕於在湖南任學政的程恩澤，因此結識當地文人黃本驥(字虎痴)，“本驥性高潔，雅癖金石，聚先秦兩漢以來墨本數千卷，先生就觀，各領其效因悟隸楷法川”。清末民初學者、書家趙愷這樣評價此墓表:“載構堅牢，文筆莊麗，為邑中金石第一。”誠然，此碑文采優美、書風嚴謹，刻石精湛，而其間彰顯的德行孝道更是令人敬仰，較好地體現了鄭珍將書寫創作與德行情操視為一體的書論思想。鄭母故後，鄭珍寫了很多詩文懷念母親，在守墓期間，還回憶母親生平言行，並模擬其口吻逐一錄載，得六十八條，題名《母教錄》，以贈親友。
二、唐樹義死事記碑 鄭珍隸書唐樹義死事記碑 拓片91CM*95CM 紙本 清咸豐五年（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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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樹義(字子方)，為鄭珍表叔，曾任湖北、陝西布政使等職。鄭珍與唐樹義是亦親亦友的忘年之交，唐閒居貴陽期間常常與鄭珍、莫友芝於侍歸草堂談書論畫，詩酒流連，抵掌論天下事。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起，唐樹義起任湖北按察使，督師黃州。咸豐四年，在與太平軍的激戰中，唐投江殉職。此篇碑文是其子唐炯 (字鄂生)於咸豐五年所作，由鄭珍手書。文章記述了唐樹義殉職及家人尋其屍骨歸葬故里的經過。其境況之慘烈，讀之令人唏噓。
唐樹義死事記碑的碑文八百餘字，隸書書寫，無碑額。鄭珍在字體的間架結構上取法《禮器碑》，筆味則得《曹全碑》韻味。其間，鄭珍又融入自已的一些風格，把筆畫加粗加重，一改《禮器碑》的勁瘦與《曹全碑》的靈動，尤其是在橫畫的燕尾挑尖處略作收斂，使得筆畫更為含蓄，筆意更顯莊重嚴肅，字形也更加厚重方正。在全文的布白上，鄭珍刻意處理得格外整齊工正，如此就使整篇作品顯得大氣莊嚴、厚重深沉，既符合了祭文的風格，也承載了鄭珍對唐樹義的敬重之情。
三、行書、楷書信札 鄭珍行書、楷書信札 25.2CM*111CM 紙本 清道鹹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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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由三封信合裱而成的一札橫卷。第一封是鄭珍寫給莫友芝的，時間應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也是鄭珍中年時期所書。此通信件楷書寫成，偶有行楷筆味，與《黎太儒人墓表》取法顏體不同。此書北碑的意味比較重，尤其在筆畫的轉折之處多用側鋒。字跡雖工整，但因字體大小變化自如，通篇又顯得活潑靈動。
第二通也是寫給莫友芝的，文字恣意奔放，痛快淋漓，有一氣呵成之感。其間仍看出鄭珍的帖學走尊晉唐一路，“二王“風格明顯。第三通則是寫給莫庭芝(字芷升)，即莫與儔第六子。據凌惕安考，此信書於咸豐七年(1857)九月二十三日。時鄭珍52歲，和中年時期間的書風相較，此信呈現了明顯的顏體風貌，尤其是在轉折筆畫和縱向筆畫中更能見顏體的厚重之感，但在轉折之處又融入宋人蘇軾的筆味，多方折，不似顏體的圓潤婉轉。通篇行筆既自如流暢，又法度嚴謹，穩健中不乏靈動，工整中又有變化，堪稱精品之作。鄭知同曾對自已父親和何紹基學習顏體的成就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說:“先子真書出《家廟》，行書出《爭坐位》;先生(作者按:何紹基)真書出《麻姑記》，行書出《送劉太沖敘》。故面目不同而筆髓如一，並各造其極致。未知當代模顏或有勝於斯者與否?然未之見也。”
四、兩幅篆書橫幅
鄭珍篆書橫幅 44CM*119CM 紙本清咸豐五年（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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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珍篆書橫幅 43.4CM*117CM 紙本 清咸豐八年（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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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珍曾師從程恩澤。程恩澤字雲芬，號春海，熟通六藝，擅考據，尤精漢許氏文字之學，道光三年(1823)曾任貴州學政，與鄭珍結下不解之緣。程恩澤曾教導鄭珍說:“為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因此，鄭珍對文字訓詁之學頗為用功，還著成《說文逸字》《說文新附考》《儀禮箋註》等文字學專著。正是由於學術偏好的原因，他對篆書也頗為喜愛，且對他的篆書創作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同時，鄭珍對古碑也很興趣。在他的《與黎兆勳論畫詩》中有這樣一段跋：“道光戊子(作者按:道光八年，即1828年)，隨程恩澤視學道州，有語溪之遊，獲李少溫(陽冰)篆書元次山語溪銘，搜刮出之。”故而，不少書家評價他的篆書宗李斯和李陽冰，尤其得益於李陽冰，這與他親手拓下的《元次山語溪銘》不無關係。
鄭珍的篆書《拜竹山房橫幅》書於咸豐五年十一月，此時他已是50歲，“拜竹山房”幾字仍有李陽冰的印跡，但也融入了自已的理解，自成風格。四個大字，行筆大刀闊斧，不斤斤計較於細微處的周到，尤其是在起筆回筆之時，率意不拘，又收放有度，可見其輕鬆的創作心態，也可見深厚的書法功力。粗闊蒼勁的筆畫有別於李陽冰的圓轉流暢，顯得格外恢宏大氣。此橫幅的落款是以行書書寫：“個峰老兄茸數椽於紅邊門外，為守其尊人盯墓之廬，曰拜竹者蘭亭竹也，輞川竹也，其志可知矣。咸豐五年十一月廿四日，子尹弟鄭珍為署並記。”五十餘字的小字行書。行書的輕靈活潑與粗闊厚重的大字篆書形成對比，使整幅作品妙趣橫生。從款文可知，這是鄭珍送給王介臣的。王介臣字個峰，自稱為王羲之的後人，故而自號“蘭亭”，款識中有“曰拜竹者蘭亭竹也”一句。
他的另一幅篆書《蘭亭精舍橫幅》和《拜竹山房橫幅》是同類型的書法作品，風格也極為相似。不同的是《蘭亭精舍橫幅》的筆畫更加厚重粗壯，字體的渾厚之感也更為強烈。但是在款識上，兩幅作品卻迥然不同。《蘭亭精舍橫幅》以篆書落款:“鄂生此舍以褚臨楔帖名也，珍。”十二隸字，參差錯落，卻有摩崖的趣味，故而整幅作品更顯古拙之風。此橫幅係為唐炯所作。唐炯字鄂生，號成山老人，蘭亭居士。
五、隸書七言聯鄭珍隸書七言聯 拓片 162CM*41CM 紙本清咸豐五年（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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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書七言聯》書於咸豐五年。此幅隸書與前所述的《唐樹義死事記碑》都是相當時期的作品，且在間架和筆意上都取法《曹全碑》，並在此碑的基礎上加以變化，使字體更加古拙厚重。但兩幅作品書寫的心境卻不甚相同。是年，鄭珍帶著家人從荔波避難歸來，一路奔波，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其間辛酸不可言狀。途中，還殤連兩孫，身心皆受重創，有詩:“全家七人出，遽已弱一個。嘆息時命艱，悲來收若剉。”又有“本為逃生出，翻增促死悲”。讀來悽絕人寰。十月，鄭珍回到貴陽，與親友相集，“言晤莫友芝、庭芝及唐炯”，後又暫住唐氏的待歸草堂“論詩作畫，夜分不體，為人題畫有此是龍柴題畫神之句……又偕友芝遊東山”。在詩酒唱和，談經論道之中，傷親之痛與離家之苦得以抒懷。此時鄭珍，聯想自已半生的抱負與經歷，揮毫寫下“天生我才必有用，神縱慾福難為功”一集句聯。行筆悠意奔放、率性不拘，既是對苦難的超脫，也是對人生的嘆息，使得整幅作品在觀感上流露出開闊大氣、通透豁達之感。此聯是為贈唐炯所作，據凌惕安載“光緒中葉，貴陽芙峰山陽明祠落成，炯會雙鉤上木，各方竟拓，流傳頗廣，黔人出省，黔宦出都還鄉，恆攜此為遺贈，從多愛之”。可見時人對鄭珍書法作品的喜愛與認可。
鄭珍作為學者型書家的典型代表，以德行人品入書、以學問修養入書、以性情志趣入書，在技巧方面，學古而不泥古，博採眾家，最終形成自已的風格，堪為一代書法大家。
文字：劉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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