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清晨7點03分，央視《新聞調查》攝製組從北京出發，前往武漢。一行人中，有曾在抗擊“非典”、非洲埃博拉疫情報道中有過突出表現的資深記者楊春。
“很多人會說，我們這些記者也是逆行者，其實說起來很慚愧，那些面對烈焰衝向火海的消防隊員，他們才是逆行者，那些一直在武漢堅持戰鬥了很長時間的一線醫務人員，他們才是逆行者，面對這樣一個重要時刻，我們更願意做一個記錄者和觀察者。”
第一時間請戰，就應該是我去。
楊春赴武漢採訪，可謂“不告而別”。1月26日，農曆正月初二，太太回孃家過年，他卻踏上開往武漢的高鐵。“決定要去武漢，我第一個簡單的想法就是，還是不讓家裡的父母、老婆孩子都知道了。所以是到了武漢之後，我才給她（太太）打了一個電話。她還在孃家呢，正巧也是一個機會，如果在一塊兒，（解釋）也還挺麻煩的。”問及為什麼一定要上前線，楊春脫口而出：“就應該是我去！”
看見楊春出現在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報道現場，有觀眾驚呼：“天哪，是楊春，是楊春！楊春回來了！”沒錯，在很多人的印象裡，17年前的2003年，也正是這位踏實穩重的記者衝在抗“非典”報道一線，將情況真實、客觀地報道給電視機前的觀眾。如今，龐雜紛亂的信息帶來的緊張情緒中，又一次在抗疫報道一線看見楊春，一如既往冷靜客觀的態度、深入體貼的觀察，自然而然令許多觀眾平添一股信賴。
“在‘非典’的時候我穿過這樣的防護服，在非洲塞拉利昂報道埃博拉疫情的時候我也穿過這樣的防護服，今天來報道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我又穿上了。”一次報道中，“全副武裝”的楊春這樣說。
對這次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楊春從一開始就持續關注。聽說臺裡要向武漢前線派出報道小組，他第一時間“請戰”，擔心自己“選不上”，還“給領導們打了一圈兒電話。”
“我覺得就應該我去。我有這方面報道的經驗，好鋼要用在刀刃上！但我的情況比較特殊。”楊春說，他剛從海外記者站駐站回國，還處在“轉任期”。“不屬於新聞中心：我怕因為這個選不上我，就得更積極主動去爭取。還好老領導老同事都比較體諒我，把我派過來了。”
到達武漢之後，楊春給妻子打了一個電話。“在西非報道埃博拉疫情的時候，我在微信裡把我老婆給屏蔽了，結果呢，有共同認識的人告訴她了。後來我一想，在這個信息時代也不太瞞得住她，就算了吧。”電話裡，一句“我來了”似乎包含了千言萬語，對楊春的選擇，妻子表示理解。“因為她知道，我在後方也待不住。”
17年前，楊春曾在他的“非典”日記裡寫下：“著名的戰地攝影記者卡帕，就是拍《共和國士兵之死》的那位，說過這麼一句話：真正的戰地記者，就是在戰鬥中始終衝在尖刀連的前面，再回過身來，拍士兵衝鋒的那個人。我始終覺得，這句話應該成為每個新聞記者的信條。對於和平時期來說，阻擊非典，就是最大的戰役。”
17年，歲月流逝，初心不改。“我知道這種疫情（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意味著什麼，小到個人，大到國家，所以就要儘可能把它全面地報道出來，咱們幹這行兒的，就是職責所在，使命所在。”
最兇險的地方，他一個人進去
“這種重大疫情報道，一定要考慮到整個大的背景，一段時間以內，它對一個城市，對我們整個國家，意味著什麼？我們絕不能以3分鐘熱情來關注這件事，它絕對不是一次小小的接觸戰，而是一場持久戰。”楊春說。
在武漢前線報道，楊春有許多並肩戰鬥的夥伴，有一些年輕記者，初次經歷這樣的重大疫情報道，會有一些恐懼，不知道該如何保護自己，也不知道該如何展開報道。對他們來說，楊春是“老大哥”，也是“主心骨”。有時候，他會講一些自己在“非典”報道、埃博拉報道時的親身經歷，既是把寶貴經驗分享給這些年輕人，也是幫助他們平復緊張的情緒。“危難險重的任務，沒有一個人是退縮的。可能心裡有點忐忑，有點打鼓，但是關鍵場合、關鍵時刻，大家肯定都是頂上去，表現出良好的專業素養和昂揚的鬥志。”
每天的工作都很緊張，白天出門採訪，晚上還要看素材，編片子。最忙的一天，早上七八點開工，晚上忙到凌晨一兩點，楊春上午進重症病房，下午又進ICU（重症監護室）。ICU裡的單間，住的患者都是重症中的重症，還包括一個強力感染者。在決定進去採訪的那一刻，楊春回頭，一擺手攔住了身後的攝像。“沒想太多。”楊春說：“ICU跟病房還不一樣，所有ICU的病人都是插著管的，也就是說，他的口腔某種程度上是開放的，我們都知道，這種呼吸道的敞開意味著什麼。能少進一個是一個，所以我就是一個人進去，然後拿手機拍攝。”
已經很熟悉厚重的防護服，但楊春在穿脫時依然一絲不苟，他深知，科學防護才是進入這樣一個現場的正確方式。“防護服的穿法非常嚴格，不小心一個程序搞錯了，就意味著危險，比如手套的邊緣一定要套住防護服，不留一絲縫隙，手套至少要戴兩層，一個肉眼看不到的小縫隙，病毒進來也很可怕。”
儘管對自己的防護措施非常有信心，事後楊春還是反覆消毒，堅持每天自己測體溫。“畢竟是最兇險的地方”，楊春坦言，“還是挺怕的”，這種害怕源自對病毒和疫情的深入認知。
不過，在出鏡時，甚至他在向記者講述這段經歷時，聲音依然那麼平靜。“我快50歲了，比別人能夠更平靜一點，作為記者，你先害怕，或者先興奮，都有可能失去那種客觀公正的立場。”
一條長長的線，把珠子串起來
在武漢前線報道，每天都有新情況，每天都有新變化，但《新聞調查》“一般是做長線的、大容量的報道，需要長期的跟蹤調查，而不是那種幾分鐘的短消息。”不過，“我們一直堅持去尋找、去發現有價值的新聞線索”。楊春說，目前他們正在跟蹤報道一名剛剛確診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老雷。此前電話聯繫採訪對象老雷時，他還僅有發熱症狀，1月29日，楊春突然得知，老雷已被確診入院接受治療。
“一確診，就意味隨之而來的一系列變化，醫院是不是啟動了應急預案？他的家庭怎麼切斷傳染途徑？社區、街道應該怎麼做？怎麼進行消殺，乃至怎麼對這個家庭進行精神撫慰？他自己怎麼去面對這件事？特別是他的妻子也因為‘疑似’在醫院隔離，孩子在外地，76歲的老母親獨自一人被隔離在家，這是他最大的牽掛……”
1月30日，楊春跟隨社區人員去探望了老雷的母親。離開的時候，老人站在門口目送他們下樓，攝像一直在拍攝，光線慢慢暗下去，楊春心裡突然一陣發酸。“這個家庭是不幸的，但從一個個人投射到整個家庭，然後投射到整個社區、整個社會，不僅對於這次疫情報道，乃至對於整個疫情研究，都具有一個樣本的意義。”楊春說。“至今我們所有的報道都是點對點，但我希望能夠達到一個全景式的展現，用一條長長的線把所有這些珠子都串起來：一個普通人從發病到確診，到最後……我們希望他能夠痊癒出院，那將是我們最高興的事。一段時間以後，當我們再回顧，會發現原來我們對這次疫情的報道，有這樣一個完整的記錄，而不僅僅是片段式的新聞……”
正月初五“破五”，賓館特地給在武漢採訪的記者們送來餃子，楊春和同事們幹了一杯，祝福武漢早日“康復”。“武漢人骨子裡有一種樂天的、不太在乎的那種精神，儘管在疫情面前通常會讓人有點擔心，但也常常感染我，時時鼓舞我。我相信困難只是暫時的，大家共同努力，一定會渡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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