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語對中國話影響大嗎？問答頭條網

2020-02-09 20:16:31 佚名

鵬知天下

語言是最能反映社會發展的宏觀變遷和微觀步伐的。作為人類社會所有信息的表達

和傳承者，語言四大要素中一直處於動態狀況的詞彙和語義最能折射出一個社會及其文明程度的每一點進步和每一滴成果。從這一點說，研究語言狀況，尤其是它的詞彙系統和語義系統的變化，就是研究一個社會和它的歷史進程；而探求一個社會的文化發展，也必須考察其語言生活。毫無疑問，我們從詞語和語義的的“代溝”中可以找尋到的時代發展的印記以及文化變遷的軌跡。

粵語對漢語及漢文化產生了巨大而明顯的影響是中國“改革開放”時代一大特點。

作為中國七大方言（一說是十大方言）中的一員，粵語，尤其是粵語詞語，從來都沒有今天這樣能夠被全國人民所熟悉，被各地傳媒所鍾愛，被權威辭書所採用。而從另一個層面來說，隨著粵語“北上的強勁勢頭，一種迥然不同的文化形態和社會氛圍也悄悄地在改變著這個時代的氛圍。

本世紀末粵語對漢語和漢文化的影響 —— 外延和規模

在漢語和漢文化發展的歷史上，北方方言和華夏文化一直佔著主導的地位。打從有

文字（甲骨）記載的殷商開始，貫穿著中華民族共同語和中華文化形成過程的整個發展路向，無論是從語言的“雅言”（商周）—— “凡語”、“通語”（兩漢）——“官話”（明清）——“國語”（民國）到“普通話” ，還是從文學的《詩經》（周春秋）——《史記》（西漢）——“詩”、“變文”（唐）——“詞”、“話本”（宋）——“雜劇”（金元）——到“小說”、“戲曲” ，（明清），亦或是從儒學道統的“孔子”、“孟子”及其諸子百家（先秦）到程朱理學（宋），都是以建都北方的各主要朝代的京畿語言、道德倫理和社會風俗為代表的。北方話一直是漢語的基礎方言；中原文化一直是中華文化的濫觴和圭臬；儒家哲學一直是國人的思想典範和行為準則。即使到了宋代，長江流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已經逐漸超過了黃河流域，但傳承了幾千年的“大一統”的局面和以北方文化為主線的格局，並沒有什麼發生什麼根本性的變化。

辛亥革命後，以長江流域為代表的南方，在經濟、文化和生活水平上都有了明顯的進步。民國政府在南京建都，江浙財團的崛起、外國租界的出現和海派文化的興盛，曾經使得南方吳楚文化或者說是代表新興資本主義的城市文化引領風騷於一時。二三十年代相當發達的的滬上電影、廣播、報刊、小說以及吳越戲曲、市民說唱等都顯示出當時的國語具有明顯的南方口音和方言語句的特點，另外，國語中還吸收了一些上海話的詞語也給那個時代民族共同語打上了鮮明的印記。但相比較而言，那個時代吳語、江淮官話和吳越文化對整個民族的所產生的影響，不論是在深度、廣度上還是在外延和內涵上都不無法與當代粵語對整個漢語、漢文化的輻射面和滲透力相比擬。

自七十年代末開始的二十年“改革開放”，對當今中國人來說，是一場翻天覆地的社

會大變革。由於當時的四個試驗場——“經濟特區”都建在廣東和福建，而廣州、深圳又為其翹首。天時、地利使得得風氣之先而又具有毗鄰港澳的地理優勢的珠江三角洲，一下子由昔日相對比較落後的南方邊陲搖身一變而為思想最開放，行動最迅速，經濟最活躍，成果最顯著的開放前沿。改革開放的大潮由南而北撲面而來。先富起來的百粵大地使得“南風窗”吹來的熾熱之風捲起了全國性的改革浪潮。而隨之而來的是：粵語竟然一時間扶搖直上，成為炙手可熱的語言。自八十年代初一出反映特區風貌的現代劇帶出了“炒魷魚”一語，一出《霍元甲》電視劇唱紅了一支粵語主題歌。自此一大批粵港詞語就像旋風一樣席捲中華大地。一夜之間“先生”、“小姐”代替了“同志”和“師傅” ；“巴士”、“的士”也取代了“公共汽車”和“出租汽車” ；“結賬”一詞不知何時已經讓位給“埋單” ；“大哥大” 、“拷機” 日益成為身份的象徵；“按揭” 、“物業”等詞不斷出現在報刊和廣告的標題；“扮靚”、“搞掂”也逐漸為人們所樂用；“勁歌”、“金曲”則天天縈繞耳邊，揮之不去；“吃生猛海鮮” 、“唱卡拉OK” 儼然已經成為人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總之，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潮流，粵語（主要是以港澳詞語為代表的粵語詞語，以下稱之為粵港詞語）從來沒有這樣堂而皇之地進入千家萬戶的生活；“四大天王”和他們的情歌，港產電視劇也前所未有地成為成千上萬“追星族”、“追戲族”所至愛；粵風、粵俗更是史無前例地走俏於大江南北。然而從深層一點去考察說，粵語、粵文化的“北上”卻還反映出一種新的生活形態、生活觀念和社會文化正在神州大地上孕育和傳播。

學史泛舟

粵語，又稱廣東話，在粵語使用區中又稱白話，在中國以外地區又稱唐話，是漢藏語系漢語族的一種語言。粵語是漢語的一支，若視漢語為一種語言，則粵語是漢語在廣東和廣西地區形成的一級方言，下分數支二級方言。若視漢語為“漢語族”及視粵語為獨立語言，則粵語下有數支粵語的方言。粵語是一種聲調語言，受五代十國時期人口南遷影響，保留了大量古漢語用詞。

全球以粵語為母語者約有1.2億人，在中國主要分佈於廣東、香港、澳門、廣西和海南等地，在廣東省1億人口中，使用人數超過6,700萬。在中國境內，以粵語為母語的群體是繼官話和吳語之後的第三名。隨著近代兩廣地區人口向海外遷徙，粵語在加拿大及澳大利亞等地之華人社區中為使用人數最多的漢語。粵語也是除了官話外，唯一在外國大學有獨立研究的漢語族語言。此外，粵語在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印尼等以及北美洲、歐洲和澳洲、新西蘭、聖誕島等地的華人社區都有廣泛分佈。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規定和建議，香港政府已擬定了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粵語已被列入其中，成為480個香港本地非遺項目之一。

名稱

粵語名稱源於秦人趙陀於古代嶺南地域所獨立而建的第一個國家——南越國〈《漢書》寫作南粵國；簡稱南越或南粵；古代的“粵”和“越”互為通假字〉（粵語廣州話拼音：jyut9，北京話拼音：yuè），以廣信作為嶺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是嶺南文化和粵語的最早發揚地。“粵”從古以來為嶺南地區的統稱，明清以後，“粵”和“越”的含義開始有所區別，“越”用於江浙的吳語地區，“粵”專用於嶺南地方。而明、清時代，“粵”仍然指嶺南，兩廣別稱兩粵（即廣東、廣西、還有海南），兩粵的廣東為粵東（包括海南島），兩粵的廣西為粵西[13]。所以近代之前，粵一字泛指嶺南。直至中華民國時期，粵才逐漸收窄範圍被用作廣東省的簡稱。因此，粵有文化意義（嶺南）[14] 和行政意義（僅指廣東省）之分。粵語的起源和發展成熟的年代遠在宋代的廣南東路、廣南西路初分之前。在研究歷史和文化層面上看，粵語是廣義上的嶺南語（嶺南地區語言）[15]，即古代中原漢語融合部分古南越語而成的一種語言。

粵語以廣州話作為代表音，香港、澳門坊間將廣州話稱為廣東話；日文譯成“広東語”。廣西地區如：南寧、桂平、梧州等等縣市則稱粵語為白話[16]，廣西粵語除了口音和文化、俗語、詞彙上與廣州話差異不大，基本上可以與廣州話互通，是歸入粵語方言系統裡。由於清末至中國改革開放之前，遷移海外華人多數為廣東人（包括廣東潮汕地區、客家地區等），不同族群偏向使用廣州話以方便於溝通。在美洲華埠及唐人街等華人社區，則有被稱為“唐話”或“廣東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官方認定為漢語方言之一，稱為粵方言[17]。

在語言學上，粵語是一個語言系統的總稱，包括同系的各種地方話語，例如廣西平話、白話、貴港話、玉林話、地佬話和海南島（海南）的儋州話、邁話及蜑家話等。它們都具有相似的音系、語法及詞彙，彼此共同點比相異多，所以都被納入“粵語”系統中（參閱粵語方言）。此外，若果要查出該字的意思、發音和研究整套粵語分支系統或粵語方言等，則會使用中文粵語字典。

通行地域

粵語行於廣東、廣西、海南西部（說儋州話、邁話的村落）、越南東北部（山由族聚居地）、香港、澳門及海外華人社區，以珠江三角洲為中心，份布如下：

廣東省境內純粹以粵語為主的縣市有逾40個，地級市11個，佔全省面積的1/2以上，即廣州、佛山、江門、中山、珠海、東莞、肇慶、茂名、清遠、陽江、雲浮、龍門、增城、從化、連州、陽山、連山、懷集、廣寧、四會、高要、新興、鶴山、封開、鬱南、德慶、羅定、陽春、信宜、高州、化州、吳川、台山、開平、恩平及湛江赤坎區、坡頭區、霞山區等。

此外，廣東的粵東、粵西、粵北的韶關、仁化、樂昌、英德、深圳市寶安等縣市亦部分通行粵語。

廣西壯族自治區通行的粵語縣市有30多個，即南寧、橫縣、貴港、桂平、平南、藤縣、梧州、玉林、北流、容縣、博白、陸川、防城港、東興、欽州、合浦、浦北、靈山、北海、蒼梧、岑溪、昭平、蒙山、賀州、鐘山、百色、崇左、扶綏、寧明、憑祥及龍州。

此外，廣西其它不通行粵語的城市中均有粵語人口分佈，通常是沿河的街道。桂中由於民國時期的新桂系移民開發，因提升農業技術需要，向桂中平原移入桂東南地區人口，有為數不少的粵語村莊。

澳門和香港全境絕大多數人口（95%）使用粵語為母語。

海外華人中以粵語為主的也很多，在唐人街及華人社區等，不少華人華僑社群均使用粵語作為共同語言。主要分佈在英、美、加、澳、紐、東南亞等多個國家或地區。美洲往日絕大部份華人使用粵語溝通，不過近年由於中國大陸非粵語區移民稍有增多，粵語使用者比例稍微下降，但粵語仍然是大部分海外華人華僑日常用語。

其中美國舊金山一帶因應原籍廣東或其他粵語地區（即兩廣地區人士）的移民人口數量較眾，三藩市的舊金山城市鐵路在巴士也提供粵語廣播，是少數美國公交系統中，提供中文廣播的美國政府機構。

越南東北部山區（山由人聚居區）。

孤膽騎俠

說起粵語，在中國話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中國話影響深遠。像“企穩”、“搞掂”、“打的”、“埋單”、“炒更”、“養眼”、“生猛”、“搞笑”、“T恤”、“歌廳”、“超市”、“入圍”等上百個粵語新詞深深影響著我們。與其說粵語影響著中國，還不如說香港影響著中國，只不過粵語是其中很重要的載體。饒原生認為，“很明顯，改革開放，所有內地人都使用這些粵語，整個中國都在開放進步，內地人言談中夾些粵語，是一種時尚符號，顯得很潮很爆，說明當融入了市場經濟，才會講這些話。”

饒原生指出，“粵語影響中國的過程，本身就是翻譯的過程，‘埋單’變成了‘買單’，‘搞掂’變成了‘搞定’。說到粵語對中國的影響，大家都能舉出很多類似情況。所以此次新世紀出版社將《世事新語》這本書帶來香港書展，就是想讓大家看到改革開放這30年，我們打開門戶才看到，本土文化很有生命和活力。利用香港書展這個國際化的讀書平臺開展的此次對話，希望達到的，也正是要把脈粵語文化，看我們的本土語言文化：有什麼、缺什麼，喜什麼、憂什麼，得什麼、失什麼，加什麼、減什麼……”

粵語對現代漢語的影響

粵語對中國現代漢語的影響非常巨大，而這個影響也正是廣東經濟實力的體現用。

1.“新用詞語”（普通話原來並沒有的詞語）：大哥大、電子錶、豪宅、潔具、投保、競飲、會所、連鎖店等。

2.“同義詞語”（與普通話有相同或相近語義的詞語。）：“置業— 購房” 、“寫字樓—辦公樓” 、“隨身聽—袖珍放音機” 、“電腦—電子計算機” 、“警署—派出所” 、“品牌—牌子” 、“樓花— 期房” 、 “品質—質量” 等。

3.“舊詞語”（重新恢復使用的詞語）:公務員、董事會、董事長、董事、股市、股東、股票、證券、交易所、買辦、經理、老闆等。

雷克薩斯小老頭

俗話說，槍打出頭鳥。打了這個粵語，下一個就會輪到其他方言，不要津津自喜。現在的“普通話”唯一讓人不服的就是她不是幾大方言融合的產物，就是個北方官話方言東拼西湊來的。他們比秦始皇差遠了，最起碼人家也是齊集幾個國家的文字融合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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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徵百越，始皇帝書同文後廢除了百越文字，當今只保留下來的粵語屬於百越支系南越部落的口音。

今人都聽不懂粵語（百越音），古人也聽不懂，所以越音對漢語的影響微乎其微，反過來由於五嶺阻隔，粵語保留古代百越口音也最為完整。

從漢朝到明朝的古漢人的史料都有記載南方風土人情百越部落，史料為證。

西漢《南州物志》中關於百越的記載稱其為“賊“：我朝番禺，去國都萬里，境轄群蠻，此蠻賊北據五嶺，南抵大海，地方數千裡，賊有數種，中州人皆曰其百越。
唐韓愈《送區冊序》:“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
唐代柳宗元：“楚越間聲音特異，鴃舌啅噪”。
唐白居易《送客春遊嶺南二十韻》：瘴地難為老，蠻陬不易馴。
北宋蘇東坡：“苦鴃舌談，爾汝不相酬，未著絕交書，已嘆交遊絕，門前空羅雀，巷語紛鴃舌” 。
明代徐霖：“中原雅韻何消記，南蠻鴃舌且休題。
……

鳥言夷面

語言的發展是與經濟的發展息息相關的，中國漢武帝時代中原文化就已經傳到了西域，唐代中國文化傳到日本、高麗、中東，近代中國文化已經在全世界廣泛流傳。

廣東廣西香港澳門是粵語的主要公佈區，改革開放後，粵桂港澳的經濟首先活躍進來，隨之而來的港劇和粵劇在國內紅遍大江南北，經過長期發展，粵語對中國現代漢語的影響非常巨大，而這個影響也正是廣東經濟實力的體現用。

1.“新用詞語”（普通話原來並沒有的詞語）：大哥大、電子錶、豪宅、潔具、投保、競飲、會所、連鎖店等。

3.“舊詞語”（重新恢復使用的詞語）:公務員、董事會、董事長、董事、股市、股東、股票、證券、交易所、買辦、經理、老闆等。

房地產的重新活躍曾是內地經濟發展的一大熱點。由於新形勢下的房地產業引進了新的操作機制，由此也帶來的一些粵港詞語，如：買樓、供樓、物業、豪宅、樓市、樓宇、樓盤、樓花、樓齡、置業、按揭、業主、房主、屋主、首期、投標、招標、中標、競投、競標、拍賣、寫字樓、商住樓、縮水樓、爛尾樓、地產商、發展商。

總之，粵語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發展並且極大的豐富了漢語。

鵬知天下

大多數國人瞭解粵語還是從80年代到90年代，那時候特別風靡香港樂曲，譚詠麟，張國榮，陳慧嫻等著名歌星通過他們的歌曲，大家逐漸的瞭解世界上還有一個語種粵語！

說起粵語的發源地，大家都認為是廣州，其實查了歷史以後才知道，嶺南古都—封開是粵語的發源地！粵語並不是在中國廣東省普遍使用，廣西省一帶也通用。

在早期的時候，外國人瞭解中國的第一語言並非普通話，而是粵語。為什麼這樣說呢？語言背後一定是經濟的強勢，在清末時期，由於清朝閉關，只留下了廣東作為貿易城市，很多外國人來中國掌握的都是粵語，而不是普通話，這個時期有大量的廣州人走出國門，到了東南亞和美國一些城市，還在那裡建了華人街，這就是粵語流傳開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