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清朝的最後一個冬天，寒風刺骨的東北黑土地上，爆發了一場震驚世界的“鼠疫”——14世紀蔓延歐洲上百年的“黑死病”來到了這裡。
後來大家發現並確定了此次“鼠疫”的傳播方式：
“直接通過人與人之間呼吸和飛沫傳播”。
19世紀初的清帝國，已經走到了統治生命的晚期。帝國薄弱的工業基礎，根本支撐不起隔斷呼吸與飛沫的必備品——“口罩”的供應。
當時，清帝國的東北大約有1400萬人口，對口罩的需求量不言而喻。
面對雙重困境，伍連德對西方口罩進行了優化。他用“雙層棉紗布夾一塊吸水藥棉”，將紗布往後延長，製成口罩，可以留出耳朵，便於打結固定。雖然這種口罩防護性很差，但是總比整體暴露在外面好了很多。
伍氏口罩
重要的是，這種“口罩”便宜，每個只需要當時的“國幣”二分半；製作簡單，方便生產。一時間，東北民眾大多能夠購置到口罩作為簡單的護體。
為了紀念伍連德，此後，這種口罩被稱為“伍氏口罩”——這是中國歷史上關於這一器材最早的生產說明。
01
2003年的“非典”，一時間讓口罩“奇貨可居”。
北藥控股的陳濟生——這位被稱為“京城女藥王”的董事長，是最先感到壓力的人之一。
先是“藥荒”。2003年4月8日的《北京晚報》，刊登了一付由中醫藥專家姜良鐸開出預防“非典”的方子，民間稱之為“八味方”。不到十個小時的時間，北藥控股供應的醫院及旗下的藥房藥店，這副藥方全線告急。
2003年，北京某同仁堂藥店一天內被搶購三萬副中藥
陳濟生統計庫存後，發現自己這個“女藥王”徒有虛名：
前腳，她調用了北藥控股旗下所有的藥房、藥店、藥廠，召集了供應鏈上兄弟企業，滿心以為20萬付的日供已經足夠應對。後腳，到了月底，這方藥的日售量就衝破了29萬。從4月8號一直供到4月底，她一共賣出了800多萬副——幾乎每個北京城裡的老百姓，人手一鍋。
此後，防護服和口罩短缺，成為了更大的難題。
據說，彼時北京市給陳濟生的任務是防護服10萬套，口罩20萬個，要求在48小時內送到一線。而此時的北藥控股，已經在“八味方”的糾纏中虧損近千萬。
最終，經過陳濟生的努力，10萬套防護服從杜邦在上海的代理商手裡買到；20萬個口罩，由上海市捐贈。
但是，命令是縫補不了巨大的使用缺口的。陳濟生和他的北藥控股，聯合北京市物資委，在整個北京“非典”期間，窮極手中資源，總計為北京市“搞”來了200萬套防護服，1100萬個口罩，但是這些口罩，對於席捲全國的“非典”而言，簡直如九牛一毛。
總結這段經歷時，她說：
“在一千多萬人口的大都市，一旦人人都爭著想要一樣東西時，這個世界上不會有哪家企業和哪個政府能夠擔當得起。”
在疫情的洗禮中，2003年，成為了中國醫療器械普及化的關鍵之年。
“非典”之後，中國推進了各種醫療器械類標準的製作。比如《GB19083-2010醫用防護口罩技術要求》，加快了諸如口罩、體溫計、塑膠手套、塑膠鞋、消毒液等醫用品的民用化。
2003年8月13日，國家食藥監局下發《關於將醫用防護口罩等產品列入《國家重點監管醫療器械目錄》的通知》，將“醫用防護口罩”和“醫用防護服”產品列入《國家重點監管醫療器械目錄》。
除了各大具有研發實力的廠家外，包括東華大學這樣的紡織類高校，也加入到了防護服的研發中。一時間，和防疫有關的產業，如雨後春筍般冒芽。似乎在等待著什麼。
02
2020年春節，它安靜而瘋狂地來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和110年前一樣，疾病以強大的傳染性和殺傷力，驚惶了全國。
時隔17年，口罩再次成為最大的必需品。在突發的疫情面前，醫護人員、患者、家屬、普通老百姓以及廣大農村居民，每個人、每一天都離不開口罩。以至於，這種需求在14億人口面前，幾乎不能夠量化“一共要多少”。
與17年前一樣，全國上下再次面臨“一罩難求”的困境。
問題來了：過了17年，問什麼依舊這樣？
如果按照服裝的標準來考核口罩，那中國毫無疑問能夠自我滿足自我消化，還能大量出口產生外匯——要知道，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口罩生產國，產能約佔到全球的50%。
但實際上，口罩生產在工業級、醫用級等有不同的檢測標準，疫情中所能使用的口罩，標準高於平常。針對醫用、一次性、工業用，國家要求口罩生產企業得有“醫用口罩註冊證”及“醫用口罩生產許可證”。
截止到2020年2月一日，最後一張證件頒發給位於陝西西安的住邦無紡布製品有限公司，中國在26個省市自治區頒發證書560張、覆蓋了僅僅364家企業——對於“世界工廠”而言這並不是個起眼的數字。
值得注意是，口罩產業鏈發展的後置性，某種程度上與“口罩”這個產品的定位有關。對於許多有實力和資質去做口罩的大公司來說，它是一個不被看重“邊緣性”的產品。
以陽普醫療為例，作為上市公司，其在湖南生產口罩的子公司在2月5日才拿到《醫療器械註冊證》。但是在2019年，陽普醫療已經是國內規模前10的口罩品牌。
還有一個影響因素，是口罩生產的聚丙烯顆粒及聚丙烯纖維都是“按需採購”、“按需生產”的。如果沒有訂單，供應商不會留餘量。
“世界需要的，中國就可以滿足；中國需要的，全世界也滿足不了。”在消費這件事上，中國既是母親，也是個嗷嗷待哺的嬰兒。
03
如果我們近距離觀察口罩的產業鏈，會有新的發現——一場小小的震盪，正發生在湖北境內。
根據2018年中國紡織網的數據，在中國生產一年的45.4億個口罩中，湖北約貢獻了其中的4.5億個。
2018年湖北省人口為5917萬，湖北人均有7.6個口罩，這個數字在全國範圍內是靠前的。
根據中信證券的統計，在全國主要的口罩生產地中，湖北穩居第四，佔比10.3%。排在湖北省前面的，只有河南、江蘇和江西。
在疫情面前，地方政府和國家，在能力允許的情況下，有限鼓勵疫情急需品的復工復產。在已經公開的恢復生產的信息中，截止到1月31號復產規模如下：
從來自全國統計數據來看，現階段復工復產排在第二位的，是陳友諒的家鄉，湖北仙桃。
說仙桃是中國的“口罩重鎮”毫不為過。
我們以此前提到的“許可證”為評判標準——湖北省33家企業拿了40張許可證，其中，註冊地址在仙桃的有15家，佔到差不多一半。而在仙桃設廠的其他持證公司就更多了。
為什麼是仙桃？這裡還有一個別稱——“無紡布之都”。
在仙桃的GDP中，2018年，無紡布及製品佔據了超過35%。這裡有全球最大的無紡布製品加工出口基地，仙桃市的無紡布製品出口佔全國市場份額40%以上，產值佔全國總量的60%，居全國第一。
而無紡布，是製作口罩最核心的原料。
國家要求必需品企業復產後，仙桃以僅僅150多萬人口，做到了驚人的270萬日產量。要知道，湖北全省2018年的報備產能，也才不過區區日產400萬。
04
成也仙桃，難也仙桃。
這座小城，也是此次疫情的重災區。湖北普遍的“封城”政策，對口罩產業產生了深層的影響。
我國發改委2月3日表示，中國能日產1480萬個以上的口罩，但是，N95級別的產能則只有11.6萬個/日。在此之前，工信部公佈統計報備的口罩日產能力超過了2000萬個。
也就是說，現階段中國口罩產能，沒有恢復到最佳狀態。可以想見，仙桃產能受損帶來的影響，自然不小。
在我們過往分析疫情中的湖北產業的文章中，我們發現，真正影響產成品的，除了最根本的物流、原材料及員工之外，至關重要的是豐富的產業集群。之所以上海能在短時間內就能讓口罩這種小部件的產能立即提升，是得益於長三角供應鏈的高效。在湖北，做到這點很難。這裡是九省通衢，這裡安放著中國歷史悠久的重工業。心猿意馬的假日、務工人員的離散、“重心靠前”的工業佈局，都是讓鏈條“一癱具癱”的原因。
可以想見，隨著國家的管控、大型企業全球性的掃貨，未來幾天市場上口罩的供應情況，應該會有所好轉。
對於病人仙桃來說，這是一場拯救；對於“無紡布之都”仙桃來說，這是一次衝擊。
可以期待的是，在這雙重壓力之下，小城的思考可能以蝴蝶振翅的方式，讓中國的口罩產業開始蛻變。
1、南洋商會編撰《伍連德自述：東北黑死病》
2、楊黎光《非典紀實：瘟疫與人類的生存戰》
3、何建明《非典十年祭·北京保衛戰》
4、中商產業研究院《2020中國醫用口罩生產企業名錄》
5、中信證券《聚焦新型肺炎疫情下的化工行業》
6、2018年2月7日《中國改革報》
7、2018年6月1日《湖北日報》
8、信達證券《醫藥行業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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