讼师，即古代帮人代写书状，出主意打官司的人。从春秋时代的讼师鼻祖邓析开始，历朝历代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不过，古代讼师向来没有什么好名声，是各阶层颇为痛恨的对象。今天，咱们就从《客窗闲话》中的几个故事，看看讼师到底为什么被人憎恨。

电影《九品芝麻官》中的讼师

吴炽昌在《客窗闲话》中，专门写了讼师的几个故事，而且明显是带有批判色彩的，我们先看一个关于父子之间诉讼的故事。

中国向来以孝道为重，古代父子诉讼中，很少有儿子能胜诉的（父子诉讼本身就很少）。某地有儿子被父亲告到了官府，儿子很害怕，就找到了一位讼师，希望能想想办法。讼师表示，自古以来都没有儿子忤逆状告父亲的道理，没有办法帮他。

但是儿子愿意花重金，讼师于是问：“你有妻子吗？”儿子点头，表示妻子非常年轻。讼师接着问：“你会写字吗？”儿子表示自己读过书，会写字。

于是，讼师让儿子写了几个字，认真看了看。然后让儿子背过身去，只把手伸过来，在两只手上都写了字。最后，讼师说：“我给你双手都写了字，你先不要看，一会儿上了公堂，问你啥你都别说话，痛哭就行了。”到了公堂之上，这儿子果然什么都不说，只在那里痛哭。

县官很生气，于是要用刑。儿子依照讼师所说，跪着挪到了县官面前，伸出了自己的双手。县官一看，左手上写着“妻有貂蝉之貌”，右手上写着“父生董卓之心”。

县官立刻明白了，于是不由分说怒斥父亲，将他们都赶了出去。

中国古代是“礼法”社会，“礼”是法的基础。在这第一个故事中，虽然吴炽昌没有提及父亲到底因何状告儿子，但是依照传统礼法，父亲状告儿子本身就意味着儿子有错。在县官在审案中，一定会以礼法为依据，大几率支持父亲的控诉。

但是，这位刁钻的讼师，找准了“礼法”当中的另一个关键点：男女之大防。

“悬丝诊脉”就是男女有别的特殊表现

前面我们说了，中国是礼法社会，而“男女之大防”则是礼法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礼记》中，对“男女有别”做出了非常细致的规定，成为了历朝历代儒家教化民众的基本规范。《礼记·曲礼》中有“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漱裳……”可以看出，即便是一家人，都要做到“男女不杂坐”。而且，男女衣物不能共用衣杆、衣架，男女不能共用毛巾洗脸，可是让庶母（父亲的妾）洗衣，却不能洗裳（下衣、内裤）。在《礼记·内则》中，嫁出去的女子回娘家，其兄弟都不能与她“同席而坐，同器而食”。

“男女之大防”的观念深入人心，在维护古代社会的稳定性上，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这就意味着，超越这一限制的行为，会受到所有阶层的抵制，是“犯众怒”的不可饶恕的行为。和“儿子忤逆父亲”相比，社会影响力甚至更强。

县官作为地方官，处理一个不孝子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如果出现“父生董卓之心”这种事情，那一定会闹得沸沸扬扬——直接证明了县官和地方士绅在教化民众方面，做的十分不到位。

所以，这个讼师不让儿子看到自己写的字，因为儿子若是提前知道，是万万不敢用这招的；县官看了之后，也一定意识到问题十分严重；更关键的是，为了维护稳定，维护颜面，县官不敢大肆调查，甚至不敢在公堂上明说这个问题……讼师这一招，太狠了。

但是，讼师这一招万一没玩好，事情闹大了，这一家人就倒大霉了：本来没有的事情，父亲一定被众人唾骂，再也抬不起头；儿子会成为众人的笑柄，只能远走他乡；而儿子的妻子，则会因为这子虚乌有的事情，名节不保，十有八九会自杀以示清白。

如果上一个故事还算是耍耍小聪明，那下面这个故事，讼师就真是违法乱纪了。

《客窗闲话》

某甲家庭条件不错，他表弟某乙是个混混无赖，经常找某甲借钱。碍于亲戚关系，某甲也会经常接济他一下。某一年冬天，某乙又来借钱，某甲很生气，这次就没借给他。哪知道某乙被债主逼急了，借不到钱一时想不开，就在某甲家门口上吊自杀了。

某甲这次没借钱给表弟，也觉得心里有愧，于是等了一会儿就开门看看。结果，某乙在门口悬梁自尽了。幸好到了晚上没人看见，某甲担心这事儿说不清，赶紧跑到附近讼师的家里，希望能得到一些指导意见。正在玩牌的讼师告诉某甲，赶紧回家把尸体放下来，藏好再回来。

某甲此时心烦意乱，也不敢多问，赶紧回家把某乙的尸体弄下来，藏好了。等某甲再次来到讼师家的时候，给了不少银子，讼师又让他回家，把某乙的尸体再挂到门口，关上门睡觉就行。除非官府让他出来问话，他再出门。

于是，某甲战战兢兢的回家睡觉去了。第二天早上，村里的保长发现了死尸，敲门叫某甲没有反应，于是报了官。县官一来，敲门叫某甲，他立刻开门出来了。县官就问了：“在你家门前上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某甲回答：“认识啊，这是我表弟，咋会来我家门口上吊啊？”

其实，那保长和几个衙役都是某乙的债主，想着人死了欠债就要不回来了，于是赶紧说：“哪有表弟毫无理由死在表兄门前的？一定是这个某甲威逼的。”

县官已经查验了尸体，生气的说：“他们两个是亲戚先不说，关键是尸体脖子上有两道勒痕，一深一浅，这说明尸体是被移动到这里来的，很可能就是为了讹诈某甲。你们说的这么肯定，很有嫌疑啊！”于是，保长等人被带走审问了，某甲啥事没有，仅仅奉命埋了某乙。

大家也都看出来了，这个案子没有凶手，死者自杀而已。但是为什么某甲这么紧张，直接报官不行吗？

影视剧中的宋慈

问题就在这里，中国古代的刑侦手段有限，地方官审理案件的关键不是“判”，而是“审”。地方官个人的主观判断，对审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遇到命案的时候，地方官的审案依据，主要就是口供和验尸结果。

中国古代尸检主要依靠大量的经验积累，宋慈所著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一直是地方尸检的重要依据之一。正是因为如此，业务不够精深的地方官，也容易受表面现象所迷惑。

《洗冤集录·卷三·自缢》中有这么一段话：“多有人家女使、人力或外人，于家中自缢；其人不晓法，避见臭秽及避检验，遂移尸出外吊挂。旧痕移动，致有两痕∶旧痕紫赤，有血；移动痕只白色无血 。”

所以，地方官判断某乙的尸体被移动过，正是依据于此。但问题是，仅仅以此就判断某乙之死和某甲无关，显然主观性太强了——可怕的是，古代的很多地方官审案，依靠的正是这种“经验之谈”。而讼师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故意制造伪证，误导了地方官。

这种破坏现场、制造伪证的行为，实际上是违法的。如果吴炽昌所讲述的这个故事是真的，那讼师所为，就真的太没有底线了。

最后，再简单说一个故事，看看口供的重要性。

《审死官》中周星驰扮演的讼师

某甲和某乙一起做生意，后来某乙出去单干，导致某甲生意衰败，所以一直怀恨在心。有一天，某甲在酒楼喝酒，喝多了和人争论起此事，于是借着酒劲偷了酒家的斧头，半夜把某乙杀了。

官府很快查到了某甲，于是一用刑，他就什么都招了。某甲的妻子一看，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讼师，希望能救救自己的丈夫。讼师索取了大量的金钱之后，告诉某甲的妻子：首先要找机会告诉丈夫，要反复翻供，拖一拖审案的进度。

另一方面，讼师去了省城，托人打听了一个消息，最近刚抓获了一个大盗，押在大牢里还没审理。讼师大喜，赶紧贿赂衙役狱卒，偷偷见了这个大盗。讼师对大盗表示：你现在被抓只有死路一条，但是父母老婆孩子还没人养活，你岂不是白死了？只要你再多承认一起杀人案，我就给你家很多钱，保证家人吃饱穿暖。

大盗自然愿意，于是让狱卒把家人叫来，讼师当着面给了他家人很多银钱，打消了他的后顾之忧。几天之后提审，大盗按照讼师所告诉的，承认了自己偷斧头杀某乙的事情。

这边既然已经有大盗承认了，签字画押不翻供，某甲的嫌疑自然就解除了。于是，讼师成功了，就这么花钱给某甲找了个顶罪的。

我们之前说过，古代审案的最重要依据就是口供和验尸结果，而其中口供尤其重要。地方官审案的时候，一般遵循“口供、五听和刑讯”的顺序，以获取有价值的口供。

清末画报中的《拘押讼棍》

口供是古代诉讼证据之王，一般先由当事人主动提供，如果多方口供一致，没有异议就可以直接定罪了。但是，一旦口供有不一致的地方，“五听”就派上用场了。

所谓五听，《周礼·秋官·小司寇》中记载：“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

自西周开始，历朝历代的官员都把“五听”当做是审案的重要手段。但是即便如此，面对拒不认罪的问题，地方官还是要动用刑讯手段才行。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古代审案的证据之王“口供”，地方官如果想要获取的话，只有这“三板斧”。如果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被告人依然反复翻供，那正常情况下案子就只能拖延着了。这个时候，一旦有人主动认罪，地方官当然求之不得——因为签字画押的口供重于一切。

讼师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敢大胆的找人顶罪。这可不是故事，在乾隆年间的福建漳州、泉州，以及广东潮州、惠州等地，有钱人家杀人之后，找人顶罪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当时被称为“宰白鸭”。而到了道光年间，其他省份的刑案之中，也多有“宰白鸭”的记载。可见，在当时这种情况太多了。

所以，从上面的几个故事可以看出，古代讼师之所以受人憎恨，不仅因为他们借官司敛财，更重要的是，他们借着古代审案的种种漏洞，左右整个审案过程。若是有良知的讼师还好，如果是故事中的这些，颠倒黑白、伪造证据、破坏现场、找人顶罪，那就真的让人不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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