訟師，即古代幫人代寫書狀，出主意打官司的人。從春秋時代的訟師鼻祖鄧析開始，歷朝歷代都能見到他們的身影。不過，古代訟師向來沒有什麼好名聲，是各階層頗為痛恨的對象。今天，咱們就從《客窗閒話》中的幾個故事，看看訟師到底為什麼被人憎恨。

電影《九品芝麻官》中的訟師

吳熾昌在《客窗閒話》中，專門寫了訟師的幾個故事，而且明顯是帶有批判色彩的，我們先看一個關於父子之間訴訟的故事。

中國向來以孝道為重，古代父子訴訟中，很少有兒子能勝訴的（父子訴訟本身就很少）。某地有兒子被父親告到了官府，兒子很害怕，就找到了一位訟師，希望能想想辦法。訟師表示，自古以來都沒有兒子忤逆狀告父親的道理，沒有辦法幫他。

但是兒子願意花重金，訟師於是問：“你有妻子嗎？”兒子點頭，表示妻子非常年輕。訟師接著問：“你會寫字嗎？”兒子表示自己讀過書，會寫字。

於是，訟師讓兒子寫了幾個字，認真看了看。然後讓兒子背過身去，只把手伸過來，在兩隻手上都寫了字。最後，訟師說：“我給你雙手都寫了字，你先不要看，一會兒上了公堂，問你啥你都別說話，痛哭就行了。”到了公堂之上，這兒子果然什麼都不說，只在那裡痛哭。

縣官很生氣，於是要用刑。兒子依照訟師所說，跪著挪到了縣官面前，伸出了自己的雙手。縣官一看，左手上寫著“妻有貂蟬之貌”，右手上寫著“父生董卓之心”。

縣官立刻明白了，於是不由分說怒斥父親，將他們都趕了出去。

中國古代是“禮法”社會，“禮”是法的基礎。在這第一個故事中，雖然吳熾昌沒有提及父親到底因何狀告兒子，但是依照傳統禮法，父親狀告兒子本身就意味著兒子有錯。在縣官在審案中，一定會以禮法為依據，大幾率支持父親的控訴。

但是，這位刁鑽的訟師，找準了“禮法”當中的另一個關鍵點：男女之大防。

“懸絲診脈”就是男女有別的特殊表現

前面我們說了，中國是禮法社會，而“男女之大防”則是禮法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禮記》中，對“男女有別”做出了非常細緻的規定，成為了歷朝歷代儒家教化民眾的基本規範。《禮記·曲禮》中有“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可以看出，即便是一家人，都要做到“男女不雜坐”。而且，男女衣物不能共用衣杆、衣架，男女不能共用毛巾洗臉，可是讓庶母（父親的妾）洗衣，卻不能洗裳（下衣、內褲）。在《禮記·內則》中，嫁出去的女子回孃家，其兄弟都不能與她“同席而坐，同器而食”。

“男女之大防”的觀念深入人心，在維護古代社會的穩定性上，起到了無法替代的作用。這就意味著，超越這一限制的行為，會受到所有階層的抵制，是“犯眾怒”的不可饒恕的行為。和“兒子忤逆父親”相比，社會影響力甚至更強。

縣官作為地方官，處理一個不孝子不算什麼大事，但是如果出現“父生董卓之心”這種事情，那一定會鬧得沸沸揚揚——直接證明了縣官和地方士紳在教化民眾方面，做的十分不到位。

所以，這個訟師不讓兒子看到自己寫的字，因為兒子若是提前知道，是萬萬不敢用這招的；縣官看了之後，也一定意識到問題十分嚴重；更關鍵的是，為了維護穩定，維護顏面，縣官不敢大肆調查，甚至不敢在公堂上明說這個問題……訟師這一招，太狠了。

但是，訟師這一招萬一沒玩好，事情鬧大了，這一家人就倒大黴了：本來沒有的事情，父親一定被眾人唾罵，再也抬不起頭；兒子會成為眾人的笑柄，只能遠走他鄉；而兒子的妻子，則會因為這子虛烏有的事情，名節不保，十有八九會自殺以示清白。

如果上一個故事還算是耍耍小聰明，那下面這個故事，訟師就真是違法亂紀了。

《客窗閒話》

某甲家庭條件不錯，他表弟某乙是個混混無賴，經常找某甲借錢。礙於親戚關係，某甲也會經常接濟他一下。某一年冬天，某乙又來借錢，某甲很生氣，這次就沒借給他。哪知道某乙被債主逼急了，借不到錢一時想不開，就在某甲家門口上吊自殺了。

某甲這次沒借錢給表弟，也覺得心裡有愧，於是等了一會兒就開門看看。結果，某乙在門口懸樑自盡了。幸好到了晚上沒人看見，某甲擔心這事兒說不清，趕緊跑到附近訟師的家裡，希望能得到一些指導意見。正在玩牌的訟師告訴某甲，趕緊回家把屍體放下來，藏好再回來。

某甲此時心煩意亂，也不敢多問，趕緊回家把某乙的屍體弄下來，藏好了。等某甲再次來到訟師家的時候，給了不少銀子，訟師又讓他回家，把某乙的屍體再掛到門口，關上門睡覺就行。除非官府讓他出來問話，他再出門。

於是，某甲戰戰兢兢的回家睡覺去了。第二天早上，村裡的保長髮現了死屍，敲門叫某甲沒有反應，於是報了官。縣官一來，敲門叫某甲，他立刻開門出來了。縣官就問了：“在你家門前上吊的這個人，你認識嗎？”某甲回答：“認識啊，這是我表弟，咋會來我家門口上吊啊？”

其實，那保長和幾個衙役都是某乙的債主，想著人死了欠債就要不回來了，於是趕緊說：“哪有表弟毫無理由死在表兄門前的？一定是這個某甲威逼的。”

縣官已經查驗了屍體，生氣的說：“他們兩個是親戚先不說，關鍵是屍體脖子上有兩道勒痕，一深一淺，這說明屍體是被移動到這裡來的，很可能就是為了訛詐某甲。你們說的這麼肯定，很有嫌疑啊！”於是，保長等人被帶走審問了，某甲啥事沒有，僅僅奉命埋了某乙。

大家也都看出來了，這個案子沒有兇手，死者自殺而已。但是為什麼某甲這麼緊張，直接報官不行嗎？

影視劇中的宋慈

問題就在這裡，中國古代的刑偵手段有限，地方官審理案件的關鍵不是“判”，而是“審”。地方官個人的主觀判斷，對審案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遇到命案的時候，地方官的審案依據，主要就是口供和驗屍結果。

中國古代屍檢主要依靠大量的經驗積累，宋慈所著世界上第一部系統的法醫學著作《洗冤集錄》，一直是地方屍檢的重要依據之一。正是因為如此，業務不夠精深的地方官，也容易受表面現象所迷惑。

《洗冤集錄·卷三·自縊》中有這麼一段話：“多有人家女使、人力或外人，於家中自縊；其人不曉法，避見臭穢及避檢驗，遂移屍出外吊掛。舊痕移動，致有兩痕∶舊痕紫赤，有血；移動痕只白色無血 。”

所以，地方官判斷某乙的屍體被移動過，正是依據於此。但問題是，僅僅以此就判斷某乙之死和某甲無關，顯然主觀性太強了——可怕的是，古代的很多地方官審案，依靠的正是這種“經驗之談”。而訟師正是利用了這一點，故意製造偽證，誤導了地方官。

這種破壞現場、製造偽證的行為，實際上是違法的。如果吳熾昌所講述的這個故事是真的，那訟師所為，就真的太沒有底線了。

最後，再簡單說一個故事，看看口供的重要性。

《審死官》中周星馳扮演的訟師

某甲和某乙一起做生意，後來某乙出去單幹，導致某甲生意衰敗，所以一直懷恨在心。有一天，某甲在酒樓喝酒，喝多了和人爭論起此事，於是藉著酒勁偷了酒家的斧頭，半夜把某乙殺了。

官府很快查到了某甲，於是一用刑，他就什麼都招了。某甲的妻子一看，抱著最後一絲希望找到訟師，希望能救救自己的丈夫。訟師索取了大量的金錢之後，告訴某甲的妻子：首先要找機會告訴丈夫，要反覆翻供，拖一拖審案的進度。

另一方面，訟師去了省城，託人打聽了一個消息，最近剛抓獲了一個大盜，押在大牢裡還沒審理。訟師大喜，趕緊賄賂衙役獄卒，偷偷見了這個大盜。訟師對大盜表示：你現在被抓只有死路一條，但是父母老婆孩子還沒人養活，你豈不是白死了？只要你再多承認一起殺人案，我就給你家很多錢，保證家人吃飽穿暖。

大盜自然願意，於是讓獄卒把家人叫來，訟師當著面給了他家人很多銀錢，打消了他的後顧之憂。幾天之後提審，大盜按照訟師所告訴的，承認了自己偷斧頭殺某乙的事情。

這邊既然已經有大盜承認了，簽字畫押不翻供，某甲的嫌疑自然就解除了。於是，訟師成功了，就這麼花錢給某甲找了個頂罪的。

我們之前說過，古代審案的最重要依據就是口供和驗屍結果，而其中口供尤其重要。地方官審案的時候，一般遵循“口供、五聽和刑訊”的順序，以獲取有價值的口供。

清末畫報中的《拘押訟棍》

口供是古代訴訟證據之王，一般先由當事人主動提供，如果多方口供一致，沒有異議就可以直接定罪了。但是，一旦口供有不一致的地方，“五聽”就派上用場了。

所謂五聽，《周禮·秋官·小司寇》中記載：“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自西周開始，歷朝歷代的官員都把“五聽”當做是審案的重要手段。但是即便如此，面對拒不認罪的問題，地方官還是要動用刑訊手段才行。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古代審案的證據之王“口供”，地方官如果想要獲取的話，只有這“三板斧”。如果在刑訊逼供的情況下，被告人依然反覆翻供，那正常情況下案子就只能拖延著了。這個時候，一旦有人主動認罪，地方官當然求之不得——因為簽字畫押的口供重於一切。

訟師正是看中了這一點，才敢大膽的找人頂罪。這可不是故事，在乾隆年間的福建漳州、泉州，以及廣東潮州、惠州等地，有錢人家殺人之後，找人頂罪的情況屢見不鮮，在當時被稱為“宰白鴨”。而到了道光年間，其他省份的刑案之中，也多有“宰白鴨”的記載。可見，在當時這種情況太多了。

所以，從上面的幾個故事可以看出，古代訟師之所以受人憎恨，不僅因為他們借官司斂財，更重要的是，他們藉著古代審案的種種漏洞，左右整個審案過程。若是有良知的訟師還好，如果是故事中的這些，顛倒黑白、偽造證據、破壞現場、找人頂罪，那就真的讓人不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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