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海外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2月3日，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在英国剑桥的家中去世，享年90岁。
斯坦纳是我非常喜欢的文学批评家和翻译家。他于1929年出生在巴黎。父母是奥地利的精英阶层，1924年嗅到了反犹主义的崛起，居家搬迁到了巴黎。斯坦纳的父亲在商业上有很大的成功，但就像当时大多数富裕的犹太人一样，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接触商业，而是成为老师或者治学严谨的学者，只有借助这种“辉煌的名声力量”（斯蒂芬·茨威格语）犹太人才能更容易被大众社会接纳。斯坦纳能够成为翻译家，在法语、德语和英语三种语言中切换自如，与他成长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他回忆说，他的成长经历中完全是三种语言并重，而背景也总是充满多重语言：“我美丽动人的妈妈通常以某种语言开头，以另一种语言结尾。每星期总有一天，一位身材较小的苏格兰女士会来读莎士比亚给我听，然后和我一起读……我跟随一位逃难的学者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他呼气时散发出淡淡的肥皂香和悲伤的气味。”《斯坦纳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
在战争和反犹主义的背景下，斯坦纳通过了法国中学毕业的会考后，来到了美国，后成为了美国公民。他原本要读耶鲁大学，后阴差阳错进入了芝加哥大学，受教于最杰出的一批大学学者。在罗伯特·哈钦斯主掌的芝加哥大学，正贯彻人文主义教育，即从西方最伟大的经典中聆听教益，擅长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斯坦纳在其中如鱼得水。
斯坦纳的学术道路几乎没有什么波折，1959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讲师，1967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语言与沉默》，1969年成为剑桥大学的特别研究员，1974年成为日内瓦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使用四种语言教学，直到1994年退休。退休后，他依然笔耕不辍，长期为《纽约客》等媒体撰稿。他的很多著作都有了中文版，博士论文《悲剧之死》，批评文集《语言与沉默》，还有《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海德格尔》《斯坦纳回忆录》。研究语言和翻译的代表作《通天塔之后》即将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大师批评译丛”中预告了他的《三十年文选》，也会随后出版。
斯坦纳与去年去世的哈罗德·布鲁姆一样，是一位大师级的批评家。尽管斯坦纳一直悲观地说，批评家做的是荒谬、时髦、肤浅的工作。他在《乔治·卢卡奇与他的魔鬼契约》中提及这个问题时说：“在二十世纪，诚实的人要做文学批评，实属不易。有许多迫切的事情要做。评论只是附属品而已。批评的艺术在于让那些或许最不需要帮助的读者关注文学作品，如果没有较高的文学素养，读者会读诗歌、戏剧或小说评论吗？……优秀的评论甚至比劣质的书籍更短命。”但是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却是我读过的最难忘的，最雄心勃勃的文学批评，其中任何一篇都有让人醍醐灌顶的影响力。
他《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更是想要恢复文学批评的野心，即应该让我们回想起自己伟大的文学传承，回想起无与伦比的高雅史诗传统，“它发源于荷马，延续到弥尔顿的诗歌，延续到辉煌的古雅典喜剧、伊丽莎白戏剧和新古典主义戏剧，延续到现代大师们的长篇小说”。
他的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是我读过最另类的爱不释手的回忆录，几乎每年我都会重读获得新的灵感。他在回忆录中提及，他根本不相信任何理论，这是身为人文学科的学者的基本操守，“我们对人文学科的反应是直觉叙事。在语意无拘无束的活力中，在意义的长河里，在诠释不受限制的交互作用里，唯一的命题是个人选择、品味、回音的相近或听而不闻。柯勒律治并没有驳斥塞缪尔·约翰逊，毕加索并没有比拉斐尔更先进。在人文领域里，‘理论’不过是失了耐心的直觉”。
关于翻译，斯坦纳有跟多的话要说。我们习惯于把翻译看作是一种两种文学形态之间的交流，但是斯坦纳的翻译理论拓展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人与人的交流需要翻译，文化之间需要翻译，甚至我们的自身文化之间也需要翻译——我们对古汉语的理解，英国人对古英语的理解，随着语境的剥离，时空的转移都需要翻译，所以翻译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最常见的生活形态，。翻译即理解，理解他者的文化，理解一种陌生的语言，理解一种我们不懂的学科，理解一个陌生人的所思所想，“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结合我们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最低识字度，全都有赖于翻译……没有翻译，我们将会生存在于沉默为邻的教区里”。
斯坦纳曾经感叹文学批评的著述往往生命有限，难以长久流传，它们有的在繁冗的脚注中找到了葬身之地，有的呆在图书馆的书卷上悄无声息地搜集尘埃，而批评著作想要名垂青史，要么得富于哲理，要么得风格独特，要么得拥有众多读者，然后才可能跻身于文学典籍之列。能做到这样的批评家，除了亚里士多德、塞缪尔·约翰逊、柯勒律治等等，大概斯坦纳也会成为他们的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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