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海外媒體的報道，當地時間2月3日，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喬治·斯坦納在英國劍橋的家中去世，享年90歲。
斯坦納是我非常喜歡的文學批評家和翻譯家。他於1929年出生在巴黎。父母是奧地利的精英階層，1924年嗅到了反猶主義的崛起，居家搬遷到了巴黎。斯坦納的父親在商業上有很大的成功，但就像當時大多數富裕的猶太人一樣，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接觸商業，而是成為老師或者治學嚴謹的學者，只有藉助這種“輝煌的名聲力量”（斯蒂芬·茨威格語）猶太人才能更容易被大眾社會接納。斯坦納能夠成為翻譯家，在法語、德語和英語三種語言中切換自如，與他成長的環境有很大的關係。他回憶說，他的成長經歷中完全是三種語言並重，而背景也總是充滿多重語言：“我美麗動人的媽媽通常以某種語言開頭，以另一種語言結尾。每星期總有一天，一位身材較小的蘇格蘭女士會來讀莎士比亞給我聽，然後和我一起讀……我跟隨一位逃難的學者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他呼氣時散發出淡淡的肥皂香和悲傷的氣味。”《斯坦納回憶錄：審視後的生命》
在戰爭和反猶主義的背景下，斯坦納通過了法國中學畢業的會考後，來到了美國，後成為了美國公民。他原本要讀耶魯大學，後陰差陽錯進入了芝加哥大學，受教於最傑出的一批大學學者。在羅伯特·哈欽斯主掌的芝加哥大學，正貫徹人文主義教育，即從西方最偉大的經典中聆聽教益，擅長拉丁文和希臘文的斯坦納在其中如魚得水。
斯坦納的學術道路幾乎沒有什麼波折，1959年擔任普林斯頓大學的講師，1967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語言與沉默》，1969年成為劍橋大學的特別研究員，1974年成為日內瓦大學的比較文學教授，使用四種語言教學，直到1994年退休。退休後，他依然筆耕不輟，長期為《紐約客》等媒體撰稿。他的很多著作都有了中文版，博士論文《悲劇之死》，批評文集《語言與沉默》，還有《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海德格爾》《斯坦納回憶錄》。研究語言和翻譯的代表作《通天塔之後》即將出版，浙江文藝出版社“大師批評譯叢”中預告了他的《三十年文選》，也會隨後出版。
斯坦納與去年去世的哈羅德·布魯姆一樣，是一位大師級的批評家。儘管斯坦納一直悲觀地說，批評家做的是荒謬、時髦、膚淺的工作。他在《喬治·盧卡奇與他的魔鬼契約》中提及這個問題時說：“在二十世紀，誠實的人要做文學批評，實屬不易。有許多迫切的事情要做。評論只是附屬品而已。批評的藝術在於讓那些或許最不需要幫助的讀者關注文學作品，如果沒有較高的文學素養，讀者會讀詩歌、戲劇或小說評論嗎？……優秀的評論甚至比劣質的書籍更短命。”但是斯坦納的《語言與沉默》卻是我讀過的最難忘的，最雄心勃勃的文學批評，其中任何一篇都有讓人醍醐灌頂的影響力。
他《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更是想要恢復文學批評的野心，即應該讓我們回想起自己偉大的文學傳承，回想起無與倫比的高雅史詩傳統，“它發源於荷馬，延續到彌爾頓的詩歌，延續到輝煌的古雅典喜劇、伊麗莎白戲劇和新古典主義戲劇，延續到現代大師們的長篇小說”。
他的回憶錄《審視後的生命》是我讀過最另類的愛不釋手的回憶錄，幾乎每年我都會重讀獲得新的靈感。他在回憶錄中提及，他根本不相信任何理論，這是身為人文學科的學者的基本操守，“我們對人文學科的反應是直覺敘事。在語意無拘無束的活力中，在意義的長河裡，在詮釋不受限制的交互作用裡，唯一的命題是個人選擇、品味、迴音的相近或聽而不聞。柯勒律治並沒有駁斥塞繆爾·約翰遜，畢加索並沒有比拉斐爾更先進。在人文領域裡，‘理論’不過是失了耐心的直覺”。
關於翻譯，斯坦納有跟多的話要說。我們習慣於把翻譯看作是一種兩種文學形態之間的交流，但是斯坦納的翻譯理論拓展了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人與人的交流需要翻譯，文化之間需要翻譯，甚至我們的自身文化之間也需要翻譯——我們對古漢語的理解，英國人對古英語的理解，隨著語境的剝離，時空的轉移都需要翻譯，所以翻譯是我們的日常生活最常見的生活形態，。翻譯即理解，理解他者的文化，理解一種陌生的語言，理解一種我們不懂的學科，理解一個陌生人的所思所想，“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歷史，結合我們社會-意識形態結構的最低識字度，全都有賴於翻譯……沒有翻譯，我們將會生存在於沉默為鄰的教區裡”。
斯坦納曾經感嘆文學批評的著述往往生命有限，難以長久流傳，它們有的在繁冗的腳註中找到了葬身之地，有的呆在圖書館的書卷上悄無聲息地蒐集塵埃，而批評著作想要名垂青史，要麼得富於哲理，要麼得風格獨特，要麼得擁有眾多讀者，然後才可能躋身於文學典籍之列。能做到這樣的批評家，除了亞里士多德、塞繆爾·約翰遜、柯勒律治等等，大概斯坦納也會成為他們的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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